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樹青：杭州版刻圖錄

“二陳舊業在泉唐，文物凋殘劇可傷。寫罷新圖增舊喟，與君閒話睦親坊。”此為著名學者餘紹宋題朱遂翔“抱經堂藏書圖”三首詩中的一首。朱氏遂翔為民國年間書業巨賈，與《販書偶記》作者孫殿起合有“南朱北孫”之譽。

朱氏晚年息業，頤養杭城，購屋數楹，設藏書樓，顏之曰“抱經堂”，貯珍本善槧，皆為昔年賈書過眼較善而不捨售出者。聚藏豐富，學人一時欽羨，此也朱氏自許平生快慰事，爰請餘紹宋先生繪圖以記。一時碩彥俊流紛紛題詠，如馬一浮、傅增湘、顧頡剛等，遂成一段書林佳話。

餘紹宋先生在圖右題詩後又跋雲，感喟與君閒話睦親坊，南宋時臨安陳起、陳思皆業書賈，起著《江湖詩集》，思著《寶刻叢編》 、《書苑菁華》等書，俱傳於代。彼時書肆皆在睦親坊，即“弼教坊”，今杭州中山南路棚橋一帶，距南宋書院（今杭州高階中學）不遠，是當時書肆業集中的區域。南宋書肆刻書，即版本學上所謂的“書棚本”。

近人張秀民先生在其《中國印刷史》一書中，對南宋杭州書肆業主考證有20家之多。顧志興先生又增加6家。諸如臨安府陳宅書籍鋪、臨安太廟前尹家書籍鋪、榮六郎書籍鋪、大樹下橘園亭文籍書房等，可見一時盛況。

杭州的雕版印書源遠流長，大抵與佛教經像的鏤板有關。從現存實物看，五代吳越時期杭州的雕版印書技術已經非常成熟，兩宋時期更是十分興盛，為全國三大刻書中心之一，可視為中國印刷史上光芒萬丈的時代。

元、明、清時期杭州的刻書，與兩宋相比雖風光不再，但官私出版事業仍相當興盛。趙萬里先生說：“元代浙閩兩地刻書盛況，比之宋代，有過之無不及。那時中央和地方政府刻書，如《文獻通考》、《元一統志》、《聖濟總錄》、遼金宋三史、河西字大藏、《普寧藏》，都是由杭州雕版的。”

明代的“武林版畫” 、佛教典籍《徑山藏》，清代浙江官書局的刻印圖書，俱為雕版印刷史上之濃墨重彩。因此歷代筆記、雜識、著作，對杭州的雕版印刷不乏記載與描述。如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版，殆不減杭州，而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尤為後世所稱引。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四》：“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凡武林書肆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湧金門之內，及弼教坊、清河坊，皆四達衢也。”

近人王國維先生在其《兩浙古刊本考序》中雲：“ 宋有天下，南並吳越，嗣後國子監刊書，若《七經正義》，若《史》、《漢》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唐書》，若《資治通鑑》，若諸醫書，皆下杭州鏤板。北宋監本刊於杭者，殆居泰半。”南宋建都杭州，“臨安為行都，胄監在焉，板書之所萃集”。現代張秀民之《中國印刷史》、顧志興之《浙江出版史研究—中唐五代兩宋時期》都做過專門的研究。

杭州圖書館古籍部同仁，有感於杭州在中國印刷史上的特殊地位，找我商量，遂思考從版本學的角度編印一部能系統、簡潔反映整個“杭刻”歷史的書籍，於是就有了出版《杭州版刻圖錄》這一構想。所謂圖錄也就是書影。顧廷龍先生曾編輯《明代版刻圖錄》，指出圖錄“是闡明版本之學的最合適的著作形式”，其具體做法，就是從一批特定範圍的古籍中，選取各書的一個半葉或一葉乃至數葉加以影刻或影印，並附加解題，以一定形式彙編成一種以圖為主，兼有文字解說的書（復旦大學王亮語）。此書從醞釀到編稿完成費時二年，期間得到海內外有古籍收藏的公共圖書館與高校圖書館的支援。

全編自五代吳越刻本起始，至清宣統三年（1911）浙江圖書館刻本收尾，共計219種，內輯五代吳越及宋版80種，有45種為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未收者，7種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所未收。圖錄大致可分為知見、收藏、流略三類。本書所屬知見乎？流略乎？

書影歷歷，目觸琳琅。杭州出版之狀集於是書，可以徵，可以觀。溯流探源，鉤隱抉微。史學家吳晗先生曾對藏書文化有言：“勒藏家故實為一書，則千數百年來文化之消長、學術之升沉、社會生活之變動、地方經濟之盈虧，固不難一一如示諸掌也。”版本之學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杭州圖書館舊館，位於棚橋以西，正是兩宋書坊刻書的繁華地。其代表人物陳起開設的書籍鋪，是南宋杭州刻書最多且最負盛名的書坊，以刻印各種詩集著稱。其子續芸，能承父業，亦刊刻不少書籍，故後世有“二陳”之謂。幾百年來，學人每每論及宋代書棚本，未有不述及陳氏父子的。故餘紹宋先生為之念念，難以去懷。此次《杭州版刻圖錄》收入陳起父子所刊印圖書計有十三種之多，可窺一斑。

四圍皆古今，永日坐中心。

門對官河水，簷依柳樹陰。

每留名士飲，屢索老夫吟。

最感春燒盡，時容借檢尋。

—宋趙師秀《贈賣書陳秀才》

今官河水清，簷柳跡黯。書影宛在，精義紛然。學人檢尋，圖錄是按。同道功德，亦足多贊。謹為序。

書名：杭州版刻圖錄（全二冊）

作者：杭州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