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南明之初，為何都對華北義軍棄之不顧，只顧偏安一隅？

公元1128年秋天，靖康之恥發生後的第二年。河北和河東（即山西西南部）的義軍在抵抗了近三載春秋後最終被金軍征服，留下成片的屍骨和荒蕪的孤城。

無獨有偶，500多年後的南明這樣的場面再一次發生在了河北、山東的土地上。1644年五月，當清軍入關佔領北京城後，明朝鄉紳百姓推翻了華北大部分地區的大順基層政權，組織起了義軍並以“復明”為旗號，形成了一大片權力真空帶。直到1645年年初，這些義軍才被清軍逐個的擊滅，短時間難以形成大規模的起義。

為何歷史會這般輪迴呢，華北的義軍為何在相似的歷史背景下，遭到了同樣的拋棄呢？

在這背後似乎有“歷史週期律”的作用，但實際上兩者的情況卻有不那麼相同。（若已瞭解基本史實，可翻至文末）

自1125年金軍南侵伊始，民間義軍就開始集結起來。有的侵擾金軍的補給線，有的自行向開封靠攏，期望能解國都之圍。太原知府張孝純和宣撫司統制王稟率領軍民頑強抵抗粘罕長達9個月的時間。可見此時儘管北宋末年國勢糜爛，宋朝軍民的抗金熱情仍然不容小覷。

正是在此情形之下，孤軍深入的金軍深感陷入宋朝軍民的“汪洋大海中”恐怕久久不能自拔，暗地商量著撤退事宜，不料北宋最高權力集團昏聵不已，生怕義軍就此做大，直接同意了金人的要求，還把正在抵抗的太原、中山、河間三鎮劃歸金朝。

1126年，金軍再度南下攻破了汴梁城，史載金兵

“殺人如刈麻，臭聞數百里，淮泅之間，亦蕩然矣。”

濃濃的血腥味透過這句話透露出來，當地百姓遭到滅頂之災之時，毅然奮起反抗。“豪強者聚眾寨處，而農人無可耕之土，市肆無可居之崖，則率依之，而據太行之麓。”

三鎮百姓“懷土顧戀，以死堅守”，譜寫了一篇篇壯麗的悲歌，卻最終沒能抵擋金人的鐵蹄。太原府堅守9個月、河間府堅守14個月、中山府堅守2年零2個月，破城後大都被金人屠城，即便老弱婦孺也未能倖免。

河北、河東各地義軍頻頻湧現，他們大都結寨自保、互相通訊，丁進擁兵十萬、李成擁兵數萬、沒角牛楊進擁兵近百萬、河北五馬山抗金義軍也擁眾十萬餘。華北義軍的數量總數有稱一百萬的，有稱兩百萬的，總之形成了

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而華北各地義軍中，最為大家熟知的就是太行山的八字軍。八字軍以王彥為領袖，自覺在臉上刺“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總人數最高可達十多萬。

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由康王趙構草創的朝廷，實際上也有對義軍進行過爭取。重新上任的主戰派宰相李綱派遣了張所、傅亮前往北地統籌義軍，同時任命宗澤為開封知府兼東京留守。李綱看的很明白，這些義軍如果

“不早遣使慰撫之，臣恐久之食盡，為金人用矣。”

於是在這三人的領導之下，義軍一度曾集結起來歸附在宗澤的旗下，其數量一度達到了上百萬人。

但好景不長，在汪伯彥和黃潛善一批投降主義謀臣的煽風點火下，趙構遷都的想法越來越濃烈，於是乎李綱、張所、傅亮這批主戰派官員被罷免，各地的勤王軍也被趙構解散，甚至被冠以

“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之患”

的帽子，在政治上視義軍為“群盜”。

趙構在金軍沒有任何威脅性動作的情況下，匆忙在1127年10月逃竄至揚州，為定都建康做準備。河北、河東的義軍遭到了朝廷的拋棄，只留下宗澤一人留守，統籌整個華北局勢，宗澤也沒有放棄請趙構還都開封的想法，在1127年7月到他死前，宗澤接連上書24封，卻並無作用。

1128年7月，宗澤病逝，死前高呼三聲渡河。而他的繼任者杜充卻選擇了將華北的義軍盡數拋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

“

宗澤

在則盜可使為兵，杜充用則兵皆為盜矣”

義軍因內鬥而旋即為盜賊者，比比皆是。原本宗澤的北伐大計，也盡數化為泡影。

在1128年秋天，金軍趁開封留守宗澤病逝後發動南侵，華北各處義軍奮力抵抗。其中，粘罕圍攻潭州、濮州遭到了頑強的抵抗，濮州守將姚端甚至夜襲敵營，粘罕赤足而逃差點被活捉，兩座小城皆抵抗月餘最終被屠城。遍地的河北山東義軍也因孤立無援、武備落後而被金軍各個擊破。

杜充為了延緩敵軍攻勢，便決開黃河，河南處處成一片澤國。到1129年6月，杜充便下令要求軍隊撤往建康府，岳飛據理力爭，卻最終只能懷著悲憤之情撤退。

1130年2月，開封陷落。華北各地義軍的抵抗就此進入下一個階段。各地的義軍開始變成武裝的流民集團，互相吞併、劫掠、甚至開始攻打南宋的城池（如義軍將領桑仲層率眾三十萬攻擊王彥官軍所守的金州城）。

華北的百姓仍然期望自己的大宋王朝能有一天興師北伐，逃離這痛苦的民族壓迫政策。 但歷史最後告訴我們，南宋苟延殘喘一百四十九年後最終滅亡。

回望兩宋交際之時，儘管義軍最終失敗，但仍有李綱、宗澤、岳飛、王彥等一眾將帥文臣看到了河東、河北義軍的愛國熱情，善待他們、重用他們，為他們創造機會。

可到了南明，浩浩蕩蕩的華北平原，也找不出若干文臣武將，成為這些地區百姓心中的頂樑柱。

對於南明來講，拋棄華北各處義軍的最大理由，是掌權者

期望聯虜平寇，而在河北和山東之間製造一個緩衝區。

1644年3月18日晚，崇禎皇帝煤山自縊，19日李自成率領闖軍進京。

1644年5月2日，多爾袞率領滿族大軍入主中原。

1644年4-6月份，在大順軍山海關大敗拔足西撤後，河北、山東及河南東部幾乎成為了三方混戰的權利真空地帶，地方紳民自保割據，有的心向大明、有的已經心向大順，勢力範圍錯綜複雜。而此時，三方的戰略目標大不相同。

大順軍方面忙著西撤，躲避清朝的兵鋒，又因基層官吏的匱乏，大順這個農民政權沒有把握這片地區的野心，也沒有把握這片地區的能力。

而在南京草創的弘光政權則全盤繼承了北京政府的黨爭傳統，並圍繞著“定策”進行權利的鬥爭，武將跋扈、文臣怯懦，所謂的東林君子也不過是迂腐偏狹的高談闊論之輩，尚無一人有安邦定國、中興大明之才。明清史專家顧誠在他的著作《南明史》中評價道：

“弘光政權一直是在大臣和軍閥的勾心鬥角中苟且偷安，在內訌中粉墨登場，在內訌中分崩離析。”

於是就給了清朝方面可趁之機。1644年5、6月份，清朝派遣降臣王鰲永、方大猷招撫山東，又派遣固山額真覺羅巴哈納率兵攻打，河北、山東大批州縣見難得舊主援助，便望風而降。清朝勢力進入華北地區之後，當地的地主階級迅速向清朝官方靠攏，顛覆和剿滅大順方農民軍勢力，但各地的抗清義舉仍然此起彼伏。

1644年7月，方大猷在啟本書中無奈的承認儘管清方勢力名義上佔領了山東，但實際的統治力量非常薄弱，他自身率領計程車兵只有600多人。而以戶、工二部侍郎的王鰲永卻在青州之變中，被大順軍隊搜獲處斬。青州之變發生後，方大猷才向清廷請發“真滿洲兵一萬”平定山東。

而在河南，明朝官紳打起復明大旗、大順軍控制著豫西地區，而一些原有的反叛武裝和土賊則是騎牆派，他們

“分轄數百里，擁眾十餘萬”。

總之，河南的形勢也如同山東一樣，各方勢力魚龍混雜，亂成一鍋粥。 在此情況下，最先反應過來爭取這片地區的也是清廷，並在8月到9月份迅速控制了黃河以北的地區。

自1644年5月到9月，只見心向大明的官紳，卻不見南明朝廷的任何舉動，致使這批義軍孤立無援，被清廷迅速鎮壓控制。清方的反應速度，顯然要高於500年前的金朝軍隊。而南明朝廷的“無動於衷”，“隔岸觀火”，一方面來自於當時內部派系的黨爭情形，另一方面也源自南明最高決策集團

“聯虜平寇”

的戰略方針。

南明朝廷甚至封吳三桂為薊國公，稱其為“功在社稷”的舉動，還希望能和吳三桂取得聯絡，藉助清廷的力量掃滅流寇。他們對清廷野心的估量不足，也沒有認識到大順軍實際上也是可以爭取的力量。《南明史》中評價道：

“他們（史可法等一眾南明官僚）始終抱著款虜的幻想，擺出一副謹慎可憐的樣子，企圖博得清廷的歡心。弘光朝廷這種先天的軟弱性，使清廷不費吹灰之力輕易的接管了黃河中下游大批州縣。這些地區的許多官紳既得不到弘光朝廷的兵力保護，被迫歸附清朝。”

在這般猶猶豫豫的局面之中，華北平原大片的義軍被明朝計程車大夫們頃刻間的拋棄，原本應該被爭取的義軍，也成為了清軍的附庸品，餵飽了他們南侵的野心，致使之後江南十室九空的悲劇。

南宋和南明的義軍都曾經在歷史上發揮過相當的作用。在北方政權沒有有效的建立起基層統治之時，這些紳民自發的組織起來，以復國為旗號進行武裝抵抗，沉重打擊了侵略者的囂張氣焰。

華北各處的義軍，他們在山河破碎的情形之下，挺身而出，守住了王朝最後的尊嚴。義軍雖弱，但其挺拔的傲骨和頑強的意志，卻永遠的刻在了歷史的長河中。

從歷史的表象上看，似乎南宋和南明的義軍被拋棄，都是一些掌權計程車大夫的個人所為，但實際上我們並不能忽視某些歷史動因和趨勢導致的群體性格和群體判斷。

首先，

無論是南宋還是南明，這兩個偏安的小朝廷實際上都極大程度上繼承了王朝末年的

腐敗和昏庸，同時也繼承了他們的政治體制

。

第一

、無論是南宋還是南明的官僚系統，

都已經被腐敗深深的滲透

。而透過此掌權的高階官僚，也是深諳政治陰暗面的權利怪獸，從而導致了政治權利中心的集體性格是偏向保守的。從最高權力中心樞紐來看，無論是康王還是福王，都有著同等的怯懦，掌權文臣的無能和軟弱，也是類似的。

第二、南宋和南明繼承的政治體制問題

，都有無法短時間集中力量的一面，也有輕視武人的一面。“文視武如奴婢，武視文如寇仇”這句話是南宋和南明文武兩班官員之間矛盾的真實寫照，因而對於士大夫對於義軍本就心生歧視和輕蔑。同時，南宋和南明

南宋和南明統籌義軍的能力是極為有限的。

南宋、南明儘管都面對生產力沒有被大幅度破壞的南方，但都面臨著一個難題：

難以建立有效的基層稅務體系。

舊有的財政難題沒有經過改革，地方收不上稅來，沒錢打不了仗，錢糧幾乎都集中在了大地主大官僚和富紳的家中，朝廷財政舉步維艱，自然養不了那麼多的義軍。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決策者認為與其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漫無邊際的華北義軍，不如培養幾支可控的、能征善戰的勁旅。

其次，義軍的整體素質也相當堪憂。

義軍自身的問題，無疑全都暴露在封建士大夫的眼裡，因而很難取得廣泛的信任。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也曾經率領義軍抵抗清朝侵略，他寫的《宋論》中無情貶斥了義軍有兩大問題。

第一、實際戰力不高。

《宋論》稱義軍：“其名曰萬而實不得半也。即其實有萬，而可戰者，不得千也。可戰者千，而能不大勝則前、小挫則卻者，不得百也。”即王夫之認為萬餘義軍中，真正能稱的上戰鬥力的幾不過百。又因為義軍缺乏官方的正式援助，無論是糧餉還是裝備都極其缺乏。所以南宋末年看似有200萬義軍浩浩蕩蕩，實際上戰鬥力相當堪憂。

第二、紀律渙散。

《宋論》稱義軍：“無軍令以整齊之，則遊奕無恆；無自糧以饋給之，則掠奪不禁。遊奕無恆，

則敵來而不覺

，掠奪不禁，

則民怨而反戈

。”這些義軍當中成分混雜且多是討生活的饑民，他們以義軍為名公然劫掠也有案例，義軍這個名頭，也只不過是許多人討生活的方式而已，藉此來向朝廷要口飯吃。所以才會被南宋官方認定為

“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之患”。

除此之外，義軍還有各自為戰的問題。

這些義軍缺乏統一的指揮，往往需要約定時間一起作戰才能成功。但義軍內部各立山頭、關係複雜。武裝火併的事情也常常有之，如南宋建炎三四年間“中原群盜蜂起，大者據縣，鑄印擅生殺，更相吞噬，以圖非望。”由此可見，這些義軍甚至成為了割據一方的地方勢力，有時甚至不聽從朝廷的號令。義軍的“義”只是一部分地方豪紳趁亂在政治上佔領制高點的一張牌而已。

因此，與其以義軍冠稱，不如以

“部分武裝起來的流民集團”

來形容更為恰當。

再次，華北義軍所處的地理環境在軍事上極為劣勢。

自遊牧民族入關以後，華北平原一馬平川，無險可守。儘管數量上有數百萬義軍，但在野戰中極容易被遊牧騎兵一衝擊潰。從軍事角度上來說，理智的選擇是將戰略的防守線撤到黃淮一線，依附天險。

最後，南宋和南明根本上都是一個封建王朝。

這也是華北義軍被拋棄的根本原因。居於統治地位的大官僚、大地主階級從未將百姓視作一個個鮮活的個體，承受切身的苦難，而是將百姓視為一種資本、物資；一種可以隨意拿來拿去的物品、工具。

封建官僚士大夫敵視人民武裝，因此南宋的東京留守杜充可以不顧黃河兩岸百姓生死，決開黃河口；南明的史可法可以不顧華北百姓生死，將其視為聯虜平寇的基本籌碼。

所以總有人會說，假如明朝沒有滅亡會如何如何、假如宋朝沒有滅亡會如何如何，我在這裡借用明史專家顧誠的一個判斷：“我認為在當時社會條件下，明朝覆亡以後，中國仍將建立一個封建王朝，社會仍將處於封建制度的框架內。”

只要反封建的任務沒有完成，義軍的歷史悲劇將會再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