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芝加哥做防自殺干預，我看到了他們如何在異國老去

原創 西答 三明治

西答是7月短故事的作者，她寫下了自己在芝加哥一所醫學院做研究員時的經歷。為了調研華裔老人的健康和生活狀態，西答接觸到許多在異國他鄉老去的“樣本”，其中有需要進行防自殺干預的孤獨身影，也有滿足對安享晚年期待、給人能量的故事。衰老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課題，在這些關於如何老去的可能性裡，或許我們可以跟隨作者思考同一個問題——怎樣才能度過一個幸福的晚年？

文｜西答

編輯｜二維醬

“我每天都想她，我每天都想死，死了就能見到她，我就不會這麼痛苦了。”

他的眼睛盯著前方的空氣，好像我並不存在。沙發上突然變得不再舒適，我調整了一下身體，低下頭，盯著筆尖，它停在筆記本的空白頁，不確定應該往哪邊挪一挪。

張叔叔是我做防自殺干預的第12個老人。他瘦高，看得出頭髮梳順過，穿著一件合體的薄外套。他沒有注意到衣袖上幹著一塊食物殘渣，襯衣的一個角從側面伸了出來。他從二樓取下一個鞋盒，拿出一張照片，遞給我。那是一張黑白照，“這就是我老伴，去年剛走了。這是年輕時候拍的。”

“阿姨很好看。”我說。

我記得他的哽咽，記得我們的話匣子都打開了一些，記得我們又聊了很久，直到廚房落地窗外的草地翠綠到有些晃眼，提醒我已是正午。

四年前，我在芝加哥一所醫學院做研究員，調研芝加哥大區華裔老人的健康和生活狀態，一年時間裡，我採訪了一百多位華人老年人。常規訪談包括一些量化問卷，問卷裡很多是不是，有沒有，有的話到什麼程度的問題。調查也涉及一些敏感問題，比如受訪者的抑鬱或者自殺傾向，以及是否有被虐待的經歷。符合條件的，會被納入干預專案，每週會有專人上門“話療”、繼續追蹤收錄資料。

在美國生活的近五百萬華人裡，每十個裡就有一個65歲以上的老年人。這些老年人裡，有三分之一來美時間不超過十年，屬於跟隨子女晚年移民。中國人講“落葉歸根”，但是他們出於親情，被反方向吹到了海的另一邊。有的人軟著陸後安家立命，有的人盤旋著不知如何降落。

環看四周，茶几上和地上散落了一些孩子的玩具和書本，牆上的架子上橫七豎八地擺了一家三口的照片，每一張照片裡的人牙齒都露了不止八顆。

“這是你女兒一家三口的照片？”我問道。

張叔叔點點頭，“女兒嫁了老外，聽不懂中國話。外孫原本中文還可以，小時候我接送他上學，放學他會給我講講學校的事，後來慢慢不講中文了，現在我也聽不懂他說話了。你不來，我現在每天都不說話，沒人說話。”

我們聊到了張叔叔老伴去世的那天，“太突然了，那天早上我送外孫上學，就在家門口，只要幾分鐘校車就來了。回到家就看到她趴在地上，那裡。”他舉起手，指了指客廳和餐廳間的過道，聲音開始顫抖。我輕輕地深吸了一口氣，思索了幾秒，雖然是第一次見面的男性長輩，但我還是決定伸出手，握住他的手。他此刻只是需要一個人，一句安撫，並不在意是誰，說了什麼。他平復了一小會情緒，慢慢地說，“我和老伴說好了，幫女兒把孩子看到上完小學，我們就搬出女兒家，找個小公寓，我們自己過去。眼看外孫都上四年級了。”張叔叔的語氣開始變慢變長，“太突然了，幾分鐘的事情，太突然了。”我開始擔心他的情緒起伏，因為我自己的情緒也變成了一團麻。當人開始拷問生活的無常，就像是對著一片虛空喊話，聲嘶力竭也換不來一聲回答。

我跟張叔叔說下週會再來看他。我問他還有什麼需要幫忙的，他問我，除了坐18號公交車，他家附近還有什麼別的公交車可以坐，“我以前和你阿姨坐這趟車去老年活動中心，她性格外向，她帶著我，我就跟著她。現在我自己，沒事就從這頭終點站坐到那頭，半天就混過去了。”

道別後，我坐進車裡，準備整理一下情緒，抬頭看見張叔叔靠在門口樹邊，我都忘記了中國人送客出門習慣目送到客人遠去。我只能啟動車子，緩緩駛出停車位，離開他長長的注視。

這是一個典型的芝加哥南郊居民區，方方正正的獨棟別墅裡住著方方正正的一家幾口人。白天見不到人，孩子上學，大人上班，老人自己在家，唯一的活力來自窗外偶爾找食的松鼠，弧形跳躍著穿過馬路。抬頭看天，樹杈們隔著馬路試圖接近對方，樹葉們興奮地來回擊掌，那簌簌聲，放大了樹下人的孤獨。

開車五分鐘，我來到琴姐餃子館，這是我每次在這一區訪談結束的歇腳處。一碗三鮮餃子，一份涼拌豬耳，堂食。我並不愛吃辣，但是在這裡一定要來一份辣椒，澆到餃子上，這樣才好躥一身汗，提振精神，繼續下一個訪談。

我把iPad豎起來，放在側面，不遮擋我和受訪者的視線交流。這份量化問卷有上千個問題，所以要用電子化的系統收錄。隨著對話進行，我在螢幕上點選，儘量減小手指動作幅度。

我並不喜歡這種形式的採訪，數字化的選項讓我和受訪者感到一種隔閡，他們渴望被傾聽，他們話中的溫度很難用生硬的阿拉伯數字紀錄。我時常需要暫停問卷，抬頭和他們對視一會，放鬆地聊一會，也順便提醒自己，不能把他們的真心，只是當作資料點來對待。

李阿姨是另一個讓我很難用數字量表去紀錄和了解的人。

她七十歲出頭，退休教師，五六年前來到美國，和獨生女團聚。她和老伴住在一棟養老公寓裡，在一個很便利的郊區小鎮中心，周邊有醫院、超市、公園。我們第一次會面，她有點靦腆地頷首，躲避著我的眼神，有一種和她年齡不相符的羞澀感。

我們在她家餐桌旁坐定，面對面，手裡各握一杯水，很有一種採訪的正式感。我提醒她放鬆，我會問一些問題，然後我們可以聊聊天。看阿姨狀態不錯，我以為這會是一場比較輕鬆的對話。

遇到一些敏感問題，我會先鋪墊一下，“下面的問題可能會讓有過類似經歷的人感到有些不適，但是請理解，您真誠的回答很重要，如果需要暫停，我們可以休息一會。”

她點點頭。

“您身邊的人或者陌生人是否曾經有對您有過虐待行為，包括語言虐待、精神虐待、身體虐待還有性虐待。”

她沒有馬上否定，我抬頭看她，“不著急，您先喝口水，您願意聊的話，我們可以聊一聊。”

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我小時候，看爺爺奶奶分開房間睡，不明白，現在到我老了，也到了分開房間睡的時候了。”

我有些不明就裡，但是沒有做聲，讓她繼續講述。

“女兒幾年前給我們辦了身份，讓我們在美國養老。可是他們現在搬去加州了，我們在芝加哥，我老伴不想搬。”她又是一聲嘆氣。

“我老伴，年輕時他對我打打罵罵，我恨自己沒有跟他離婚。現在老了，打不動了，我們就不說話，他每天出門打牌交友，逍遙自在，回到家我們各吃各的。女兒想讓我們過去，大事上我是沒有發言權的，他不肯去，我們就不能去。你問我有沒有被虐待，”她停頓了幾秒鐘，“這可能算虐待吧？你說呢？”

這次換她抬頭看我。她的眼神迷茫。

我嘗試用平和的口吻，“為什麼恨自己年輕時沒有離婚呢？如果你十分想去女兒那裡，為什麼不能你自己去呢？”

“退休前，我倆都是我們我們那裡重點高中的老師，我教數學，他教物理。我年年都是教育標兵，大家都不知道我們的事，以為我們很恩愛。離了婚，太丟人了，還要抬頭不見低頭見，我想了想還是算了，躲著他就是了。”她的眼神又開始有些飄忽。

“我先來的美國，女兒讓我來。我以為我從此就自由了。但是過了沒兩年，他說一家人還是要在一起，跟了過來。現在我倆老人，在這裡能夠一起租這個寬敞的廉價獨立公寓，如果我不在這裡，他就不符合條件，租不了，他不會讓我走的。”

我感到她的身上有一種厚厚的無力感，壓在她身上，壓到呼吸困難，也沒想到其實自己可以一腳踹開這床讓人窒息的厚棉被。我不認為這只是性格的原因，而是一個人的性格被外在的惡意利用，在痛苦中慢慢習得的一種無助感、無力感。這就是抑鬱症的模樣。之後的抑鬱量表確認了我的猜測，之後三個月每週我都會定時到李阿姨家。

結束了訪談，我下樓走到一樓中央的休息區，趕上美國國慶，桌子上擺著裝飾物，一些紅藍白的紙花和小小的美國國旗。一個裹得嚴嚴實實的老太太，顯然並不關心今天是什麼日子，她低頭專心地彈著鋼琴。

我曾經對頤養天年有很多幻想，那裡的每個人都用光了這輩子的煩惱，補全了所有的遺憾，那裡應該是鳥語花香。眼下，在這漂亮的養老公寓裡，煩惱和遺憾被小心地關在了門後，而除了琴聲，我沒有聽到別的聲音。

老年研究有個名詞，叫“成功養老”（successful aging），意指不被身體疾病、意識衰老所困，能夠和他人進行有意義的交流的晚年狀態。很多人討厭這個詞，因為成功的反面是失敗。如果有一天，我們老了，我們被疾病所困，變得健忘，需要人照顧，難道我們就要說自己的晚年是一個失敗嗎？在人生的收尾時刻，我們無法也無權去界定一個人是如何因為複雜的機緣，成為了他們現在的樣子。到底該如何老去，每個人“成功版本”都不一樣。

高強度的採訪，讓我慢慢感到共情疲憊。特別是獨居老人，每次採訪完我都感覺心臟像被拽出來，揉完了又給硬塞回去。有的獨居老人家裡堆滿了雜物，眼睛白內障幾乎失明的狀態，還要在一片混亂裡摸著尋找自己的藥。他拿著七八個藥瓶，嘴裡跟我說著這個吃兩片，那個吃三片，但是我很懷疑，他吃多少藥很可能是隨機。

楊阿姨的出現，讓我看到了老年生活的另一種可能。

楊阿姨快85歲了，是上世紀60年代臺灣最早的留學生之一，學工科出身。“那時的留學生是‘最有錢的’，我拿著獎學金，學校一個月還給我發200多塊，我攢著，每半年打錢回臺灣家裡。那時候鄰里看到誰家買冰箱了，就知道家裡是有人留洋讀書去了。”她和先生在美國相識，成家立業。家裡先生的書畫一副挨著一副，鋪滿客廳的牆，墨跡清晰，似是昨天寫的，但是她先生已經去世四十年有餘。楊阿姨從中年開始獨自撫養當時只有十幾歲的三個孩子。在一個不起眼的牆上，掛著一個小牌子，金色鑲邊，上面用英文寫著，“世界上最堅韌的媽媽”。

“我在美國的所有人生，都在這房子裡，我不會去養老院。”她的獨居生活很自由，除了大兒子定期來幫修剪花園，日常都是楊阿姨自己料理。她的小兒子四五十歲了，過夠了白領生活，突然決定開始闖蕩演藝圈，她給我看了一段小兒子短暫出鏡的影視片段，“我看他發的，有點意思，雖然亞裔在美國要當演員出名，不好搞，但是讓他自己玩去吧。”

祖籍河北的楊阿姨，十幾歲就隨著父親顛簸到臺灣，但是一開口還是河北腔，“我大兒子，在美國土生土長，但是一開口和我一樣的河北味，”楊阿姨把我給逗樂了。餐桌上擺著一排她“營救”的蘭花，“別人養不活的蘭花，就扔給我。大家覺得蘭花桀驁，不好養活，其實蘭花最樸素，旱著點，光斜著照，到時候它自然就開花了。”我在楊阿姨的家常話裡嚼出一絲哲意。

“你怎樣保持這種‘正能量’的？”我想知道。

“正負能量其實都有，我自己帶大這三個娃，非常辛苦。現在到了這個年紀，身體怎麼可能沒有問題，血壓高，心臟也老了，但是隻要不是大問題，不影響我生活，我就很知足了。”楊阿姨講她每週做三次運動，跟好友組局打麻將，也會熬夜寫稿子，因為有很多東西要研究。她在芝加哥和外地幾家報紙寫專欄寫了十幾年了，她的專欄叫”楊大姐信箱”，主要寫生活解惑，比如在美國如何申請健康福利，如何處理跨文化跨代際的家庭關係。沒有讀者來信的時候，她也會寫歷史軼事。

她幾十年前把父母從臺灣接到了美國，照顧他們到送終。她認為自己對父母的孝順很重要。但是當她自己慢慢老了，她卻不期待孩子們的“孝順”，“我不需要他們天天陪著，我只要求每年和全家旅行一次，無論多忙，大家都要找時間。”她說去年他們全家坐的郵輪，到了晚飯時間，她會穿上最好看的旗袍，戴上喜歡的項鍊，跟孩子外孫孩子們說，“你們去不去我不管，我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享受我的晚餐。”在海上漂了一個星期，每天晚飯大家都準時過來，一起吃，一起聊天。“這比天天給我端茶倒水的那種孝順要幸福得多。”

後來我和楊阿姨一直保持聯絡，有時，我自私地需要“借”她的能量用一用。夏天，她讓我去她家花園採花，“別不捨得，挑大的，它還會長。”秋天，她請我們到家裡喝茶，中午她給做炸醬麵，“別看這醬黑乎乎的，好吃著呢！但是別以為我很會做飯，其實我只會做炸醬麵。”在我們搬離芝加哥的最後一個冬天，邀她去吃早茶，“我年輕時為了養家和福利，做政府工，不敢換工作，你們應該去闖，我羨慕你們，也祝福你們。”

楊阿姨的晚年“成不成功”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沒有假裝快樂或者不快樂，她沒有試圖傳播正能量或者壓制自己的煩悶時刻。她像寫文章一樣生活，老老實實地一字一句地寫完一篇，再寫下一個篇。

楊阿姨花園的大麗花

每週五，我們幾個研究員和專案導師都會在那間拐角的會議室開會，討論一週的採訪進展。這間會議室，兩面是赭色的玻璃窗，從一面窗往外看就是芝加哥西環，另一面窗總是被投影螢幕蓋著。冬天時，西環除了周圍大學零散的幾個高樓身上乾乾淨淨，大部分的房屋都趴在風城的蕭索裡。扭扭曲曲地一些窄窄的線，是人們在行人道上剷出的小路，一個個小點慢慢地沿著這人造的軌跡挪動。

有時我會到這扇窗前，看著城市，嚼著午飯，那種俯瞰的心境，很符合這場學術研究的目的：將個人體驗暫時抽離，用收集來的大量資料，總結群體的經驗和規律。透過訪談得到的資料，我們可以瞭解很多事情，比如，華人老人某些疾病的發病率是否比其他族裔要高？再比如，一個童年時期被虐待過的個體，成年和老年後是否更容易遭遇虐待？或者成為加害者？是什麼原因可能導致了某種特定結局？對於我，每次和老年人訪談，我的腦後都私藏了一個目的，一個我最想知道答案的問題——怎樣才能度過一個幸福的晚年？

老年人是弱勢群體，並不是因為他們比年輕的我們脆弱，而是餘年漸少的現實，逼迫人們更誠實地面對自己的脆弱。而“海外老人”的脆弱，源於他們處境的矛盾性，他們離開熟悉的家園和親朋，來到語言不通的外國，和三觀不一定和諧的兒女住在一個屋簷下，或者獨居，社會關係網的缺失，身體病痛的煩擾，背井離鄉的漂泊感，破碎了他們最後的精神家園——吾家難返，吾身難全，何以療餘年？

快樂的多巴胺轉眼就被稀釋降解，而痛感可能是刻在人腦的長期記憶區，所以悲劇動人，所以每當我試圖回憶採訪過的老人，冒出來的都是那些孤單的背影，那些陪著他們度日的綠植，或者家中的碎屑和雜物。也可能是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我們總是將衰老和孤獨、淒涼聯絡起來。但是當我再仔細地檢索一遍那段回憶，那些活力無限、祥和幸福的老人家們其實一直都在那裡。

在一個老人活動中心，一個80多歲的老爺子像公文包似的夾著iPad，時不時抽出iPad跟其他負責組織的夥伴們講解文藝演出的準備細節，手指的點選速度比他的腿腳還要靈活。一對老夫妻，叔叔耳背得厲害，總要側頭做扣耳廓狀，每次我都要一邊嘶吼著問問題，一邊還要和他的助聽器保持“眼神接觸”。問到兩人如何交流，他老伴微微一笑，說，在一起一輩子了，不說話也可以心領神會，話畢阿姨就給叔叔遞上一杯茶，“他每天上午剪報時都要喝兩杯茶。”還有那個堅持要留我吃午飯的廣東老爺子，一家三代住在一起，家裡略顯擁擠，但是他兒子每頓飯都是兩菜一湯，擺好碗筷，讓老爺子先吃，“家有一老，如有一寶，老豆就是我們家的寶貝呦，”說完拍著老人的肩膀，一家人笑起來的樣子很像。

後來一次我隨訪了一對曾經採訪過的叔叔阿姨。預約電話打過去，得知她先生幾個月前剛剛過世。到了她家中，一切依然是模模糊糊記憶中上次採訪時的模樣，滿滿幾個大書架的書。我還記得上次採訪他們恩愛地講述，幾十年永遠都是叔叔週末做早飯，讓全家人都能多睡一會。還有那塊發黃的桌布，他們兩人的同款“情侶熱水杯”貼在一起。

阿姨讓我隨便挑書拿走，她說基本都是先生的書，她要搬家了，所以聯絡了芝加哥圖書館的人過幾天來收走。

“你要搬去哪裡？”我問道。

“我先生去世後，我回到臺灣老家住了一段時間。但我還是決定回來美國，一是我還有事情沒有安頓好，二則我不想因為害怕而回鄉，其實鄉里的熟人們也都越來越少了。之後去哪我還沒想好，女兒幫我找了個短租的地方，我先住著。”

“之後呢？”我有些意外。

“之前，我沒想象過沒有我先生的人生，之後，可能我只能給自己點時間，從頭想象一個新的人生了。”

採訪完畢，回到辦公室那間會議室做總結。那個被螢幕遮擋著的窗戶，縫隙漏進一條條的光，把有些沉悶的討論照亮一些，但是那光也很晃眼睛，被照到的人總要歪歪頭或者挪挪椅子躲避。會議結束，投影螢幕難得被升了起來，那時我才發現，原來那扇窗朝西。原來那是夕陽的光。

可能我們一直對晚年有種誤解。晚年也只不過是歲月中的一段。

作者後記

我的心裡對老年人有一塊特別柔軟的地方，因為我知道他們就是未來的我們。我依然和幾個忘年交朋友保持著書信來往，從嬉皮不朽的美國老頭Ron，到傳統堅韌的偉大媽媽楊阿姨，他們的故事太豐富多彩，讓我覺得變老也沒有什麼可怕的。等我們老了，繼續一起玩吧！

原標題：《在芝加哥做防自殺干預，我看到了他們如何在異國老去｜三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