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十三行從何而來英國人為何看重十三行吸引英國人的是什麼！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元1833年1月11日）丑時，宣宗成皇帝的第六個皇子降臨人世。這位一生勤儉克己的皇帝已經到了知天命的年紀，此時也一定忍不住感涕上天眷顧，而且無法剋制自己的興奮之情

：訢，喜也

。

宣宗皇帝的欣喜是大有緣由的。宣宗皇帝的長子奕緯出生於嘉慶十三年（公元1808年）。過了整整16年後，奕新的生母博爾濟吉特氏才相繼誕下了皇二子奕綱和皇三子奕繼，但兩位皇子都早早地夭折了。更讓宣宗難過的是，皇長子竟然也於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暴病身亡。

幾個月之後，皇四子的誕生讓宣宗皇帝稍感安慰。也許是前面三個兒子的早夭病亡讓宣宗皇帝心有餘悸，於是在給第四個兒子命名的時候，他把名字中的“糹”旁改作了“言”旁，皇四子取名為奕詝。幾天之後，皇五子奕誴也緊跟著出生了。“誴”是快樂的意思，宣宗的心情可想而知。一年多以後，奕訢降生，更是讓宣宗皇帝大喜過望了。

給宣宗皇帝帶來樂與喜的皇五子和皇六子，後來的人生軌跡完全不同。奕誴被宣宗皇帝過繼給了自己的兄弟惇恪親王綿愷，等於早早地被取消了競爭太子的資格。不過，若干年後，這兩兄弟的兒子們倒是在一起幹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此乃後話，先按下不表。

皇六子奕訢受到宣宗皇帝的偏愛似乎已經成為史家共識。經常被人提及的有這樣一些事實：宣宗皇帝連奕訢乳母安排這樣的小事都要親筆批示，這是愛子心切；奕訢生母的位份晉升得很快，這是愛屋及烏；給奕訢安排的老師的水平比奕詝的老師高，這是望子成龍；給奕安排的親家的門第比奕詝的親家高，這是情深意重。凡此種種。

我並不是歷史研究的專家。我不知道專家們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會不會遇到和我一樣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判斷歷史上一個事件的真實性？一件確定發生過的事，我們又應該如何來解釋、評價呢？如果我們要給這件事一個結論，又應該如何證明這個結論是正確的呢？

真實性問題也許是相對簡單的，我們可以透過考據甚至考古來獲取相應的證據。即使如此，我想提醒各位，歷史歸根結底是人的歷史，是由人記錄的。不幸的是，歷史的記錄者只是歷史的參與者中的一部分，有時候是極個別者；更不幸的是，我們看到的歷史又只是被記錄的那一部分，並非其全貌；更更不幸的是，我們看到的那一部分還是經過人為篩選的。還有比這更糟糕的嗎？當然。

如果說歷史事件本身存在客觀性的話，歷史事件的解釋和評價則是徹頭徹尾的主觀了。在此慎重宣告，無論我如何標榜自己用了多麼客觀的標準、多麼理性的思想、多麼科學的方法、多麼嚴密的邏輯，我對歷史事件的任何解讀評說都只能代表我自己的意見。

歷史結論同樣如此，不管它看上去是否客觀理性、科學嚴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它被記錄下來，那它也會成為歷史的一部分。確切地說，它將成為歷史資料，由後人解讀，得出他們的結論。我還想說，對一個歷史事件而言，同一個歷史時期的人們很容易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左的結論，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也很有可能得到不同的結論。所以，本文中所有的內容，如果有些部分算得上一個結論的話，它只是我此時的看法。

如此說來，同一件事人們有不同的看法就一點都不奇怪了。比如，奕訢的岳丈桂良，身居要職、家世顯赫，是奕詝岳父富泰所不能比的。有人說孰輕孰重一眼便知，這自然是由於宣宗偏愛奕訢的緣故；也有人說正是因為宣宗打算立奕詝為儲，所以給他選的外家不那麼強勢，免得外戚影響內政。您看，這是不是都合乎邏輯呢？也許，以後有人還可以得出宣宗太愛奕訢了，捨不得讓他國事纏身，所以只封為親王，不立為太子的結論呢。

皇嗣確實算得上關乎國運的大事。但我在前面說的“於國於家”，其實並非專指此事。皇六子奕訢出生的那一年，公元1833年，一個湧動的暗流即將深刻地改變大清國的命運。

中國向來稱作天朝上國。我華夏禮儀之邦之外，皆屬不服教化之地，它們還有各自的專屬稱謂

：東曰夷、西曰戎、南曰蠻、北曰狄

。而且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本的“戎夷”，它們那“不可推移”的本性，也被極具包容性和吸引力的華夏文明給吸收同化了。那時的華夏子民，想來是很有文化自信的。

說起來，清朝也曾經是“東夷”之這種帶貶義的稱呼，其內涵並不確定，也不確定是某一個族群。正如原本的“西戎”之一秦，後來成了華夏的一部分，自然就不再屬於戎狄之列了。

由秦至清，“中國”和“戎夷”相愛相殺，分分合合，“中國”的土地和文化散發著致命的誘惑，讓“戎夷”們無法自拔，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他們沉迷其中，接下來，等待他們的就是被同化、被消解的宿命。

清朝也無法逃脫這個宿命。無論建立起多麼強的滿漢之防，最終保留下來的除了八旗制度和服飾之外，其餘從文字到思想幾乎全部被中國傳統文化所佔據。

於是，大清國成了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天朝上國，四海之外，仍以蠻夷稱之。在“天朝”看來，蠻夷素來仰慕我上國風采，或朝貢，或通商，好一番大同景象。

朝貢是最受歡迎的，即使這是一個賠本的買賣。至於通商，我泱泱中華地大物博，與爾等蠻夷根本無此必要；如若爾等非要與我上邦通商不可，我倒可以恩准，不過一切得按我的規矩來。條約自然是沒有的，遵守我大清律法即可。

開始僅僅是作為對外邦朝貢使者及其隨行人員的恩賜，清朝政府允許他們在限定的區域進行有限的貿易。通商口岸包括漳州、福州、廈門、寧波等地。後來，政府執行“一口通商制度，即只准外商在廣州一地開展貿易，並且將外商圈於固定區域，不得隨意進出；同時外商只能與指定的十三家商行進行交易，即所謂的廣州十三行是也。

廣州十三行也成為這個貿易區的代名詞。被稱作十三行的這個狹長區域位於廣州岸邊，倉庫、辦公室和住房雜處其間。擁有英國海外市場壟斷權的東印度公司，是這裡最主要的常駐者。當然，在這裡他們不可能擁有他們在其他地方享有的特權，事實上，別說特權，英國商人們想要的平等通商的權利都不可能得到。相反，他們在十三行必須忍受諸多限制，包括人身限制和行政限制。

能讓他們留下來的，當然是利益。逐利是商業的本質，也是商人的本性。一味地、沒有限制地追逐利益，是會讓人陷入瘋狂境地的。如果說對權”的追求還有一個皇位作為終點的話，那麼，對“利”的追逐是永無止境的。至於陷入瘋狂，對個人而言是如此對團體而言也是如此，對國家而言何嘗不是如此？

但無論如何，即使改朝換代，“重農抑商”早已成為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基本國策。

和這樣的中國通商，自然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能讓英國商人痛並快樂著地待在十三行的是，這裡的商品在英國本土市場上非常受歡迎。這些商品最開始是迎合英國上流社會的瓷器、絲綢還有名貴藥材，它們讓東印度公司獲利頗豐。到後來，出現了一種受到整個英國社會追捧的商品，它是如此符合英國人的胃口，需求量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一個普通倫敦工人家庭也會用收入的5％來購買它。它就是茶葉。

茶葉造就了巨大的中英貿易順差，大到廣州十三行誕生了當時中國的同時也是世界的首富——伍敦元。《華爾街日報》2001年曾經統計出上一個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中國有六個人上榜。能和千年大帝成吉思汗、千年大貪和珅等人一起擠上榜單的伍敦元，是唯一一個商人出身的中國人。據估算，1833年左右，他的身家為白銀1700多萬兩，而整個大清國的年收入不過4000萬兩。鼎盛時期，伍敦元的財產高達2800萬兩，而在同期，在商業發達的美國，其首富的家產僅為伍家的四分之一。

世界首富出現在這樣一個抑商輕商的國度，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這個奇蹟的造就者便是“廣州貿易體系”。伍敦元的怡和行正是十三行之一，同時也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總代理。讓伍敦元發家致富的，最初就是茶葉。

遠在北京的宣宗皇帝也許知道廣州有位叫伍敦元的富商捐了個三品頂戴，但他應該不知道自己的這個子民居然成了世界首富，也不知道通商竟然會帶來如此豐厚的利潤。如果知道的話，生性節儉甚至到了摳門程度的宣宗皇帝會不會突然覺得，開源比節流來得更重要呢？當然，茶葉貿易的巨大好處皇帝也是看得見的，雖然這些好處經過各層各級大大小小官員的手以後，已經不那麼巨大了。至少有一項收入內務府是有保證的，那就是每年數十萬兩的稅收。

在遠之又遠的倫敦，那裡的國王就有些坐不住了。茶葉，這真是個讓人又愛又恨的玩意兒。讓人愛的，除了它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帶來的收益：英國政府對東印度公司進口茶葉徵收的稅額高達100％讓人恨的，是它讓大量白花花的銀圓流出了自己的銀庫。也許，這還不是唯一的原因。

為了保有自己對茶葉的壟斷經營權，東印度公司不得不透過買斷的方式提前與中國的茶商簽訂合約，來避免其他散商或走私者的競爭。但其副作用是，可能造成茶葉供大於求。1773年，東印度公司就遭遇了一次嚴重的茶葉積壓，於是它請求政府把茶葉的壟斷經營權擴大到美洲。而這，成了波士頓傾茶案的前因，其後更成為美國獨立戰爭導火索。美利堅合眾國的建立，讓英國丟失的不僅僅是一塊殖民地而已。

與茶葉類似，中國也是一個讓英國又愛又恨的國家。與工業革命形成的巨大生產能力相比，英國本土市場太小了。而中國呢？“只要中國人衣服下襬增加一寸，就夠曼徹斯特所有工廠忙乎幾十年。”如此龐大的市場，哪個商人不愛呢？然而，中國農家幾乎家家都有的織布機讓他們捶胸頓足，非但如此，除了少數官宦鉅富，中國民眾似乎對英國的其他工業品也毫無興趣。事實上，由於對通商的嚴格管控，普通人也沒什麼機會接觸到這些商品。

恨歸恨，茶葉生意還得繼續做。但是，英國人從世界各地掙來的銀圓都花在了中國，實在讓他們心有不甘。於是，便有了此後的瘋狂行為：以國家為後盾的販毒集團產生了。

鴉片貿易的肇始遠早於1833年。只是在這一年，英國政府以自由貿易之名，決定取消東印度公司的鴉片壟斷經營權。這個決定讓更多的英國商人有機會投資這個一本萬利的生意，導致鴉片貿易量激增。

終於，英國人以這種方式得到了他們想要的貿易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