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三星堆》：考古故事怎樣講

今年9月間，《追尋三星堆：探訪長江流域的青銅文明》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推出。該書由《三聯生活週刊》主任記者薛芃、艾江濤等合著，以記者實地探訪綜述和專家訪談結合的形式，由三星堆遺址為出發點和核心，進而探訪長江流域的青銅文明諸遺址，帶領讀者走進三星堆和它的時代。

《追尋三星堆：探訪長江流域的青銅文明》書影2009年三星堆遺址發現80週年時，《三聯生活週刊》曾以《消失與復活的古國》為題做過專題報道。文章引言寫道，“第一批文物由廣漢縣城西北太平場農民燕道誠和家人於1929年春開掘水塘時偶獲，宣告神秘的三星堆文明正式問世，至今整80年。今天，飾有出土青銅縱目面具標誌的三星堆博物館已經成為標誌性建築，依託三星堆遺址旅遊而生的度假村、賓館與商業街等在農田中拔地而起，古蜀國神秘的面紗才僅被揭開了一角，考古工作者對它的探索還遠未結束。”

事實上，三星堆自1934年首次發掘後，就長期停頓了下來。直到1986年春天的發掘和一、二號祭祀坑的出現，由此“建立了古蜀文化的序列，將過去幾十年來破碎的發現，放進了一個系統……三星堆商代遺址，將古蜀文明的時間猛然提前了一兩千年。”

2020年9月，三星堆新一輪發掘重啟，在上世紀80年代發掘的二號坑旁邊，又發現了六個坑。2021年3月20日，“考古中國”重大專案工作進展會在成都召開，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重要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也同時釋出。《三聯生活週刊》記者薛芃在當天的相關報道中寫道，“目前，新發現的六個‘祭祀坑’中已出土500餘件文物，包括金面具殘片、鳥型金飾片、金箔、眼部有彩繪的銅頭像、巨青銅面具、青銅神樹、象牙、牙雕殘件、玉琮、玉石器等。”

2021年3月20日，三星堆遺址新出土的金面具（左）。視覺中國 紅星新聞 王明平“其中五號坑出土的金面具殘片最為矚目，這半張面具寬約23釐米，高約28釐米，含金量為85%左右，銀含量在13%到14%左右。根據半張面具推測，這件黃金面具的完整重量應該超過500克。從面具的造型來看，不僅與之前三星堆1、2號坑出土的青銅面具有所關聯，更與金沙遺址出土的黃金面具極為相似，因此也為三星堆與金沙之間的遞承關係提供了依據。”此為三星堆考古發現的最新進展。

2021年9月5日，四川廣漢，三星堆考古發掘現場。完整的金面具是新出土的“重器”，此前發掘的金面具均為殘件，而這件金面具非常完整，質地做工極好，數千年後仍然熠熠生輝，專家推測，該面具可能是附著在青銅頭像上的。視覺中國評論指出，《追尋三星堆》一書開啟全新的考古敘事模式：由六位記者和主筆以及三位攝影師，以三星堆遺址為出發點和核心，對長江流域的青銅文明諸遺址進行了踏訪和追尋，帶著公眾的好奇與疑惑，深入其中並獲得答案；對三位專家學者的訪談，更是提供了大量權威資料，破解了以往的很多誤解和謎題。大量精美圖片，帶著探索與敘事的意圖，展現著文明的魅力，也講述數代考古人的故事。

9月16日，在四川廣漢、鴨子河畔、三星堆旁，新書《追尋三星堆》舉行新書首發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和上海大學歷史系主任、教授徐堅做客現場，展開對話分享。由閱讀一本新書，講述考古故事，解讀一段歷史。

分享會現場，上海大學歷史系主任、教授徐堅發言（右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中）

“三星堆不是‘天外來客’”

許宏在發言中認為，《追尋三星堆》成書特點首先在於，“這是非專業人士（記者）寫的，也恰恰因此它有獨特的價值。”“學者都有學術立場，都有自己的學術背景。但這些記者，偏於理性客觀平實的視角非常難得，值得一讀。另外，這本書裡做了地圖表和年代系列表，一本在手比較清楚、明確。可讀性比純學者做的書要強。”

許宏介紹說，隨著三星堆發掘的不斷深入，世人也在展開反思。“比如說三星堆一個最大的特點跟二里頭（青銅時代早期遺址，位於河南偃師）一樣，沒有當時的文字發現，所以不能用質證性的文字材料來複現它的歷史，這就增加了我們認知的複雜性。中原二里頭出點什麼東西，大家都很認可，因為中原是中心。在成都四川盆地出現這樣的東西就超出想像，世人感到詫異、驚訝，不可思議、不理解。但有句老話，‘存在就是合理的’，這說明我們要反思的恰恰是既往認知框架上的不合理性。”

銅人頭像。文物圖片選自三星堆博物館官網在許宏看來，考古學與其說是發現和研究文物，不如說更關注文物背後的背景和關係。“這本書的副標題叫做《探訪長江流域的青銅文明》，把三星堆要放在整個東亞大陸，從二里頭到二里崗（商代都城的遺址，位於河南鄭州）時期，從中原青銅獨霸天下到殷墟時期，由於技術外傳、洩密，由此改變了東亞大陸的政治格局，多元青銅出來了。三星堆放在這樣大背景下看，非常有利於我們做去魅的工作——三星堆不是‘天外來客’。”

“告別器物學，走向生命史”

徐堅在發言中先回溯了1986年三星堆第一、二號坑的發掘情況，“當年，時任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有句話，‘沉睡數千年，一醒驚天下。’這話後來被媒體反覆引用。從那之後，三星堆的發掘、考察工作其實一直在持續，到現在可以說已經是‘三醒’了。從三星堆初次揭開神秘面紗到今天已經將近一個世紀，而這一個世紀恰好是中國考古學的第一個世紀，因此三星堆伴隨著中國考古學走過了第一個世紀。可以這麼說，三星堆所發生的變化，就是中國考古學在這一個世紀發生的變化。”

在徐堅看來，隨著學者、公眾對三星堆的關注和興趣點的轉移和變化，也映射出中國考古學如何從無到有，從少數人知道到多數人知道，再到人人都知道這樣一個歷程的縮影。“在這一百年間，對三星堆的認識揭示了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認識中國，如何認識中國文明？與出土的精美文物和前所未見文物發現相較，更為重要的是‘遺蹟現象’，這一系列組合在一起，可以推進中國多元一體的認知整合，廓清早期中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面貌，這樣一個整體性的認識。”

陶三足炊器正所謂，“每一項考古發現都或多或少地改變我們的歷史觀。”許宏對此也表示認同，“從二里頭到三星堆，讓我想到了一個成語‘接二連三’，這樣就可以把早期中國的畫面，從碎片串聯起來。”兩位學者都認為，在三星堆發掘歷史上的幾次大發現下，有一條由學者推動的循序漸進的學術之路。“知道大勢，是考古學家所知的必然。但我們無法準確地像金屬探測器一樣，必定知道具體的發現地點在哪兒。回到三星堆發現和發掘，這是一項循序漸進的工作，不斷地摸清楚三星堆是什麼，三星堆對於成都平原意味著什麼？對於中國意味著什麼？三星堆是一個永恆的話題。”

除了在書齋中做學問，徐堅本人也是一位考古學家。他曾提出過，“告別收藏史，走向思想史。”“告別器物學，走向生命史。”分享會現場，徐堅笑言，“我想許老師跟我一樣，最不想回答的問題就是考古學跟盜墓有什麼區別？我們完全不想回答這樣無禮的提問，但有人問就是現實。考古學在今天儘管熱成這樣，仍然沒有真正走到社會大眾的生活之中。或者說，考古學怎樣才能以學科從業者所希望的方式跟社會文化結合起來呢？由職業記者來講述、介紹三星堆，有助於在這兩者間架起一道溝通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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