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記者在苗寨的蹲點筆記

在祖國的西南，雲貴高原苗嶺山地向東延伸著，形成連片的石漠化片區，土地資源匱乏，自然環境惡劣。在桂黔交界的大山深處，有一座古樸而又美麗的苗寨，那就是我要講述的烏英

在苗語中，“烏”意為美麗、漂亮，還有河水、山泉水的意思；“英”意為新娘子、新媳婦。烏英就是“美麗的新娘”

我在那裡，用“解剖麻雀”式的“標本記錄”苗寨正在發生的一切。僅2018年一年多的記錄，“苗山脫貧影像志”已生根發芽，30多組500多張照片，如一條條枝幹一片片葉子。“苗山脫貧影像志”的烏英苗寨不僅僅只是烏英，而是大苗山的烏英們。用“‘1+N’個苗寨=整個縣城”的報道模式。“1”是突破口，首先選擇了最偏遠、最具代表性的貧困村寨烏英苗寨作為主拍攝地，在取得整組報道成功的基礎後，再將報道範圍擴大到“N”（多個）苗寨，擴充套件報道的深度和廣度。剖析“1+N”個村寨，就等於剖析了一個縣的脫貧攻堅歷程，同時也管窺了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偉大時代

黃孝邦在拍攝村民野外準備午餐。覃天陽攝

　烏英，我來了

2017年11月5日，我第一次前往烏英。在手機地圖上，你甚至找不到“烏英”的所在，只能搜尋到“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縣—杆洞鄉—黨鳩村”。從南寧出發，汽車在G72泉南高速一路向北賓士，4個小時後到達了融水縣城。歇息一晚後，第二天一大早我便趕往杆洞鄉。那時，縣城到杆洞鄉的公路，有一半正在修路，經常堵車。另外半程經過一個雨季的雨水沖刷後，很多路段坑坑窪窪。汽車有時沿著山路不斷爬升，似乎要入了雲端；有時又不斷下墜，在谷底盤桓。沿路可見那連綿的山脈，蔥翠茂密的樹林，還有一個個散落的村寨，如一個個孤島深藏在大山深處。140公里的路程，我駕車一路顛簸6個多小時，來到杆洞。11月7日一早，我又從杆洞鄉出發，駕車25分鐘，終於來到了我要拍攝的烏英苗寨，距離鄉政府所在地13公里。

群山環抱，蒼翠護衛，兩條小溪從大山潺潺而下，匯合於寨子中央，又緩緩流出田地，再跌下山谷墜入雍裡河。據當地人介紹，大的那條叫烏噶，從貴州而來；小的那條叫烏英，從廣西而來。兩條溪流交匯於此，如同這裡的居民，有的戶籍屬於貴州，有的戶籍屬於廣西，卻又百戶同心。

桂黔交界，一直是苗、瑤、壯、侗等少數民族聚集的山區。烏英苗寨是這裡最偏遠的寨子之一，至今已有200多年曆史，世居人民都是苗族。清朝後期，為避戰亂和匪患，先後有吳、梁、潘、卜、韋五姓先祖陸續遷入大山深處這個隱秘的皺褶裡，開山拓土，繁衍生息。其中吳、梁、卜三姓從廣西融水縣黨鳩村遷入，各種稅賦由廣西征收；而潘、韋兩姓則分別由貴州荔波縣和烏英對面20裡外的南岑村而來，自然向貴州納稅，因而從100多年前開始，這個小小苗寨的居民戶籍註定分屬兩個省（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如今，烏英苗寨143戶居民中，102戶屬廣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縣杆洞鄉黨鳩村，41戶屬貴州省從江縣翠裡瑤族壯族鄉南岑村。烏英苗寨最大的特點在於“一寨兩省區，五姓為一家”，這裡是中華大家庭民族融合的結晶，民族團結進步的典範。戶籍雖分屬兩省（區），但在烏英人心裡，卻全無桂黔之分，所有田產、房屋全是“插花”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烏英從未發生失竊現象，大有“夜不閉戶，道不拾遺”之景。即便是到了鄉里，沿街商販晚上收攤，也只是把貨物簡單收拾，蓋上布膜，留在大街攤位上，無須搬回屋內。鄰里之間偶有糾紛，去蘆笙堂的古楓下請長者當面說清楚就好了。

坐落在“一寨兩省（區）”的山區腹地，使得烏英至今還保留著原始的風貌和貧困的烙印。因為交通的制約，杆洞鄉的整體發展也是相對緩慢。而烏英苗寨的發展相對鄉政府周邊的幾個村寨，經濟發展落後5公里外的寨子至少10年。截至2016年，烏英苗寨的140多戶家庭中，有92戶是貧困戶。

接下來的半個月，我慢慢了解熟悉烏英：

寨子的環境比較髒亂差，群眾生活依舊很貧困，貧困發生率超過60%；

受“狗不耕田，女不讀書”傳統觀念及經濟落後等因素影響，中年婦女們小時候都沒有上過學，幾乎不會講普通話和桂柳話，很多人縣城都沒有到過；

烏英山多地少，群眾賴以為生的是人均僅有的兩三分梯田；

黔桂兩省區聯合黨支部和跨省區教學點的執行模式很特殊，兩省區共管的模式也特別；

人們對蘆笙文化的熱愛超乎想象；

長期封閉和滯後發展導致烏英人在與外界的交流中，似乎缺乏一點點自信；

這兩年，合作社種過百香果，種過紅薯，都沒有得到很好的效益。

……

烏英這些基礎設施、文化、地理環境、生活方式、民俗、產業、黨建等方面的特點，成為我們日後研究它如何實現脫貧進而開展鄉村振興工作的基礎。

那段時間，我在苗寨裡積累了一些素材，也慢慢喜歡這裡，決定將這裡作為融水脫貧攻堅攝影報道的蹲點基地，“苗山脫貧影像志”這棵樹就這樣在大苗山開始種下了。每一項內容、每一個選題就是“苗山脫貧影像志”的一條枝幹，每一張照片、每一個文字就是一片葉子，每一次酸甜苦辣喜怒哀樂的瞬間，就是流淌在枝葉裡的滋滋養分。

　苗家歡樂多

苗族人是多才多藝的，所以苗寨裡的節日較多，農曆十二月初一至次年二月初一屬過年期。首先是苗年，年輕人吹蘆笙走村串寨交朋友、打同年，活動一直延續到春節，接著過春節。每年農曆臘月初六，四面八方的山民們便匯聚古楓下的蘆笙堂，共吹一堂蘆笙，笙歌載舞，通宵達旦，共慶新年。蘆笙堂邊挺立著四棵百年古楓，它們同根連體，枝繁葉茂，成為烏英一寨兩省（區）團結和睦的象徵。古楓被人們如金字塔般保護起來，既是祭祀先祖神靈的聖地，又是安放封存蘆笙和村民協商議事、休閒納涼之所。

二月中旬，擇日過春社。節日當天，村民集結隊伍，吹蘆笙繞著村子走半圈，預示春耕即將來臨，此節過後，吹奏蘆笙和苗笛等娛樂活動已到禁止期，大家須共同遵守禁令。傳說，很多年前，苗族先神看到大家沉迷於娛樂，不思農耕，便制定下這一規矩，讓大家行樂有節，依時農耕。

在眾多的中國民間傳統節日中，苗族的新禾節也許是唯一沒有確定日期的節日，大概約在農曆小暑到大暑之間，以早稻成熟為標誌。在苗寨裡，由於各村的水土、氣候等自然環境條件不盡一致，因此，早稻的成熟時間也會不一樣，往往會相差一天或幾天，因此，每個苗寨的新禾節也會有先有後，不盡相同，但苗族人民對於慶祝新禾節的情感是一致的，都是表達人們對豐收的慶祝和喜悅，隆重程度僅次於春節的傳統節日。新禾節共7天，第一天清早，各家各戶到田間取3根穀穗，開啟胎包殼包上米，叫“包粽子”，“粽子”包好後又放回田裡去，插上草標，再回家過節。封存半年的蘆笙，在這一天終於可以取出來了。

烏英蘆笙號稱苗族文化的活化石。烏英蘆笙調多曲長，悠揚婉轉，自成一格，每一曲似乎訴說一個深情動人的苗族故事。毫不誇張地說，沒有不會吹蘆笙的烏英人。他們吹蘆笙可以從早吹到晚都不覺累，且吹奏節奏齊整，蘆笙甩擺姿勢整齊大方，屬當地最具水平的蘆笙團隊之一。此外，苗歌也特別動聽，尤以即興編唱最為流行，無論男女老少都能張口成歌。

手的震撼

2017年11月，地處高寒山區的苗寨已入寒冬。

我在大雨中拍攝，相機、衣服被水淋溼，刺骨的寒風吹著雙手。一位老人突然出現在我的身後，她用手輕拍我的肩膀，熱情地招呼我到屋裡烤火。

在苗寨，火塘是非常重要的。火塘一般位於二樓正中，用寬厚老杉木板鑲製成一個長寬約1。5米，深約0。6米的正方形木槽，槽內用粘性強的黃泥巴填滿舂緊，中央安放有三腳鐵架，用於架鍋煮食。不僅如此，火塘更是取暖、聚會、聊家常的地方，年輕人走妹行歌、談情說愛、舉行婚禮儀式的場所。

我隨老人進入木樓，一群老人正圍坐在火塘邊，一邊聊天一邊喝米酒。坐定下來，一位老人突然抓住我的手，又是摸又是焐。老人用苗語似乎在說：“年輕人，外面好冷，你看你的手好冰……”在感受到老人突如其來的粗糙的大手時，我環顧火塘，昏暗的木屋裡，十幾雙飽經風霜的手在紅色的火光映照下散發著“靈光”。我被震撼了，心裡頓時升騰起一個感受：“這些手不就是脫貧攻堅的最關鍵的力量嗎？”於是，我決定把這些手放在產業脫貧的大背景下進行拍攝，透過手的肖像展現苗族群眾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在接下來的三個月裡，我拍攝了100多雙手。這些手有的握著木工刨刀，有的在搬運水泥，有的在栽種果苗，有的在建房時割掉了兩個手指……一雙手，就是一部人生奮鬥史。對準每一雙手，每一次按下快門，都是我對每一種人生表達的敬意。

田間地頭的午餐

由於地處雲貴高原東南部與廣西盆地的過渡地帶，石漠化問題嚴重，融水總面積4638平方公里，山地就佔到了85%，複雜的地理環境和惡劣的自然條件導致農村交通基礎設施嚴重落後。而烏英是其中更偏遠、落後的地方。據村幹部說，水泥路1978年就通到了鄉里，卻遲遲到不了烏英。山上有木材，可銷售也是個難事。他們還要扛著木頭，翻過一座山，蹚過一條河，走4個小時的路到鄉里去銷售。運輸成本太高了，比如一根木頭50塊錢，運出去的人工成本卻要半頭豬。

山多地少，烏英人賴以為生的是人均僅有的兩三分梯田。他們主要的生計是種地，但產量少，不夠吃。混著紅薯、木薯的雜糧粥，是苗家人最常見的飲食。他們的田地零零散散地分散於山間，有時候就是那麼一小塊梯田，烏英人無不視若珍寶。交通的不便，去田地幹個活，來回兩三個小時是常有的事。為了節省時間，他們常常帶上易於儲存的糯米飯、酸魚等食物，煮一把山上的野菜，燒幾條稻田裡的禾花魚，鋸竹筒成碗，修樹枝作筷，鋪樹葉為桌，午餐問題就這樣在山間地頭解決，千百年來形成了苗家獨特的飲食文化。有時，我在攝影的路上碰到他們，他們會熱情地邀請我共進午餐。天地為席，山間地頭的午餐自有趣味。

近年來，一些人正在透過發展教育、外出務工、發展產業來實現脫貧致富。與此同時，烏英人依舊日出而作，日落而歸，精耕細作著深愛的每一寸土地，延續著祖祖輩輩的傳統農耕生活。

牧童班的娘子軍

在田間地頭，在村口寨裡，我時常見到烏英娘子軍勞作的身影。青年男子外出務工去了，留守在家的烏英婦女們便頂了半邊天，甚至更多。上山下田，抬石頭，扛木材，修河堤，她們吃苦耐勞，不輸男子；做亮布，釀酒，洗衣做飯，照顧老人孩子，她們溫柔體貼，用愛溫暖著家。

我和她們之間的交流，就是我會的十幾個日常苗語。雖然我一直在努力學習苗語，但是要和烏英苗寨的婦女們能順暢交流，還需時日。我也一直提倡並在不斷去推動她們學習講普通話，實際效果很不理想，如我去學習講苗語一樣。

在烏英脫貧的路上，女性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而首先要做的就是讓她們識字，學好普通話。受經濟條件、地域環境、傳統婚姻習俗等諸多因素影響，20世紀80年代，全縣女童入學率只有20%左右。在更早的年代，苗族女童上學讀書的機會更少。因此，在烏英苗寨，出生於20世紀70年代之前的婦女，幾乎都沒有接受過教育，那時候，只有男孩子才可以讀書，女孩子要帶弟弟妹妹、放牛放羊、種田砍柴等等。如今，她們大多不識字不會講普通話。日常生活中，她們大多叫“xx迷”，迷，苗語就是“阿媽”的意思，前面xx就是她們小孩的名字。

今年48歲的韋妹麗是亮布技藝的傳承人。她跟我說：2016年，縣裡組織一批傳承人到柳州市開展交流活動。從未出過遠門的她接到電話通知後，一直不敢去。因為看不懂文字，也不會講普通話，不知道如何去坐班車到縣城，又如何坐車到柳州市。在柳州讀書的女兒卜銀花多次動員後，並說好全程陪同，韋妹麗才答應。“我就是個盲人”，韋妹麗說她第一次看到高樓林立和車來車往，很恐懼。

67歲的梁英迷在20世紀80年代擔任村裡面的婦女主任。她第一次到縣城，是隨隊到縣城學習。上課的時候，學員要按桌面上的名字來坐，因為看不懂名字，梁英迷隨便找個位子坐下。後來，工作人員點名時才發現她坐錯了座位。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時，梁英迷看著桌牌，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名字是這樣寫的。“這就是我的名字啊！”之前的尷尬瞬間被好奇和幸福取代。

梁英迷的女兒，44歲的梁足英說，小時候，她的小姐妹們個個都是牧童。她做夢都想讀書，經常揹著妹妹到教室外面偷偷聽課。她的讀書夢做了三十多年。

見到陌生人來到寨子裡，她們不敢說話，遠遠地躲開了。有時候，我在寨子裡碰到她們，會有意用普通話跟她們打招呼——“你好”“你去哪裡”“吃飯了嗎”。感覺這樣還不夠，和駐村指導員一合計，我們決定辦一個普通話學習班，想在晚上或者農閒時候把她們集中起來學習。剛開始，學習班進行得並不順利。大家並不願意來，家裡的農活確實挺多的。婦女主任何玉清自己帶頭參加，還挨家挨戶地上門動員。駐村指導員還想了辦法，給按時上課的婦女發一些小獎品，洗髮水、洗潔精、香皂之類。漸漸地，她們愛上了這個學習班，學得最多的一句就是：勞動最光榮，學習最快樂，歡迎你來烏英。

我希望有一天，她們會明白今天我們所做的事情的意義，就像梁英迷第一次看到自己名字時的那種震撼。

“有車的感覺真好”

剛來烏英那會兒，我還住在鄉里。後來在烏英待久了，有時候很晚才得回去，梁安合、梁英咪夫婦便給我收拾了一家房子。拍攝期間，我索性住到了他們家裡。大家都叫梁安合——老黨（老黨員的意思）。他是寨子裡少有的文化人，當過黨鳩村的副主任，當過小學老師，是村子裡德高望重的老人。他的兒子梁秀前在村子裡也是經濟能人。

2019年4月18日，老黨把原來零零散散記在牆上的已經模糊不清的購車記錄，又工工整整地在牆上抄了一遍。從摩托車到麵包車，從貨車到小轎車，不斷升級的車型，折射了這個家庭生活的變遷。“有車的感覺真好。”10年前，梁秀前從廣州將第一輛摩托車騎回寨子時，在家裡木板牆上寫下的這句話又重新寫了一遍。一天，梁秀前興致勃勃地給我講起了他的“購車編年史”：

聽我父親說，他第一次見到車還是在畫本上，直到公社裡開回了一輛拖拉機，大家才知道，這是車了。我小時候，父親帶我去鄉里，我第一次見到車，就愛上了這個“大傢伙”。回家後，父親用木頭造了一輛，很快成了最受苗寨小朋友歡迎的玩具。這輛木車還有方向盤控制方向，小朋友都搶著騎。

小孩子騎著木頭車的快樂，無法填補生活的窘迫。1994年，我到鄉里中學讀書。每年183元的學費，成了家裡無法承受的負擔。第一年東拼西湊，到第二年，沒錢了。

最終，我無奈地選擇了輟學。1995年，作為烏英苗寨當年唯一的初中生搭上了前往柳城縣的班車，成了寨子裡為數不多外出打工的青年。

我的第一份工作在柳城縣的紅磚廠開機器，做得好的話，每月有180元的工錢。一個月就賺夠一年學費，我也想過回去讀書，但是我每月大部分的工錢要寄回家買米，讀書也就成為一個漸漸遠去的夢。

打工第二年，廠裡的老闆買了輛摩托車，全廠加菜慶祝。他對我講，如果我每個月能存錢下來，我一定也能買摩托車。此後多年，我輾轉多地務工，每個月都只留極少的生活費，其餘的都寄回家補貼家人的生活，買車依舊是遙不可及的夢。

希望在2006年開始出現，父親來信說，家裡種了雜交水稻，米夠吃了，不用再寄錢來了。政府推廣的雜交水稻讓大家終於能吃飽飯，還有了餘糧。外出打工10餘年的我，這時候才感覺自己真正走出了大山，從黃土地的束縛裡掙脫。

好訊息接二連三。2008年，父親又來信說，家裡通了公路，還有一公里就到寨門口。我記起3年前和朋友許下的諾言，哪一天家裡通了路，就回家，我又記起自己一直以來的夢想，買車。

2008年底，我騎著新買的摩托車，載著妻女出現在烏英苗寨，全寨都沸騰了，這是寨子的第一輛車！當鞭炮響起，站在門口的母親留下了淚水。

回到大山，我開了寨子裡第一個小賣部，經常開著摩托車外出談業務。回到寨子的第二年，我又花費18500元購置了一輛二手面包車，並開了寨子裡第一家木材加工廠。第三年，我又購置了一輛更大的二手車來拉貨。

2012年，我的第四輛車進了門，也是一輛二手車。“我們的明天會更好。”父親在家裡木牆上寫下這句話……

2018年，梁秀前又花了7萬元購置了一輛小汽車，這是他購買的第6輛車。

有樹初長成

進入2019年，也就是我來到烏英的第三年。報道之樹正在慢慢成長時，我開始把部分精力放在脫貧攻堅這棵樹上。

長年的駐村紮根記錄，我和烏英的幹部群眾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併成為他們值得信賴的朋友，不知不覺間，我已成苗寨的一員。

3月份，大夥商議在寨子裡種樹美化環境。計劃中的第一種樹是山蒼子樹。這是一種在苗山裡很常見的野樹，漫山遍野都是。苗族群眾日常用樹枝來烤魚，用花籽來做鹽碟，特別清香。總之在他們看來，是一種野樹，沒有什麼大的價值。因為它們長在野外，連觀賞價值都被忽視了。實際上，山蒼子渾身都是寶，可以做油、藥材、調料。花期很長，兩三個月，非常漂亮。野樹的樹苗是不要錢的，也就是說，種這個樹，不需要投入很多的成本。我們沒有花一分錢，就把寨子美化了。

3月14日，大家決定好了以後，烏英苗寨聯合黨支部書記就開始廣播，說的都是苗語，他翻譯給我：明天，大家上山勞動，每家每戶順便挖兩三棵山蒼子樹苗回來，在房前屋後種。

第二天一早，廣播又一次響起，我聽到廣播裡有“黃記者”三個字。村民告訴我，支書在廣播裡說是我叫大家種的。而且廣播裡沒有說任何理由，就是說是“黃記者”叫大家種的。雖然我在烏英有一定的群眾基礎，但是，說是我發動群眾種樹，顯然是不太合適的。

有人看出我的擔憂，對我說，沒事，植樹造林不花錢，順手種，不影響勞作，就當是義務勞動。

就這樣，兩天時間，群眾都按照廣播上的倡議去做，140戶，每家每戶種了兩三棵。67歲的老黨員一個人種了50棵，還有核心團隊的積極分子在村裡的公共場所種了100多棵。這樣算下來，整個寨子種了四五百棵。但這個時候，很多人並不太清楚為什麼要去種這個野樹，甚至還有人把我們種在公共場所的樹苗砍斷拔掉。聯合黨支部的支書說，他會去做群眾的思想工作，可是一到廣播就只有黃記者了。

幾百棵樹種完了，大家一看，這不行啊，並沒有達到規模的效果。大夥一合計，要再次發動。於是又去廣播，又是黃記者。每次聽到這個廣播，我都有一點慌。

就這樣，一直種一直種，我也是一邊採訪，一邊幫忙種樹。沒有車子拉樹苗，我開車去拉。這個地方種哪棵？大苗還是小苗？這棵樹種哪裡，問黃記者。我不會種樹，種哪裡，其實我也不知道，村民太缺一個主心骨了。我不在烏英的時候，沒有人去種。

我就這樣深入參與這個事情，慢慢地變成了每一棵樹都是我的心血。那段時間，村民見面打招呼都是：你種了幾棵？

寨子裡能種的地方都種滿了，進苗寨3公里長的公路，每隔不到兩米，兩邊都種一棵。就這樣一直種到4月底，竟然種了5000多棵樹。也不是每天都種，因為到4月份，其實已經過了種樹的季節，我們每天就研究天氣預報，後面幾天有雨的話就種。

當年的雨季以及後來的長時間乾旱，這批樹的存活率僅有30%左右。即使是這樣，我覺得已經很好了。這件事，讓烏英的村民團結一心，幹成了一件事，達成了共識，至少不會再有人砍我們種的樹了。種樹要有所效果，必須是一件長期堅持的工作，每年都要堅持種。我深刻體會了發展產業之難、群眾工作之難，脫貧攻堅工作，一定要按規律來辦。

今年春天，我們又種了3000多棵李樹。如果說，野樹可以任其自由生長，那麼李樹種植之後的施肥、剪枝、除草、殺蟲、澆水，每一個階段的管護都非常重要，需要一個有凝聚力的團隊才能管好。這個團隊就是接下來的“雙語雙向培訓班”——牧童班的娘子軍。（記者 黃孝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