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人類學家蘭厄姆：為何美德和暴力在人類生活中都如此顯著？

對於人性的觀察，當代思想家斯蒂芬·平克曾提出過一種知名的看法：如果我們回頭看，哪怕就看100年，我們也必須承認，無論是戰爭還是犯罪都已經大幅度減少，人類正生活在歷史上暴力最少的世代。他認為，政府組織能力、大眾的識字率、商業發展和文明程序都可能在其中起了作用。平克的這種說法是否有道理呢？

哈佛大學生物人類學教授理查德·蘭厄姆從另一個角度迴應了這個話題。查德·蘭厄姆透過對人類、黑猩猩、倭黑猩猩之間的行為差異進行研究，對來自六大洲、十幾個學科、幾十個物種和幾百萬年的進化史進行研究與整合，從進化視角來探討人性——人類既是最善良的物種，也是最暴力的物種，這依賴於複雜的進化和適應性的傾向。雖然世界越來越和平，個體更加友善，但人類也更擅長組織並使用有目的性的暴力。這是因為人性中的美德和暴力在共同進化，形成了一種“人性悖論”。就像一位評論者所言，如果人類本是神魔一體，那麼為人的意義，就是在用無私的人性去努力克服基因的自私性。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查德·蘭厄姆的《人性悖論：人類進化中的美德與暴力》。

《人性悖論：人類進化中的美德與暴力》，理查德·蘭厄姆著，王睿譯，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6月。

人性悖論：

為何美德和暴力

在人類生活中都如此顯著

盧梭派認為，人類是受社會腐蝕但天性和平的物種，而霍布斯主義者則認為人類是被社會文明化的天性暴力的物種。這兩種觀點都有道理。但說人類既“天性和平”，又“天性暴力”，我認為這是矛盾的。這種組合所造成的不匹配，就展示了本書的核心悖論。

如果我們意識到人性就是妄想，那麼這個悖論就可以得到解決。在古典神話中，奇美拉這種生物生著羊身，長著獅頭。它既不是山羊，也不是獅子——它兩者都是。本書的論點是，就攻擊傾向而言，人類既是山羊也是獅子。人類的反應性攻擊傾向較低，主動性攻擊傾向較高。這個解決方案讓盧梭主義者和霍布斯主義者的觀點都有一部分是正確的，併產生了我討論過的兩個問題：為什麼會演變出這種不尋常的組合，以及這個答案是如何有助於理解人類自己的？

理查德·蘭厄姆（Richard Wrangham），在牛津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在劍橋大學獲得動物學博士學位，現為哈佛大學生物人類學教授，也是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和英國學院的研究員，曾獲得麥克阿瑟基金會的獎學金。他從1987年開始在烏干達研究野生黑猩猩，對靈長類動物的生態學、營養學和社會行為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他與伊麗莎白·羅斯於1997年共同創立了Kasiisi專案，並擔任The Great Apes Survival Partnership （類人猿生存夥伴關係）的贊助人。理查德在研究黑猩猩的“人類特異性”行為方面頗有建樹。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進化將人類的攻擊性推向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即減少反應性攻擊，增加主動性攻擊？

從為數不多的相關物種來看，聯盟式主動性攻擊傾向較高，通常與反應性攻擊傾向也很高相關。黑猩猩是最常利用主動性攻擊殺死其他成年黑猩猩的靈長類物種，它們在群體內也有很高的反應性攻擊傾向。在肉食動物中，狼對本物種成員的主動性攻擊通常以其致命性而著稱。和黑猩猩一樣，狼群內部通常是良性合作關係，但它們並不像狗那樣平靜。獅子和斑鬣狗在這些方面也與狼類似。在這些物種中，主動性攻擊和反應性攻擊的發生機率大致相同，且頻率比較高。

在人類中情況就有所不同。反應性攻擊受到抑制，而主動性攻擊仍保持較高水平。根據本書中的證據，人類的反應性攻擊傾向下降是出於自我馴化過程，這個過程肯定在20萬年前就開始了，也可能是在30萬年前最初出現智人時就已經開始了。以語言為基礎的合謀是關鍵，因為這讓竊竊私語的低等男性有能力聯合起來，殺死欺凌他人的男性首領。如同當今在小規模社會中所發生的那樣，語言讓劣勢者透過計劃達成一致，讓原本極危險的對抗變成可預測的安全謀殺。針對反應性攻擊傾向的遺傳選擇是消除潛在暴君的一個不可預見的結果。針對阿爾法人格的選擇讓男性頭一次變得平等。大約經過1。2萬代，人們生活的主旋律變得越來越平靜。儘管人類這個物種不像理想中那樣和平，但我們當前表現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像盧梭派。

布魯門巴哈稱人類是“馴化得最完全的動物”，但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人類的馴化已經完成。如果我們再被馴化1。2萬代，我們還能變得多溫和呢？這是個開放性的問題。如果對被動攻擊者有足夠的制裁，再過30萬年，理論上人類可能會變得像寵物農場裡的大耳兔一樣，很難發怒，就算它們被幾十個熱情的孩子反覆撫摸，仍然表現得很溫和。然而，同樣地，如果潛在暴君逃脫了制裁，這個過程可能會發生逆轉。反應性攻擊傾向和成功繁殖之間的關係將繼續由權力決定，但權力將如何分配，以及權力分配將對繁殖產生什麼影響，則由太多未知因素共同決定，我們無法預測人類的情緒將如何演變。

執行死刑的能力帶來了自我馴化，也創造了道德感。過去，一個不守規矩的人，違背群體規則，或名聲卑劣，都是極其危險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今天仍然如此。破壞規則的人威脅到長者的利益，他們有可能因被當作外來者、巫師或女巫而受到排擠，隨後可能會被處決。因此，選擇會有利於情感反應的進化，讓個人感覺到並展示出群體的團結。順從對於每個人來說都至關重要。

因此，個人的道德感演化為自我保護，其演化轉變的程度是其他靈長類動物所沒有的。新趨勢產生的強烈順應行為提供了安全的生活通道，此外，還產生了另一個效果——減少競爭，促進尊重他人利益，個人的順從給道德執行者及其支持者群體帶來了好處。這個過程似乎可以解釋，為什麼人類對自己群體的福利都表現出意想不到的高度關注。人們普遍引用群體選擇，來解釋我們這個物種對非親屬的興趣，以及偶爾願意為群體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然而，群體選擇理論從未能夠完全解釋群體利益是如何超越個人利益的。道德感的進化是為了保護個人不受社會強者的傷害，這一理論表明，群體選擇可能完全沒有必要解釋為什麼人類是這樣一個群體導向的物種。我們尊重群體內部的聯合力量，這降低了競爭強度，讓群體能夠蓬勃發展。

至於主動性攻擊，根據前面幾章的重構，至少在30萬年前，我們的智人祖先就有了預謀暴力的傾向。至於它的出現時間有多早，尚未發現類似馴化綜合徵這樣的具體標誌。然而，根據對祖先行為的推斷，高度的聯盟式主動性攻擊傾向可能至少在更新世的250萬年裡一直存在，而且可能出現得更早。

這種說法的原因在於狩獵的古老性。直立人是智人的第一個祖先，像我們一樣，他們大約在200萬年前開始進化，致力於直立地生活在地面上。直立人在有肉的骨頭上留下了切割痕跡，這表明他們屠殺了與大型羚羊一樣大小的動物。到了100萬年前，有證據表明伏擊狩獵出現了（人類反覆利用舊石器時代的肯亞奧洛戈賽利葉遺址，在那裡，獵物被困在窄路上，很容易就能被殺死），這也暗示著存在合作。更有力的證據來源於距今約80萬年前的格舍爾·貝諾·亞科夫，人們都是在一個住宅營地狩獵大型鹿和牛群的。然而，在過去的幾十萬年裡，我們只在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中發現了足夠的證據，表明智人的狩獵行為顯然已經變得有所預謀：他們使用彈射點，明目張膽地設定陷阱來捕捉小動物，從高處捕獵。因此，保守的解釋是，主動狩獵可能會被限制在更新世中期，但對於解釋智人如何在200萬年前就能獲得大部分動物作為食物，伏擊狩獵仍然是個合理的說法。

在人類祖先成為優秀的獵人之後，他們可以殺死陌生人，而狩獵是一種可轉移的技能。狩獵和簡單戰爭都需要搜尋和安全排程，都得益於長途行進和良好協調。狼、獅子和斑鬣狗利用聯盟式主動性攻擊，不僅為了獲得食物，也為了殺死其他群體的對手。黑猩猩是社會性獵手，也是自己物種的殺手。相比之下，倭黑猩猩並不以社會性獵手著稱（儘管它們喜歡吃肉），而且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明確證據表明它們會發起有計劃的攻擊。人類學家基思·奧特伯恩發現，生活在小規模社會中的人類與社會性肉食動物之間存在類似的聯絡，更加依賴狩獵的社會往往戰爭更頻繁。在大鼠和小鼠的攻擊性神經通路中，也發現了獵食和殺死競爭者之間存在相同關聯。出於這些原因，200萬年來，人類狩獵似乎很可能與殺死相鄰群體對手的能力有關。就像黑猩猩和狼會尋找機會攻擊陌生動物一樣，一旦人類祖先獲得了保守性殺戮的能力，也可能會出現殺戮的動機。似乎沒有理由能夠讓人類祖先和其他哺乳動物脫離狩獵與暴力之間的聯絡。

紀錄片《黑猩猩》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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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戴爾·彼得森都認為，殺害陌生動物可能可以追溯到人類與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共同血統，當時人類的中非猿類祖先很可能是個類似黑猩猩的獵人或殺手。由於沒有化石來證實最後一個共同祖先的性質，這些證據無疑只是推斷。250萬 ~ 700萬年前是人類祖先作為南猿的漫長時代，殺戮陌生人的傾向何時演化而來，變得越來越不確定。我們沒有什麼依據來重建南猿祖先在那個時期的社會行為或組織。

不管什麼時候開始對陌生人進行聯盟式主動性攻擊，在人類發展出語言之前，這種殺戮在群體中的影響還是有限的。人們能夠彼此分享想法之後，情況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然後，人們可以根據自己表達的共同利益形成聯盟。在形成有計劃的、全體成員都支援的決定後，男性首領的欺凌就變成了更微妙的暴政。新的男性聯盟有了權力，成了統治社會的人物——這種制度很大程度地被延續到了今天，儘管更多的是法律、威脅和監禁，而不是處決。

因此，我們的“天使”和“惡魔”傾向都依賴於複雜共同意願的進化，這是語言所帶來的，毫無疑問，這種能力也促成了許多親社會行為的出現。至少在700萬年前，一種黑猩猩式的共同意願形式讓這一程序得以開始。在30萬 ~ 50萬年前的某個時候，語言天賦的神秘曙光才將我們帶入了一個新世界。語言創造了人類的混合型人格，高殺傷力與低情緒反應並存。獨特的交流能力讓人類的侵略心理變得特別矛盾。

將人類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都歸結於生物學，所引發的第二個問題涉及人類的自我意識：解決了人性悖論，對人類瞭解自己的本性有什麼作用呢？

人類本來就是混合體，這一論點極具挑戰性，因為我們很難同時在腦海中持有兩個表面上相互矛盾的觀點。和霍布斯主義者、盧梭主義者的錯誤認識一樣，我們很容易覺得，在人類這個物種分裂的人格中，只有一面根植於人類生物學中，如果是這樣的話，許多人很容易情緒化地想象，只有我們“好”的一面，即低反應性攻擊，才是進化而來的產物。然而，我們“壞”的一面，即經常造成邪惡行為的高主動性攻擊的出現，也需要歸因於人類的進化史。要理解這對思考人類未來有什麼意義，我相信記住關於進化的兩件事會大有幫助。

第一，我已經強調過，進化史是對過去的描述；它並非預測性的，不會告訴我們未來是什麼樣的。它不是政治綱領，不是道德立場的理由，也不建議我們回到想象中愉快的過去。進化史並不會改變已知的關於人類適應能力的事實。這只是個故事。

我說它“只是個故事”，並非要削弱它作為宇宙學敘述的力量。幾乎沒有進化故事比這更吸引人了。令人震驚的是，人類最初源於簡單的化學物質，約40億年前排列成複雜的分子模式，首先產生了細胞，然後是動物→哺乳動物→靈長類動物→猿→人類，最終是智人。進化生物學的科學仍然有差距，仍然具有不確定性，但它每10年都會變得更加強大，更讓人興奮。實質不會改變，我們是從非生命中走出來的生命！從本能中產生了意識，從唯物主義的大腦中產生了靈性、歡聲笑語，以及對生命意義的理解。從黑暗中走出來的物種，看清了自己的本質，在巨大的、幾乎沒有生命力的宇宙中閃爍著精神的光芒。

因此，當我說它“只是個故事”時，我絲毫沒有貶低進化論觀點的宏偉性這層意思。我只是說這個故事並沒有固定的模板，對未來的限制也很少。我們今天所見的社會系統，多與幾百年前存在的社會系統大有不同。社會變革的力量顯而易見。國家體系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開始就一直存在，我們可能感覺它是永久性的，但其實它已經開始改變了，未來一切皆有可能。要提醒人類的是，歷史比進化論重要得多，因為變化的歷史證據生動得多。我們知道，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有時進步，有時衰退。我們無從得知人類後代將走向何方。

第二，儘管未來是開放的，但進化給我們留下了偏見，這些偏見影響著我們的行為，影響的方式可以預測，有時會令人不安，但我們最好是承認這些偏見的存在。

最純粹的盧梭式願景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們很容易將其解釋為暗示無政府狀態將很和平。它們似乎在暗示，除去資本主義、父權制、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性別主義和其他現代世界的罪惡，就會出現一個充滿愛與和諧的理想社會。認為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只有盧梭式的寬容，而沒有霍布斯式的自私，這種想法大有問題，因為它鼓勵人們放鬆警惕。

盧梭像。

考慮一下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關係。我之前就討論過，在小規模社會中，平等主義主要描述的是男人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已婚男人之間的關係。和全世界每個社會所發生的一樣，在公共領域，男人支配著女人。這一觀察並未說明私人領域的情況。在婚姻中，妻子往往支配著自己的丈夫。性格是最大的影響因素，但在相當多的婚姻中，女人也用身體力量來欺負男人。然而，在公共領域，強制性的聯盟制定著社會規則，男人和女人之間發生利益衝突，最終結果總是對男人有利。就這種意義而言，目前父權制是人類的普遍現象。

然而，沒有任何進化規則表明，社會必須保持這種方式。最近，盧安達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政治變革表明，立法機構在人數上由男性主導的傳統是可以被推翻的。類似的變化在社會的各個層面皆有可能。

然而，改變不會輕易發生。它需要積極行動和精心組織，以確保此類改變真的發生。如果我們只是創造無政府狀態，換句話說，只創造一個沒有規則的社會，改變就不會發生。可預見的是僅是破壞舊機制而不加以取代，就會出現暴力。男人會迅速利用聯盟爭奪統治權：將出現大量的民兵組織，四處戰鬥。我們可以自信地預測，男性群體會利用自己的身體力量進行聯盟式主動性攻擊，以在公共領域佔據主導地位。歷史和進化人類學講述了相同的悲劇。

理解人類發展軌跡，可以得到更普遍的進化經驗，即群體和個人永遠都對爭奪權力感興趣。他們不一定非得去打仗。父權制、校園霸凌、性騷擾、街頭犯罪，或者高層人士為了得到經濟利益而濫用權力的現象不一定會一直存在。完全有可能實現平等、無暴力的社會，甚至在未來，社會可能比冰島或目前其他相對平等、和平的國家更加平等無暴力。

而進化分析所能提供的保證就是，更公平、更和平的社會並不會輕易出現，需要工作、規劃與合作。以前的流動的狩獵採集者都有保護自己、對抗異類和欺凌的系統。每個社會必須找到自己的保護系統。為了避免發生暴力事件，我們要不斷提醒自己，複雜的社會組織有多容易衰敗，有多難構建起來。

紀錄片《奧斯維辛：納粹的最終解決方案》劇照。

2017年7月，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我在穿著休閒夏裝、吃飽喝足的人群中，繞著奧斯威辛集中營走了一圈。我可以感受到奇美拉最好和最壞的狀態。

空氣中瀰漫著合作與親社會的氣息。我是和一小群遊客一起來的，那天早上我在克拉科夫遇到了他們。營地裡人滿為患，有時我們還得等幾分鐘，才能被領到下一個地方。每個人都很有耐心，安靜地交談著。

我們看到一個營地管絃樂隊在那裡演奏。音樂能幫助囚犯保持步調一致，方便計數。我們看到了這個在1943—1944年，關押數百名婦女進行絕育實驗的地方。我們看到了10號監區和11號監區之間的院子，在那裡，成千上萬的人因為秘密活動而遭槍決，還有一些人順從地脫掉衣服後慘遭鞭打或被絞死。我們擠進狹窄的密室，這裡每次有多達2 000名赤身裸體的受害者被齊克隆B毒氣毒死。我們看到奧斯威辛第一任指揮官魯道夫·赫斯和他的妻兒住的房子，離囚犯區僅有幾米遠，房子周圍的花園樹木茂盛。在停車場，商販微笑著兜售手工製作的奧斯威辛-比克瑙大門的原始模型。

我們有時認為，合作總是為了有價值的目標。但是，與道德一樣，合作可好可壞。

人類的重要追求不應該是促進合作。這個目標相對簡單，而且堅定地建立在人類的自我馴化和道德感之上。更具挑戰的是降低人類有組織地實施暴力的能力。

我們已經開始了這一過程，但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文/理查德·蘭厄姆

摘編、編輯/李永博

導語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