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沒必要也沒可能拉攏印度 否則會適得其反

本文依據葉海林1月28日在世界靈敏度的演講整理，首發於澎湃.

自去年的洞朗事件以來，國人對印度的關注急劇升溫。和其他一些長期穩定的雙邊關係不同的是，中印關係目前處於一個快速變動的時期，未來一段時間裡變動會很大。以下我將基於當下的情況，對中印關係發表一些個人看法。

中印關係問題和美國沒什麼關係

整體來說，我們中國人看印度和印度人看中國，多少是有些區別的。中國人的印度觀裡邊，有些是事實，有些是偏見，而印度的中國觀裡面同樣如此，但是雙方偏見的點不太一樣。

一直以來，中國人其實不太把印度當作主要的或者重要的周邊國家來看待，我們認為中國外交的主要方向是海上方向，中國外交的主要挑戰來自於美國。國內甚至有一種主張認為，只要中美關係穩定住了，中國外交的問題就解決了，其他所有外交問題都是附屬於中美關係的，所以才會有一種說法叫做“中美關係是重中之重”。

但是，這種觀點有兩個方面的問題需要考慮。

第一，中美關係能不能包打天下？能不能解決中國所有的外交問題？觀察最近幾年中國的外交實踐，我們能明顯感覺到，中國面臨的問題很多是與周邊國家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發生多半有美國因素，但是，它是不是中美互動導致的結果呢？肯定不全是。

實際上不管中美關係是什麼樣，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都有自身的邏輯和獨立性，都需要我們專門進行解決。

第二，過分強調中美關係，有一個隱含的危險，那就是除了美國之外，其他國家都不重要，所以我們只要保證中美關係不生變，其他國家跟中國的問題就都無所謂。如何保證中美關係不生變呢？那就是不管美國出什麼招，我們躲著就是。而一旦你把一種東西誇大到它是所有問題前提的地步，那你自然要調動所有資源不計代價去維護它，這往往會讓中國陷入被動。所以，“中美關係是重中之重”沒有錯，但它和我們要“不計代價去維持中美關係的穩定”是兩回事兒。

我們發現，自2008年奧運會以來的近十年時間裡面，中國外交的環境變化其實主要是在周邊地區。而從全球格局來看，自冷戰結束以後，多中心的趨勢特別明顯，那就是地區性力量在崛起。過去我們可以說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是國際秩序的掌控者和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者，所以美國的政策對很多國家來說都是第一位的。而現在我們看到，地區性力量正在全球範圍崛起，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面臨的重要國際關係議題。

這一點在中東表現得特別明顯。中東的四個強國沙烏地阿拉伯、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擁有影響地區形勢變化的能力，它們的意圖變得越來越顯化。

過去我們一談到中東問題，就是美俄、美蘇關係、美國和一些中東國家之間的關係，到現在我們會發現，這個地區的大部分問題其實是中東國家之間的關係導致的結果，域外大國無論是美國還是俄羅斯，都不是百分之百能夠掌控局勢變化的。

目前，地區性力量的崛起和國際秩序的失序是同時出現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高度關注我們周邊一些美國體系以外的國家，以及這些國家的外交行為、外交學說理念對中國周邊安全態勢的影響。印度就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個國家。

現在提起美日印澳四邊機制，很多人就認定這是美國在拉攏印度，這顯然不是事實的全部。這個機制其實是印度最早提出來的，如果從拉攏的角度看，更多是印度在拉攏美國，至少是相互拉攏。我們不要低估印度的外交自主性。試問，如果沒有美國因素，中國和印度之間就沒有問題了嗎？長期困擾中印關係的結構性問題，比如貿易不平衡問題，邊界問題，都是中印之間的問題，和美國沒什麼關係。

很多人說要警惕印度倒向美國，

其實中印之間的問題不是印度倒向美國的結果，中印本來就有矛盾，即使印度不倒向美國，印度的政策也不會傾向中國。

這是沒關係的兩件事。在這方面，我們對國際政治的認知、在過去多年養成的一些看待國際問題的思維定勢，都需要有一個祛魅的過程。

很多結構性問題限制了中印之間的戰略合作

那麼，如何定位印度和中國之間的關係呢？我認為印度是中國次要戰略方向上的主要挑戰。我們的主要戰略方向仍然是在海上，所謂的“四海聯動”，就是南海、東海、朝鮮半島和臺灣海峽，這四塊的背後都是美國和中美關係。在這些方面，我們的確可以說只要解決了中美關係就可以管控危機。也就是說，中國海上方向的博弈主要是在中美之間，體現的場所就是中國的周邊國家和地區，包括東盟國家、朝鮮半島、日本、臺灣地區等。

而印度不在這條戰略方向上，它處於次要地位，是側翼，但在這個側翼上，印度是主要問題。研究國際問題的人，往往會過分強調或誇大自身所研究領域的重要性。我是研究南亞的，但我必須說，印度不是中國最重要的戰略方向，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次要戰略方向，因為在主要戰略方向之外中國還有中俄關系問題。這就涉及我們如何定性印度洋和印度的問題。定性印度洋，我們說它是中國整個戰略裡面的一個次要方向；定性印度，我們就必須承認，中印之間成不了夥伴。

因為中印之間存在很多結構性問題，這些問題限制了中印之間的戰略合作。十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問題肯定是其中之一，很多國家全部的領土也沒有這麼大。但是，這個問題不是唯一的，

即使領土問題解決了，中印之間也不會風平浪靜。雙方之間更大的問題是過去二十年間兩國的戰略路徑選擇：中國希望成為對周邊地區有強大影響力的國家，印度同樣在爭奪對周邊地區的主導權，而這兩個國家的周邊地區高度重合。

我們經常說，中印都是新興市場國家，都在追求國際關係的民主化和多極化，因此合作空間很大。這些說法本身沒有問題，但需要具體分析。

中國對國際關係民主化的改革建議主要是衝著美國去的，要求美國讓渡部分權力;印度也想改革，但印度的訴求是要和中國實現平等，主要是針對中國的，和美國沒多大關係。而在印度看來，由於中國的影響和阻撓，印度的一系列國際訴求一直得不到滿足。

一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問題，印度認為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都支援印度，只有中國反對。事實上，其他四國對印度的支援是部分的、有條件的，那就是支援印度成為常任理事國，但不支援它擁有否決權。中國則既不支援印度成為常任理事國也不支援它擁有否決權。有人說中國為什麼不仿效其他四國的做法？其中有一個原因是，中國要考慮到巴基斯坦等南亞中小國家的感受。另一個矛盾是，中國不允許印度加入核供應國集團（NSG），中國的理由是印度不是《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的簽署國。

也就是說，印度尋求的大部分國際地位和利益都需要從中國這兒爭取，而我們受制於自身所處的地緣形勢，給不了。所以，雙方在國際秩序改革問題上談不到一塊去。

另外，中印對地區秩序的理解也不同。中國外交是不承認勢力範圍的，因此也不承認印度在印度洋的勢力範圍，而在印度人看來，印度洋周邊就是印度的，因此印度陸軍總參謀長拉瓦特（Bipin Rawat）能直言不諱地說“不允許鄰國漂離印度”。我們說尊重印度的大國地位，但在印度看來，中國不經協商就把中巴經濟走廊、環孟加拉灣的孟中印緬經濟走廊都納入“一帶一路”的範圍，這就是對印度的不尊重。

第三個問題和商業有關。國內商界人士總認為，印度是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市場巨大，但這只是理論上的。我們的經驗來自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來我們“以市場換技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我們認為印度人也應該這麼想。但問題是，“以市場換技術”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為當時我們的技術至少落後別人二十年，巨大的技術差之下，別人覺得即使技術被你獲得也沒什麼。但中印之間的情況不是這樣。印度認為中印之間的差距沒那麼大，一旦為中國企業開啟市場大門，印度企業就沒有自己的成長空間了。

在這方面，印度的認識其實是有一個轉變過程的。在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1932—）2004到2014年間當總理的時候，印度主要致力於發展服務業，想要成為“世界辦公室”。莫迪2014年5月上臺後開始重視製造業，要發展“印度製造”，把自己的市場留給自己的工業化，只希望中國企業去修橋鋪路，搞基礎設施，但在開放市場方面就很謹慎。

因此，

在戰略層面，印度和美國是有共同利益的，策應美國去和中國博弈是印度的理性選擇，並不是為了對抗中國的負氣之舉;在地區層面，印度是有文化自信的，這是它對周邊國家強勢的心理基礎。而中印之間既沒有廣泛的共同利益，也沒有共同的敵人，雙方之間缺乏真正的戰略合作基礎。因此，中國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大力爭取和拉攏印度，越爭取越會給印度一種自己很重要的錯覺，從而加倍和中國對著幹。

印度在洞朗事件後信心大增

當然，在洞朗事件發生之前的幾十年裡，中印雙方也是沒有戰略合作基礎的，但那個階段雙方管控住了邊境衝突，其中主要原因是兩國都沒有把對方當作戰略重點國。

印度當時的戰略重點是國內問題，還沒有成長到有信心參與國際事務。但莫迪上臺後，印度國內經濟改革非常順利，西方國家對印度也是鼓勵和讚賞有加，這大大提升了印度自上而下的自信心。莫迪上臺之初中國領導人幾次訪問印度，給印度釋放了一個積極的訊號，那就是印度對中國非常重要，因此雙方之間的問題有望在短期裡得到一攬子解決。但對中國來說，這些問題不是當務之急。雙方對兩國關係的期待出現了偏差。

因此2015年莫迪訪問中國後，中印關係開始迅速下滑。其後，印度不斷向中國丟擲各種問題，但都沒有得到期待中的積極迴應，

這就為2017年的洞朗事件埋下了伏筆。中國也意識到印度的失望，但沒有想到印度會真在邊界問題上對中國發難。但事實證明，印度敢這麼做。之所以出現這種措手不及的情況，不是因為中國怕印度，而是因為印度不是中國的優先戰略方向，中國不願意在這一問題上浪費精力，因此沒有意願和印度發生衝突。

最終，洞朗對峙以保持現狀而告以段落，中國在洞朗地區的現實利益沒有受損。但是，中印之間的戰略互信嚴重受損，南亞國家對中國未來能否繼續在這一地區保持存在也產生了疑慮，未來中國在這一地區推行政策的成本在增加。而印度在洞朗事件後則信心大增，一方面加大了與中國對抗的力度，另一方面加大力度打壓南亞其他國家，在南亞地區稱霸的雄心反而進一步被激勵。

現在，中印雙方管控危機的意願大大下降，對此次對峙的解讀也很不相同。中國認為我們成功管控了局勢，沒有讓它發展成衝突；印度則認為自己達到了戰術目的，擠壓挑戰中國取得了效果。雙方的認識無法統一，距離只會越來越遠。

總體而言，“印度是中國次要戰略上的主要挑戰”，我認為這個結論是成立的。但是，如果中國的做法不當，可能會使印度成為次要戰略上的主要威脅，甚至變成全域性性的主要威脅。要避免這種情況，關鍵是中國要清晰定義印度的戰略地位。一直以來，我們對印度的定位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認為印度可以合作，另一方面又認為印度很麻煩，定位的不清晰會導致政策的不連貫和搖擺。

中國需要思維方式的改變

印度是一個地區強國，這類國家在世界上還有不少。如何處理和這些國家的關係，在中國外交戰略的表述中著墨不多。

我們強調“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關係是重要舞臺”，沒有給地區強國以相對清晰的定位。但我們觀察國際局勢就會發現，無論是印度還是沙特、土耳其，這類地區強國的影響力正越來越大。

改革開放四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內外都面臨著下一步該往哪走的問題。在外交上，我們過去很長時間一直認為自己最大的問題是實力不足，所以必須韜光養晦，等實力上來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但很快我們發現，光有實力還不行，還必須有手段和能力。多年來，我們主要靠經濟上的讓利來解決外交問題，強調外交為經濟建設服務，但現在這種做法的效果已經大不如前。而

伴隨中國的崛起，此前可以迴避的很多問題和責任已經無從迴避，解決這些問題，最需要的不是能力和實力，而是直面困難、承擔成本的決心，以及貫徹自身戰略、碾壓對手的意志力。

還有一點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我們必須意識到中國的自我認知和其他國家對我們的認知之間可能存在著非常大的差異，不可以想當然地認為兩者是一回事。過去很多年裡，中國因為實力不足而韜光養晦，自身的合理訴求得不到實現。近年來，伴隨實力的提升，中國在很多國際問題上的態度越來越強勢，我們自己認為這是必然的，沒有什麼不妥。但從國際規則上看，率先改變行為模式的國家要承擔責任。這和行為本身的合理性、有沒有歷史依據無關，我們不能指望別人都會對中國的改變很支援。

事實上，你一旦這樣做，就會發現一定有人反對你，不可能一路歡歌，這時你對後果有沒有充分的計量？出了問題，關鍵時候你能不能頂得住？我們有沒有足夠的決心，即便別人反對也要這麼做，代價我願意承擔？

這些問題不僅政府需要考慮，老百姓也需要考慮。

很多人在網路上喊打喊殺，聲稱在某些問題上不惜一戰，但是否考慮過代價？如果這個代價持續數年的話，你是否能做到毫無怨言？

現在很多人的想法是，希望政府教訓某某國家或某某勢力，但我的快遞、我的海淘不能受影響。這不是一種成熟的思維方式。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老百姓和普京共同承受了國際制裁的後果。

作為一個健全的大國國民，對外我們可以要很多東西，可以有很多訴求，但同時也必須做好為此付出巨大代價的準備。這需要思維方式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