後金（清）興起於窮山惡水之間，未入關之前，其是如何籌備軍糧的

自遼事興起以來，女真人“以商立國”的採獵經濟已難以維持後金政治與經濟發展需要，保證穩定的糧食供給成為擺在努爾哈赤父子面前的一大要務。

為此，後金統治者採取措施發展轄區內農耕經濟。相關研究顯示，清入關前後金農業生產有了較大進步，糧食基本達到自給。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這兩位大清王朝的開拓者為了獲取保證後金汗國支撐下去所需要的倉糧，除了努力發展自身的農業生產，重農積穀外，還透過八旗屯墾、大臣進獻糧食、

與明和朝鮮互市換糧、武力征服朝鮮獲取貢糧，最後還有對明王朝發動戰爭來搶掠糧食。

一、八旗屯墾

八旗是後金的社會組織形式，牛錄是八旗的基本組織。而牛錄製創立後，按規定是以男丁為計量單位的。

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努爾哈赤將國內“每三百丁編一牛錄，牛錄設額真一人”，同年，努爾哈赤因為“國人苦於糧賦”，特命“一牛錄出男丁十人、牛四頭，以充公役，墾荒屯田。”所收穫的糧谷要上交國庫。

有學者計算，按一丁墾地三十六畝計，當時八旗有二百三、四十個牛錄，一牛錄出十丁，共有二千三百多丁，可墾田八九萬畝，畝產一石，能收糧谷八、九萬石。這些糧食是後金主要的糧。努爾哈赤進駐遼瀋後，用“計丁授田”的方式將土地分給八旗兵丁。

八旗官兵的地是在天命七年（1622年）開始耕種的，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努爾哈赤便頒佈諭令向各牛錄男丁徵收官糧，用來充實後金的糧倉。

具體徵糧的諭令內容為：除當差的巴克什、匠人、哨臺的兵丁、在外駐防的甲士及為官差提供馬匹者可暫免官糧外，“其餘每一男丁皆徵糧一石”。同年二月，為了在瀋陽、海州、遼東三地貯糧備用。努爾哈赤下汗諭，向八旗各牛錄徵糧，內容為：“每牛錄男丁三百人，徵糧二百石，一百石運往瀋陽，另一百石，如屬海州人，即存放海州倉，如屬遼東人，即存放遼東倉。……著曉諭諸申官所管之漢人等，每三丁徵糧二石，一石送往瀋陽倉。

另一石，如屬遼東人，即存放遼東倉，如屬復州、蓋州、海州人，即存放海州倉。”

有學者認為，這是對正月釋出的納糧諭的補充和更改，將原規定的每丁納糧一石，更改為三丁納糧兩石。但也有學者認為由於前者規定當差者可免糧賦，故這兩個諭令其實沒有區別。

事實證明，八旗屯墾是確保糧供應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如在天聰八年（1634年），眾貝勒在上奏中還自責地提到：

“臣思不知當用何術俾國中倉庫充盈，比隆古帝，治臻殷富。”至清崇德三年（1638年）時，據史料記載，“八旗納官糧丁三萬一千八百八十九人，每丁以糧三金斗、草二十捆計之，共收糧九千五百六十六倉石七金斗、草六十三萬七千七百八十捆。”

二、官員獻糧

除了八旗牛錄定期上交的糧食外，努爾哈赤統治時期，大臣們為了表達自己對後金的忠心，也經常向後金進獻財物，這其中當然包括當時後金最為需要的糧食。

如天命六年（1621年），蓋州遊擊張玉維向努爾哈赤獻“粳米二十一石五斗、鹽二千四百斤”。

天聰九年（1635年），皇太極鼓勵諸貝勒、大臣捐糧：“今蒙古、虎爾哈，各國多來投降，若給倉庫的糧，則不夠用，所以大臣們都捐助糧食……”其中多爾濟額沒有捐獻糧食還受到了皇太極的責備。同年，歸降後金的都元帥孔有德輸糧一百石，總兵官耿仲明輸糧一百五十石時，皇太極以“歸附人民，糧已足用，不必輸助”為由，命令他們把糧食又運回去了。

可以看出這種透過大臣捐獻來獲取糧食的方式非常奏效。

對於捐獻糧食有功的大臣，皇太極還予以升遷等獎勵。天聰三年（1629年），羅文峪的守備李思禮“屯糧冊籍來降朝見，上擢思禮為遊擊”。天聰九年（1635年），三等梅勒章京李國翰“原管壯丁三百六十名，凡四年、增丁二百四十三名，又曾輸捐糧米五十五石，以食貧民。

雖值歉歲仍生聚繁衍，升為二等梅勒章京。”

三、互市換糧

在入關前，主要與明朝及朝鮮進行互市貿易。其中與明的互市貿易主要在遼東馬市進行。

遼東馬市指的是明朝對東北少數民族開設並直接管理的貿易市場。其貿易物件主要是東蒙古兀良哈部、海西女真部、建州女真部等部落。

據《明孝宗實錄·卷一九五》記載“於廣寧、開原奏立馬市交易。當時虜酋輸款，時以馬易鹽米，彼得食用之物”。

可見在明朝中前期，建州女真族在馬市上的交易主要是以馬匹換取糧食為主。到了努爾哈赤統治建州女真之時，與明朝的互市更為頻繁，有學者總結道：“天命之時，建州薄瘠，終歲所需，半仰互市，蓋以建州饒參貂之利，明人亦藉粟帛為交易之品。洎兩國失歡，互市遂絕。”也就是說，建州女真所用的布、糧食、鹽、耕牛等，多半在互市中用人參和貂皮換取。後金換取的糧食可直接收入糧倉，而換取的農具和耕牛可以幫助其開墾荒地，擴大農業種植面積，提高生產力，增加糧食產量。

建州女真在努爾哈赤的帶領下，改變了只知狩獵，不諳農耕的傳統，並且走上了逐漸向農業國過渡的道路。

天命四年（1619年），努爾哈赤在薩爾滸大戰中擊敗明軍，這場戰爭也導致後金與明朝的互市貿易受到嚴重影響，給後金國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出現了：“衣服極貴，部落男女殆無以掩體……鹽、醬極貴……今則將胡家尚有所儲，而閭閻則絕乏已久雲”的局面。

面對明朝的封鎖，後金只能將目光轉向朝鮮。

建州女真與朝鮮毗鄰，雙方往來較為密切。早在後金國建立之前，努爾哈赤在與明朝馬市進行貿易的同時，曾經試圖與朝鮮進行互市貿易。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努爾哈赤派部下對朝鮮的滿浦官員說：“欲將熊皮、鹿皮賣於滿浦，買牛耕田。”

不過，朝鮮當時忌憚於明朝的壓力，沒有答應。

因此，努爾哈赤統治時期的後金與朝鮮的互市願望並沒有達成。後金天聰元年（1627年），皇太極派阿敏貝勒出征朝鮮，發動征伐朝鮮的“丁卯之役”，依靠武力征服了朝鮮，與朝鮮“約為兄弟之國”，其重要目的就是建立起與朝鮮的貿易關係。當年夏天，後金國內就發生了嚴重的饑荒，皇太極因為糧米不足致信朝鮮國王請求與其市糴一年：“爾能開糴助我，以濟窘迫。方見兩國結為兄弟之益也。”

天聰二年（1628年），朝鮮終於迫於後金的軍事威脅，在本國尚“八道騷動，倉庫皆空”的情況下表示：

“貴國人眾，以食乏為憂，欲購一年糧……今諭令官員盡力辦米三千石，一千運往市上變賣，兩千無償相饋。此乃心意，非常例也。”

四、借糧朝鮮

後金（清）與朝鮮的往來並非僅限於互市貿易這麼簡單。

據朝鮮方面史料記載，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建州女真遭遇糧荒，“時西方失稔，虜地尤甚。老酋遣人來言於滿浦曰‘我境年兇如此，明春難以生活，聞朝鮮多有蓄積雲，幸相賑救’云云。”老酋，即努爾哈赤，這位在戰場上叱吒風雲的“聰睿汗”，因為災荒，糧食歉收，也會低聲下氣地去朝鮮乞糧。

建州女真這一求糧舉動甚至引起了明朝的警覺。

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明朝官員巡按遼東御史蕭淳言：“建州聯西虜暖兔伯，締昏忽刺溫，借糧朝鮮，聲勢叵測……”。然而此時努爾哈赤的實力還不足以威懾到朝鮮，再加上當時朝鮮忌憚明朝的權威，並不敢與努爾哈赤來往過密。因此努爾哈赤求糧的要求最終並未得到滿足。

天聰元年(1627年）後金與朝鮮結為兄弟之國後，朝鮮迫於後金的軍事威脅，面對後金的“借糧”需求，雖不情願，卻也不敢再敷衍了事。

據史料記載，天聰八年（1634年），後金再次向朝鮮發出“我國受天之佑，阿奴車訖羅兩國歸順者甚多，又毛兵投降者至於數萬，無以接濟，願得糧餉”的要求時，朝鮮為了贖回被後金在戰爭中俘虜的人口，曾籌集一萬數千石米，裝運載往義州，以應金國的需求。

清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極親自率領十萬大軍渡過鴨綠江，第二次大規模入侵朝鮮，迫使朝鮮與之訂立了“城下之盟”，這次，朝鮮正式成為清的附屬國，即由“兄弟之盟”變為了“君臣之義”。在朝鮮與清所簽訂的盟約中，規定了朝鮮每年需向清朝進貢的方物，其中一項進貢物為“米萬包”。後來朝鮮以“歲荒民飢”等各種理由搪塞這項貢米。

為此，崇德五年（1640年），皇太極下令，恩減朝鮮貢米的數量：“想爾國歲貢米萬包，皆取給於民者，今減去九千，止貢千包，俾爾臣民，同沾浩蕩，特諭。”

至於原因，有學者認為此時清國因為屯田積糧，糧儲豐足，所以才會如此慷慨地恩減朝鮮的貢米九千包之多。崇德六年（1641年），清攻錦州時，皇太極徵調朝鮮糧萬石，船百十有五艘。可惜運糧船在途中遭遇風暴，沉沒大半，加之明朝水師從中攔截，運至蓋州時，僅剩下五十二艘運糧船。

因此，朝鮮實際上進貢給清的糧食數量可能遠少於“萬包”的標準，但是，我們仍不能忽視朝鮮對後金（清）的糧食供給所做的貢獻。

五、掠奪明朝

儘管有各牛錄上交的官糧、官員的進獻、透過互市換取的糧食補給、甚至還有朝鮮的貢米，後金的糧倉還是隻能勉強維持後金社會的基本需求。

當天災來臨時，所剩無幾的倉糧顯然難以滿足日益增多的前來歸附的民。因此，努爾哈赤與皇太極需要迫切地尋找到一條更為直接、更為快速地獲取倉糧的方式，那就是發揮八旗軍隊善騎射、驍勇善戰的優勢去搶掠糧食。搶掠是努爾哈赤自起兵，皇太極將後金實力壯大直至清軍入關，一直都在做的事情。

建州女真族與其它部落及其他民族的征戰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搶掠的過程。

根據朝鮮使臣李民寏描述建州女真兵丁出兵之時的情景為：“無不歡躍，其妻子亦皆喜樂，惟以多得財物為願。如軍卒家有奴四、五人，皆爭偕赴，專為搶掠財物故也。”

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努爾哈赤宣佈“七大恨”，拉開了與明戰爭的序幕，此時的後金正面臨糧荒，所以每佔領一城掠奪的目標主要就是糧食。

天命三年（1618年）五月，後金軍即攻克法納哈花豹衝、三岔路等大小共十一城，“掘取其所藏糧食”，又入撫順路，“放馬食田中青禾，將往日窖藏之糧谷盡數運回”。同年七月份，後金軍攻下清河，並毀掉一堵牆、鹼廠堡，“將該路窖藏之糧谷，盡行運回”。天命四年（1619年），努爾哈赤甚至在給蒙古國王寫的書信中驕傲地說道：“直至春天，皆以我征服地方之糧米為食也！”

天命五年（1620年）六月，努爾哈赤“率步兵掠糧，入撫順路，直至瀋陽城外十里處，殺明兵百人，俘獲四千，掘取窖糧載歸”。

同年九月又“命軍入懿路、蒲河地方，取明糧谷。軍士至彼，即行打糧。”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後金軍向廣寧城（今北鎮）方向進發，大敗明軍。廣寧右屯衛城“遊擊、守備皆逃……所積糧草俱在”。

後金因此得到了明朝在廣寧右屯衛的存糧，存米數目為：“老米四十二萬一千一百三十石五斗二升、小米一萬五千零二十石七鬥一升、黑豆五萬四千三百二十石一斗一升、高粱一萬三千二百一十石五斗三升、共五十萬三千六百八十一石七鬥七升。”這五十萬石的糧食極大地補充了後金的糧食缺口，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後金的糧食問題。

天命八年（1623年），努爾哈赤命廣寧城軍士停止築城，並於廣寧城內外搜尋“藏物之地窖而挖之”“若得糧食，準所得之人售賣”。

努爾哈赤的這項政策極大地刺激了後金官兵收羅明朝漢民藏糧的熱情。隨著越來越多的明朝暗藏的糧窖被找到，也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後金最需要的糧食儲備。

皇太極和他的父親努爾哈赤一樣，都善於透過發動對明朝的搶掠來緩解自身的糧食危機。

天聰二年（1628年）皇太極致書明朝，甚至以威脅的口吻說道：“我將率敖漢、奈曼、科爾沁、巴林、扎魯特等部，築城毗居。

以俟秋成，取爾禾稼。”天聰四年（1630年），後金繞道蒙古進攻灤州，下令：“我軍既入城，分城中房舍滿洲漢人、各居其半。籍城中庫銀四百七十兩、倉糧一萬九石。”

天聰七年（1633年），正黃旗下副將祖可法上奏，建議皇太極率兵西征時，“要得南朝各處海運倉庫堆積米豆，並在地田禾，我兵仔細食用，不可作踐，以備久遠之用。”

崇德七年（1642年）四月，皇太極依靠漢軍八旗的紅衣大炮攻下了明塔山城，繳獲“倉米二千六百五十石”，皇太極命將這些米運至錦州倉。不久清軍又攻下距塔山不遠處的杏山城，接收城內“倉官四十六員……倉米六十石，糧谷八十四石，共一百四十四石”。以上史料記載均說明，搶掠是後金獲取糧食的重要手段之一。

六、總結

清入關前的倉糧來源渠道較為廣泛，既有傳統封建王朝的屯田墾荒、例行徵糧行為，又有少數民族特有的依靠戰爭掠奪補充倉糧。

雖然這種原始掠奪行為給遼東的漢民以及鄰國帶來了災難，但對於崛起中的後金汗國來說，無疑是得以補充倉糧，儲存並壯大自身實力最為有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