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信仰變化：從佛教傳入中國，到玄奘天竺取經

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有兩條：一條是經由西域的陸路，還有一條是經由南海的海路。關於傳入年代有各式各樣的說法，一般說來，傳入中國時是在東漢明帝（58—75年在位）時期。

漢明帝夢見光彩熠熠的金神，於是派遣使節前往西域，求得佛經和佛像。經文由白馬揹負而來，因此把寺院命名為白馬寺。 兩位使者陪伴天竺沙門攝摩騰和竺法蘭回到洛陽。 如果這段記載屬實的話，佛教東傳的最初路線就應當是經由西域的陸路。 佛教正式傳入之前，已有西域商人到洛陽來做買賣。當時的西域諸國，幾乎都信奉佛教。他們來到洛陽，意味著包容他們精神世界的佛教也一同到來。他們一定在洛陽某處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場所，我想很可能就是白馬寺。 西域人的佛教信仰展示在洛陽人面前。當地人起初一定是以好奇的眼光看待他們，但並未接受這種信仰。語言不通，自然也無法理解教義，並且他們的內心世界裡也還沒有想要理解的期求。

直到三國時代的亂世來臨，人們才開始有了人生究竟為何之類的煩惱，西域人的信仰因此日漸受到關注。 如果漢明帝確實曾向西域或天竺派遣使者的話，多半也是出於他的異國趣味以及管理西域人的實際需要。祭拜金光燦爛的佛像，在當時一定是件榮耀的事。 據說東漢時期，是將佛像置於宮廷之中祭拜。宮廷貴族以此來確認自身的優越，並藉以向周圍誇示這種優越感。與前文提及的白馬寺種植的巨大葡萄和石榴被宮廷貴族獨佔的狀況相同，佛像以及沉浸於佛像莊嚴氛圍之中的行為本身對於庶民來說，也是高高在上，或者應當說是近在眼前的別樣世界。 中國人在引進佛教之前，對佛教的預備知識雖說止於表面，但已有相當水平的認識。

白馬寺內雖有西域僧侶，但他們大概忙於指導當地西域人的信仰，對於向中國人傳播佛教並不積極。 待到三國時代的戰亂時期，中國人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苦惱原是人間共有，發現原來西域人也與自己是同樣的人。直到這時，佛教之門才開始面向中國敞開。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內，佛教在中國未曾超出異國趣味的領域。

東漢明帝時期，天竺沙門來到洛陽。 以魏為國號的全國性政權先後出現，難免容易混淆不清。 曹操的兒子曹丕在東漢之後正式建立魏國是在220年，而北魏道武帝以386年為登國元年，通常把這一年看做北魏建國元年。北魏這個稱呼其實也是後世採用的代稱，北魏人所用的只是“魏”這個國號。 《釋老志》是記錄北魏歷史的《魏書》的最末一卷，是有關釋（佛教）與老（道教）的記述。其中談到東漢明帝時期佛教的情況，但成書當時距東漢已有五百年，很難斷定其記述是否準確。 關鍵是《後漢書》的明帝本紀裡不但沒有記載天竺沙門來朝一事，連派遣使者前往西域一事也沒有提及。 關於佛教傳入初期的情況，中國歷史上的記述非常模糊。

此前在中國人看來，佛教是西域人的信仰，屬於另一個世界。但他們漸漸感覺到，佛教似乎具有使靈魂得到救贖的某種力量。這時候，向中國人傳授佛教基礎的，應該是西域的僧侶們。 《三國志》中有倭人傳卻無西域傳，大概是因為那條名為絲綢之路的貿易通道因戰亂而阻塞。住在中國的西域人被斷絕了回鄉之路，其中一定有相當一部分人身不由己地受到漢化。而身為佛教徒的西域人的漢化，同時也意味佛教對中國社會的滲透。 在三國以後群雄割據的時代，佛教在中國各地的傳播愈加廣泛。各路英雄之中，有的人為祈願勝利而把佛僧當作法師並讓其與軍隊同行。 隨著佛教的推廣，對於西域僧人教授的有關佛教的初淺知識，有人開始感到不滿足。各式各樣的疑問隨之產生，卻無人能夠解答。

去佛教的發源地印度，解明佛法的奧妙。 出現這樣想法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從中國到印度的路途遙遠且艱險。為探求佛法，一些不畏險阻的勇者毅然踏上了前往印度的旅程。 他們是求法僧。 唐代的義淨（635—713）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兩卷共收錄有五十六位求法僧的傳記，名列其中的這五十六人只是當時求法僧中的一部分。 說到求法僧，我們首先想到的是三藏法師玄奘。這大概要歸功於為大眾喜聞樂見的小說《西遊記》，加之玄奘的著述留存至今，使我們得以瞭解當時的途中見聞。 寫下游記的求法僧不在少數，留存下來的卻少之又少。有的書名記錄在別的書中，實物卻早已佚失，這樣的事例極多。

應該說得以留存的是得天獨厚的著作，而其作者也是得天獨厚的。玄奘就是其中的一位幸運兒。 自著遊記有幸留存的求法僧，玄奘之前有法顯，之後有義淨。 法顯常常被拿來與玄奘作比較。同是歷盡艱險到達天竺，居住多年後回到中國，但兩者相反之處其實更明顯。兩人都從長安出發，法顯出發的時間是399年，玄奘是629年，其間相隔整整230年。出發時法顯六十四歲，玄奘二十七歲（關於兩者的出生年代有各種說法，但諸說相差不過兩三年）。對我來說，兩人出發時的年齡差距最值得關注。 玄奘於太宗貞觀三年（620）踏上旅途，時值初唐興盛時期。自隋朝統一中國之後，時間剛過去四十年，正是天下太平之時。繁花似錦的時局之下，不，應當說就像被生機勃勃的時代潮流推動之下，年僅二十七歲的玄奘從長安啟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