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傑：破解深圳“崛起密碼”

大眾日報記者 田可新 本報實習生 黃慧敏

唐傑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週末人物·中國新聞名專欄

“作為學者，要研究經濟，對經濟活動進行總結；但作為官員，需要把理論變成實踐，在實踐中紮實推進。做官員和學者的區別就像下圍棋和寫圍棋書一樣，下圍棋的可以透過贏得比賽一段一段往上升；而寫圍棋書的就是教人下哪一步是對的。學者是懂經濟的人，而官員是要盡心盡責把經濟搞好。”唐傑這樣對記者說。

20世紀70年代末，經歷了9年工人生涯後，唐傑進入南開大學學習經濟學，並在相關領域耕耘了16年。其間，唐傑作為富布萊特專案教授前往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與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合作進行中國宏觀經濟研究，與著名空間經濟學家藤田昌久合作展開中國空間經濟均衡研究。之後，他南下深圳，進入市政府，先後從事研究與領導工作。2015年從副市長任上退休後，又“躲進學術小樓看問題”，擔任哈工大（深圳）經管學院的教授、博導。30多年來，不論身份怎樣轉換，深圳都是他關注、研究、實踐的核心物件。而集官、學、研多重身份於一身，唐傑始終秉持著理性、客觀的態度，以多維的視角對深圳的發展進行深入思考，在全國很多城市學深圳的大背景下，他也成了介紹深圳經驗的最佳人選，不斷出現在全國各城市的講壇上。連日來，結合自己的經歷，圍繞“深圳發展的核心特質”“應當向深圳學習什麼”，唐傑與本報記者進行了多次深入交流。

“初來深圳，

學會的第一個當地詞是‘拉長’”

“世界上沒有哪一座城市能夠有深圳這樣40年的滄桑鉅變。當然，迪拜比深圳富得快，它比深圳晚開發10年，但它沒有經歷過一個完整的城市化、工業化的過程。”唐傑告訴記者。

他特別願意分享他所見證的“深圳奇蹟”。“我初來深圳，學會的第一個當地詞是‘拉長’。起初我以為是粵語，後來才知道這是個職位，是車間一條流水線的負責人。每個生產單位只專注處理某個片段的工作，而拉長是全能的，任何一個工人有情況無法完工，他都能頂上，確保工序的完整。”唐傑說，這個詞投射出的正是深圳工業化、城市化的前進腳步。

“從過去40年增長的情況看，深圳是從超高速向高速、中速，最後向全國平均增長率靠攏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深圳每10年會出現一個因轉型而產生衰退的週期。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大量產業外遷的過程。”唐傑說。

他把深圳的發展精確劃分為五個階段——1985年至1995年，對深圳來說是一個工業化開始的過程，靠OEM（代工生產）模組化分工體系加上廉價勞動力，提出全球分工體系，以低端生產支援超高速增長；1995年至2000年，當大規模的“三來一補”向生產要素更廉價的東莞轉移，出現了大規模模仿性生產製造的現象；2000年至2010年，開始向深圳製造轉變，形成具有核心技術能力的分工協同產業鏈體系；2010年至2020年，從深圳速度走向深圳質量，從深圳製造轉向深圳創造；大規模結構調整之後，深圳在新一代資訊科技、生命科學、新能源等領域取得了競爭優勢。2000年以來，深圳全面進入科學引領創新時期，更多地從專利技術走向原發性科學研究，這個過程顯著提升了企業和產業競爭中的科學含量。“跨越了農業、工業化到創新，這是個一路跌跌撞撞、起起伏伏的過程，是在摸索中走出的從數量型轉向創新驅動的道路。”唐傑說。

對“轉向”帶來的變化，唐傑如數家珍。他常在演講中展示“最愛的一組照片”——同一位女工，白天在裝配線上外掛，晚上到夜校讀書。“起初，深圳常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小學四五年級。現在1000萬的深圳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已經達到了大學一年級。沒有40年的積累，不可能有這樣的變化。而實現這個變化，美國用了100年。”

“我們講‘模仿創新’，有人說，這不就是山寨嗎？深圳過去有很多類似的負面評價。其實，模仿本身沒有任何原則可講。但這座城市是座不斷攀登的城市。在深圳之前，全球沒有一座城市從如此之低走到如此之高。”唐傑說。

市場是塊溼地，

政府的責任是保護溼地

深圳是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城市的代表。其他城市要向深圳學習什麼？

對此，唐傑曾有過回答——“深圳經驗”有難以複製的地方，一是它的唯一性，移民是唯一性，靠近香港是唯一性；二是，深圳的改革，從一個改革帶來另外一個改革，帶來雪崩式的效應，滾雪球般地越搞越大，這就是改革創造改革。“我們現在總覺得是政府推動改革，事實上是政府要按照企業的要求來，政府發現不了這麼多問題，是大量的市場需求在深圳演化成了深度改革。我覺得這是各地不太具備的，要怎麼複製？”

話雖這麼說，在此次採訪中，唐傑還是給出瞭解題思路：最核心的是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持之以恆，專業細化，進入操作流程而不是流於口號；同時，還要強化法治，政府要以法治化退出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轉身建立優質公共服務體系。

“有問題找市長”和“有問題找市場”差異巨大。唐傑又進一步解釋，在深圳，大多數企業可能不知道市政府、區政府、街道辦事處在哪裡，但大多數企業知道稅務局、法院的位置。

“深圳還喊出了‘溼地效應’的口號——市場是塊溼地，政府的責任是保護溼地，溼地的存在，在於千分之三的鹽分，政府的作用就是保證這千分之三，不多不少。”唐傑說，“鳥吃魚，魚吃蝦，都與政府無關，這是市場競爭。企業競爭，政府不管，有問題找法院。這是公開透明，尊重市場規則。”

他講述了一個關於“大疆”的故事——2006年汪滔在深圳蓮花北小區的一個單元裡創辦了這家無人機公司，至2020年，大疆已佔據全球細分化無人機市場80%以上的份額。2014年年初，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到訪大疆公司，問了三個問題——香港科技大學在大疆公司創業中做了什麼？深圳做了什麼？大疆會不會到香港發展？

汪滔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對此他的回答是，香港科技大學在公司創辦發展中充當輔導者角色。不知道深圳幹了什麼，但大疆公司不可能到香港發展。因為深圳在資訊產業製造領域具有世界範圍內的產業分工優勢，深圳發達的產業鏈配套能力表現為企業分工優勢，更表現為人才優勢，沒有一個地方能夠聚集這樣大規模的多元化工程技術人才。這使得大疆公司可以專注於創新研發。大疆公司在網上競標的不是生產一款航拍無人機，而是一個元件、一個模組、一個零部件，甚至是一個螺絲釘。每一次競標都會有5個、10個或是更多製造公司參與，結果是質量會更優，價格會更低。

“汪滔的話很耐人尋味，大疆公司上市的IPO是香港公司做的，大疆公司的公共關係和法律部在香港，大疆公司的智慧財產權部在香港。由此可見，大疆創新科技公司以及中國著名的一大批民營創新公司能夠生長在深圳，深圳能夠轉型為國際著名的創新城市，關鍵在於一個核心因素——市場化、法治化和國際化。汪滔的創業地是香港科技大學在深圳的孵化點，地、樓都是深圳市政府提供和建設的，但深圳市政府沒直接給予汪滔資金。但如果當初深圳市政府直接給資金，他就成長不起來了。這就是深圳市政府和其他一些地方政府的區別。深圳市政府透過創造良好的市場機制、提供良好的公共產品，實現有所作為。”唐傑表示。

“要做到建立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政府部門還要強化公開公平的政務服務，不要給少數企業吃偏飯，更不要給企業增添麻煩。”唐傑表示，這些內容都很簡單，但做到“真不容易”。“政府官員願意服務嗎？能夠服務好嗎？政府部門願意放下行政管理權轉身去做公務服務嗎？長江三角洲做得很好，既有強政府的特點，也有做好服務的理念。而深圳走向法治的市場化比較早，其他城市生硬對標深圳可能不是一個好策略。”

引入沃爾瑪沒帶來“洪水猛獸”

改革開放為什麼能夠帶來更有效率的增長？唐傑在所著的《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發展》一書中，巧妙地用“三個和尚和一個方丈”演繹“制度創新”。寺廟的方丈立下一個規矩，鼓勵三個和尚都能搶著去挑水。為了獎勤罰懶，方丈規定，三個和尚各自挑水，到吃晚飯的時候，誰挑的水多，就獎給誰一盤炒豆腐，誰挑的水少就吃白飯。三個和尚因此都搶著挑水，展開了挑水競賽。透過這種制度創新，寺廟裡的和尚不斷增多，再也不會沒水吃了。改革開放不僅會產生激勵機制，也會因激勵機制帶來技術創新的效果。由於住的寺廟離河邊實在是太遠，和尚挑一趟水下來就疲憊不堪，越挑越慢，挑來的水還是趕不上和尚數量的增長。和尚共同想出了一個新的辦法，挖一條渠，裝一個轆轤，有的和尚負責搖轆轤，有的和尚負責把水倒入水缸，“這是技術創新的力量給和尚帶來的福利”。

敢為天下先，令深圳跑出了舉世矚目的深圳速度。創新也已經深入深圳的“肌理”，不論是機制體制方面，還是法治、市場經濟方面。唐傑為記者介紹了一個自己親身經歷的典型案例——1997年，深圳想引入零售業鉅子沃爾瑪到中國。一石激起千層浪，反對者眾多，視沃爾瑪如洪水猛獸，擔心其會對中國的商業進行壟斷，中國超市會因此垮掉。深圳還是把沃爾瑪帶進了中國，一些人擔心的事並沒有發生，而深圳學習沃爾瑪全球採購體系的熱情反倒被大大激發出來。深圳還幫助其舉辦了全球採購大會。值得一提的是，引進一年後，招商銀行還找到沃爾瑪，建議他們引入會員卡制，即由招行來幫做消費卡。此法實施後，就令中國人從信用卡時代進入了消費卡時代。

“一線城市不是看是否富有，而是看創新能力。”唐傑同時坦言，目前我國城市科學產業技術創新性不高。依據2018年全球創新指數（GII）報告，聯合國智慧財產權組織公佈了全球前100個創新中心的資料，把國家創新體系放在實證角度來觀察（縱軸是論文數量，橫軸是專利的對數），2018年深圳和香港居全國專利數量並列第一位。我們用資料觀察中國的一線城市，中國進入全球前十的創新城市裡，深圳、香港、廣州合為一個創新體，即深港穗一體化，還有北京、上海。如果以專利技術或者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專利合作條約）來看，可以發現，中國一線城市如今都成為全球創新中心的前十名，其中深港穗一體為全球創新中心的第二名，所以一線城市同時也是國家創新體系裡的領先者。中國還有很多二三線城市，在全球前100名創新城市叢集排名中只能位於第二、第三梯隊，儘管其中不少城市已經聚集了數量較多的大學與科研機構。他認為，我國過去40年的城市化、工業化處於一個跟跑階段，在向並跑階段過渡，要在部分領域真正實現領跑，轉換增長的方式就需要從工匠精神轉到專利技術。同時要從簡單的工匠精神走向科學發現、產業發展。在這樣的增長框架下，未來要發生的變化推動著大學與產業的結合，推動人力資本、科研成果的市場化。

“產學研結合就是要走‘基礎——前沿基礎——產業升級’的路子。高校有人經常發論文，鼓勵他們好不好？很多論文的釋出是並沒有多少創業性的。部分大學聚集的城市，處在科學發現和產業創新能力中低端。假如我們就在這兒解析，包括濟南、哈爾濱、長春、南京、武漢、杭州這些大學密集的城市都可以走近這個概念。而走向創新，我們還要進一步解決問題。實際就是“十四五”規劃談到的問題：要解決基礎研究和產業不一致的問題，要讓大學、企業、政府三種力量能夠形成一個整體。而在實踐中最重要的，一是政府支援做大做強基礎研究，少干預、不干預科學家，多投入，持續投入；二是鼓勵發展VCPE（私募股權），給科研成果定價，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產業技術，轉化成一代又一代創新企業。”唐傑說。

2012年至2015年，深圳市科創委為近8000家中小微企業提供總支出達40億元的補貼，促使中小微企業貢獻給深圳的產業增加值增加1200億元，其中7000多家中小微企業的貢獻超過700億元，發明專利佔全市總量的比重由4。7%上升到11。5%。“可以說，政府有效的創新資助政策對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創新收益是有利的，也可以強化企業的創新意識。”他表示。

轉型快的城市，

都是飛鳥願投林的地方

2020年，面對氣候變化這一全人類的共同危機，我國向世界承諾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是進入新發展階段的中國推動“高質量發展”的主動求變、應變。目前，國家正在抓緊編制行動方案，進一步明確時間表、路線圖、施工圖。

作為第三屆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委員，對於碳達峰、碳中和的話題，他結合深圳的做法也有很多感悟。過去十年，深圳透過創新驅動、綠色導向的發展模式和產業轉型升級，以更少的資源消耗和碳排放實現了更有質量、更具競爭力的經濟增長，全市碳排放呈現總量增長趨緩、碳強度持續快速下降、結構減排效應顯著增強的特點。“十四五”時期，深圳產業將持續轉型升級，產業高階化、結構高階化仍將是降低碳強度和碳排放的重要推動力量。隨著高產出低碳排放行業佔製造業比重進一步上升，低碳強度的新興製造業佔比明顯上升，預計製造業碳排放量基本保持穩定。深圳具有2022年至2023年碳排放達峰的可能性。

然而，放眼全國，經濟社會發展對能源的需求仍在不斷增加，用新能源替代舊能源的困難程度很大。同時，傳統制造產業需要大規模調整，過程近似於脫胎換骨。一邊是碳達峰、碳中和，一邊是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如何齊頭並進？

“實現碳達峰、碳中和，關鍵在於，它是個長期的發展方式，是轉型問題，我們要認識到轉型的迫切性、複雜性、持續性。”唐傑表示，“能耗和能效水平或者叫能源彈性消費係數是要不斷變化的，能耗的單位產出是要提高的，這不就是要去達峰了嗎？還要搞中低端產品嗎？這是中國經濟整體轉型的問題。這裡面還蘊含著一個巨大的機會——我們要不要產業升級。可以採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光伏在最近10年經歷的技術進步的速度已經達到了摩爾定律的速度，這是個機會。煤炭一直被認為是低成本的資源，當光伏比煤炭還便宜的時候，我們要不要採用？會帶來多大的新增長點？這都是要著重思考的。”

唐傑說，最近剛剛公佈的資料顯示，過去10年中國煤炭佔能源的比例已經從75%降到60%左右。假如持續這樣做，它會產生新一輪的投資，新一輪的技術革命。“此外，當我們看到汽車都是使用可再生能源或者是用可再生能源制氫，然後變成汽車動力的時候，我們還需要年年進口這麼多石油嗎？”

而“能源減碳”與“藍天保衛戰”要協同推進。唐傑告訴記者，碳排放其實和藍天沒關係，但只要是化石能源燃燒，一定伴生有害氣體。所以，要深挖節能提效的潛力，加快推進電力行業、交通行業和工業減排。深圳也曾經歷過嚴重的霧霾，2004年是最嚴重的，全年霧霾天數為180多天，嚴重到百米多寬的街道兩邊的樓房都看不清楚。以2008年為拐點，6年後深圳的霧霾天數已經回落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水平——70天。深圳連續幾年名列全國空氣質量指數前10名，在全國超過千萬人口大城市中位列第1。現在深圳的空氣質量指數就從70多下降到了19。當地採取的措施就是限制火力發電。“有一個很大的火力發電廠，採取了超臨界技術，但我們還是逐漸把它變成一個備用電廠。這就有極大的決心在裡面。”他舉例說。

“與此同時，還要改變生活方式，要發展公共交通，當一個城市的公共交通承載率超過70%的時候，碳排放就大大下降了，變成一個能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城市。深圳在全國最早推行公交車全電動化，深圳的計程車全電動化，路面很少能夠看到青煙在飄。老百姓看到了，支援了，轉型就成功了。”唐傑說，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從要素邊際收益遞減轉向遞增的經濟發展轉換過程並沒有直接的感受，最直接的感受是經濟發展了，空氣、土壤、水汙染改善了，就是要素邊際收益遞增了。當然，這樣的標誌可能不嚴謹，但具有高感知度，也是容易達成共識的。所以，要改善汙染狀況，就要付出增長率的代價，就是要下大力氣淘汰高汙染、高耗能的落後低端產業，要加快淘汰過剩的產能。“現在看來，凡是轉型快的城市，都是飛鳥願投林的地方。事實上，願不願意付出轉型的代價是個問題，能不能找到合適的轉型路子也是個問題，最成問題的是，不能再複製簡單的以GDP為宗、先汙染後治理的路子，要以空氣、土壤和水汙染的動態變化，作為經濟發展前行的直接可觀測的標準。”唐傑說，深圳為轉型付出了應當付出的代價。經濟增速或是增長率下降換來了經濟質量顯著上升，空氣質量和環境汙染顯著改善，深圳藍，成了這座年輕城市的標誌，是市民最大的驕傲與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