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精神刺激癮品，形成管制連續體，怎麼管制癮品是大問題

引言

現代的管制體系把精神刺激的癮品分為六類，六類從徹底禁止到可無限制獲取，形成一個由緊到松的管制連續體，這個連續體與另一個連續體—課稅—交叉而構成一個簡圖。稅收的軸線從零開始直到不可能負擔的禁止程度。起始點普遍可獲取而無稅為自由市場。從起點沿兩條軸線往外走，越遠處管制越嚴、稅越重，引起的非法活動也越多。這類活動要如何處置，得看第三條軸線制裁輕重怎麼定。由輕到重包括警告、罰款、遣送收容機構等，最重的是處死。

世界各國普遍在20世紀對咖啡因、酒精、菸草類癮品增加管制、提高稅額、加重刑責，但是這三類一直比鴉片類、大麻、可卡因，以及多數合成癮品 都容易合法取得。

美國的禁酒法令看來是個例外，其實也並不怎麼徹底。1919年的禁酒法案許可宗教聖餐儀式中飲酒、家釀自用的酒與烈酒處方。保稅倉庫裡卻存放著上千桶的醫藥用威士忌，倉庫有電警鈴，還有狗把守。藥用威士忌是完全合法的，即便取得的方法不一定正當。大城市的出租汽車司機就會出售假的醫生處方，每張2美元。

咖啡因類癮品的地位特優的原因最容易說明。

雖然從17世紀的保利開始，就有醫學權威不斷警告咖啡因類飲品有害，每每舉一些大量服用者為例，指這種人是“神經極度受損的奴隸”。19世紀法國濃烈咖啡的信徒之中的確不乏這種例項。至於適度的飲用，雖然也有不良影響，卻尚不能證明與危及生命的疾病有任何直接關聯。咖啡因沒有可以和肝硬化或肺癌相提並論的重病，也與犯罪或暴力扯不上關係。

約翰·麥卡恩說，咖啡能使人陶醉興奮，卻不會惹上警察。

靜脈注射的咖啡因不在此例，但這種使用法極少見。少量口服的藥物，尤其是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必然不像注射生物鹼類那麼危險。

我們可以說，咖啡因可以使警察不上門。咖啡因的抗憂鬱屬性，曾經防止自殺行為；它的提神作用曾經防止夜間駕駛出車禍。可口可樂針對以色列正統派猶太教徒做的廣告，只需要把一般廣告中衣服穿得少的模特兒換成兩鬢垂著髮捲的有禮少年即可。

基督教新教徒早已接受咖啡因類飲品是優於烈酒的良性替代物，佛教徒有以茶驅走“睡魔”的習慣，天主教神父也會啜飲著茶撐過馬拉松式的徹夜告解。

咖啡因的影響遍及所有社會階層，為上千萬人提供就業機會，而且深得權勢階級喜愛。荷蘭國會90%的成員喝咖啡，其中半數的人每天喝5杯或更多，在這兒禁咖啡，是不大可能的。含酒精飲品的情形就不一樣了。

1958年間，莫里斯·西弗斯在一部標準藥理學教科書中發表了不同型別癮品的上癮可能性評分。

按各種癮品在服用期間產生耐受性、情緒依賴、生理依賴、生理健康惡化、反社會行為，以及戒除期間產生反社會行為等狀況計分，

最高分數為24分，也就是每一項都得4分，結果得分最高的是酒精類，為21分，巴比妥酸鹽得18分，海洛因16分，可卡因14分，大麻煙8分，佩奧特鹼1分。如此看來，癮品的有害程度明顯與現行的管制立場不符，西弗斯評分之中最糟糕的癮品是酒精類，這卻是其中最容易取得的。

美國著名的麻醉毒癮專家勞倫斯·科爾布，在1957年寫的一封私人信函中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大麻煙引起的陶醉不像酒精的致醉那麼危險。那是快感與幻想症狀的混合，可能導致遐想與沉思，不會有喝醉酒常見的暴怒、喪失責任感、胡作非為的行為。”菸草類可以輕易取得，也是公然罔顧明擺著的醫學事實。菸草類雖然不像烈酒那樣會致醉，卻早就被認定是會使人上癮而且對健康無益的。

早在肺癌的研究未出現之前，人們就在批評菸草類會使服用者非用不可、會提高死亡率、會損害視力、會腐化年輕人、會使上癮者越用越兇。

假如西弗斯當年把尼古丁也列入評分奇怪的是他沒這麼做，其上癮可能性的得分一定有14~15分的程度，大概和可卡因一樣，如果咖啡因也列入，得分該有4~5分。

姑且不論評分標準如何，合法癮品畢竟也有危險性，管制法規也因而一再被指為偽善、不合理。

有關癮品的著述形成了一個獨立的論述愛德華·佈雷徹的《合法癮品與違禁癮品》算是個中元老，既評估不同藥物的相對害處，也表達對於政策偏離事實真相的憂心。在這些論述中，被引用最多的證物即是煙與酒。癮品的政治現實反對烈酒與麻醉品的運動都在19世紀晚期加快腳步，兩者使用的詞彙也很相似，指向烈酒的控訴亡國滅種、敗壞道德、傾家蕩產同樣指向麻醉癮品，科爾布曾說含酒精的飲品是“有害的麻醉品”，酒類卻安然度過所有國家的禁酒措施，也從來不是國際間真正打算管制的專案。

把酒類當作“癮品”討論，乃是相當晚近的事。酒類的地位優越原因何在？最明顯可見的即是這個產業在主導世界經濟及外交的西方國家裡規模龐大，而且有財政上的重要性。以20世紀初期的法國為例，包括製造者、零售者、運輸者、軟木瓶塞製造者，共有450萬至500萬人是靠酒維持生計，約佔法國總人口的13%。酒的課稅以前也一直是西方國家財政的基礎，例如俄羅斯，酒的稅收所得與整個軍事預算所需相等，非洲與亞洲的殖民政府也是如此。在近代的世界秩序中，不分“核心”地區與“外圍”地區，酒稅都是不可或缺的。

鴉片這時候的處境相反，重要性正逐漸衰減至少在大英帝國範圍之內已經不如從前。

印度對中國的鴉片貿易量在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縮小了，這也簡化了英國人改變立場的過程從力主關稅保護變成提倡國際管制。

釀酒業賺來的錢不但可以支付公務員的薪水，還可以贊助高雅文化。丹麥釀酒業鉅子雅各布森於1887年逝世後，把他的“老卡爾斯堡釀造廠”遺留給一個推廣藝術、人文、科學研究的基金會，結果形成很微妙的籠絡作用。直到今天，多數丹麥人認為喝啤酒是一種良好的、愛國的行為。

對卡爾斯堡有益就是對丹麥有益，最起碼是對丹麥學術的、藝術的機構有益，這些機構的經費都靠卡爾斯堡基金會捐獻。

酒類生產的規模與地點也是重要因素，葡萄栽種、釀造、蒸餾一直普遍盛行於歐洲和伊斯蘭文化以外的世界各地，麻醉品的生產卻是有侷限的，鴉片大部分產自南亞的貧窮國家和殖民地，古柯葉大部分來自秘魯和爪哇。

本來有少數幾個工業化國家在製造可卡因和嗎啡，其中以德國的生產量最大。

結語

德國起初是反對管制政策的，其產能也威脅到1912年《海牙鴉片公約》制定的整個國際管制計劃。後來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英、美代表在巴黎會議上堅持條約中要強制戰敗的同盟國遵守《海牙鴉片公約》。德國、土耳其，以及另一個頑抗的國家必須在國際聯盟監督下同意管制出口。希特勒雖然在1933年令德國退出國際聯盟，德國政府仍然默默繼續配合癮品管制當局。納粹黨對於違禁品買賣一貫是堅決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