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曼 | 技術的道德化

節選自| ［英］ 齊格蒙·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

譯林出版社，2002年。略有刪減

權威的官僚化體系的一個最明顯的特徵卻是，個人行為中的道德怪癖遭到揭露的可能性，以及一旦被揭露就會陷入痛苦的道德困境的可能性都萎縮了。在一個官僚體系中，公務員的道德關懷從集中於行動物件的命運之上被拉了回來。它們被強制地轉向另外一個方向——即將開展的工作和出色地完成這些工作。行動的“目標”過得怎樣和有什麼樣的感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行動者機智、有效地完成其上司交代的任何事務。在後一個問題上，上司是最合格、最自然的權威。這種局面進一步強化了上司對其下屬的控制能力。除了下達命令和懲罰不服從者之外，他們也做道德判斷——僅僅是關係到個人的自我鑑定的道德判斷。

評論者反覆地強調，米格拉姆實驗的結果會受到下面這種信念的影響，即行動是為了科學利益的需要——無疑這是一個高高在上、鮮有爭論、一般也是基於道德的權威。不過，沒有指出的一點是，科學比起其他的權威來更多地被公眾輿論許可實施倫理上可憎的原則，即用目的來使手段變得合理。科學成為目的與手段相分離最徹底的化身，這種分離是人類行為的理性組織所懷的理想：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遭受道德的評價。被試者表示道德的苦悶時，實驗員以一種冷漠的、慣常的與乏味的程式來回答：“那不會造成身體組織永久性的傷害。”大多數參與者只是過於高興地接受這種安慰，也願意不去想那種程式剩下的沒有得到討論的可能性（最為明顯的是，對身體組織的暫時傷害的道德問題，或者就是疼痛的痛苦所具有的道德性）。對他們而言，重要的是安心於某些“上頭”的人所認可的什麼是道德上可接受的，什麼不是在道德上可接受的。

在權威的官僚體系內，關於道德的語言有了新的詞彙。它充斥著像忠誠、義務、紀律這樣的概念——全部都朝向上級。上級是道德關懷的最高目標，同時又是最高的道德權威。事實上，它們全部可歸結為一點：忠誠意味著在紀律規範的限制下盡個人的義務。當它們凝聚並相互強化的時候，作為道德準則，它們的力量大到能夠廢止與排斥其他所有道德考慮的程度——首先就是那些與權威體系對自我再生產的傾注相左的倫理問題。它們劃撥、駕馭以實現官僚體系的利益，並壟斷了所有道德自我約束的通常的社會—心理手段。如米格拉姆所言，“下屬感到恥辱還是光榮依賴於他有多麼恰當地實施了權威所要求的行動……超我從評價行為的善與惡轉到評估個人在權威體系中的功能行使得好還是壞。

接下來與廣泛的理解相反的是，權威的官僚體系並不是如此這般地作用於道德規範，也不把道德規範當做與高效行為的冷酷理性有根本衝突的非理性和情感化的壓力而把它廢除。相反，它利用它們——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重新利用它們。官僚體系的雙重技藝就是伴隨著否定非技術問題的道德意義，而使技術道德化。正是行動的技術而不是它的實質受到了好與壞、恰當與不恰當、對與錯的評價。行動者的良心告訴他要表現良好，促使他以準確無誤地遵循組織規則和積極投入於上司規定的任務來衡量自己的正當性。在米格拉姆的實驗中，阻擋被試者的其他的、“舊式的”良知，並有效地遏制了他們停下來的衝動的是一種替代性良知（substitute conscience）。在“研究價值”或者“實驗的需要”等要求，以及如果不適時地中斷會導致什麼樣的損失的警告下，這種良知被實驗員拼合了起來。在實驗中，它是被迅速地拼合起來的（沒有一個人的實驗超過了一小時），且被證明具有驚人的效果。

毫無疑問，透過改變被試者與其行動目標的接近程度和他與行動權威的來源的接近程度之間的平衡，使得技術的道德更加容易地替代實質的道德。有著驚人一致性的是，米格拉姆的實驗證明了，在此種替代的有效性和被試者與其行動目標的疏遠端度（更多是技術上的而非身體上的）之間，存在著確定的相互依賴性。比如，一次實驗表明，當“被試者沒有被命令去推電擊受害者的扳手，而只是被命令去實施一項輔助性的行動時……在另外一個被試者確實給予了電擊之前……四十個成人中有三十七人……繼續著最高的電擊強度。”（在控制板上標明著“非常危險——XX”。）米格拉姆在自己的結論中認為，在一連串的罪惡行動中，如果個人只是中間的一環，並且遠離最後的行動結果，那麼在心理上就很容易忽略責任。可以說，對一連串罪惡行動中的中間一環而言，從開始和結果來看，他自己的行動似乎是技術性的。他的行動即刻產生的後果是另外一個技術任務的背景——操作一下電器或者處理一下桌上的紙。在他的行動與受害者的痛苦之間的因果聯絡被模糊了，可以相對若無其事地把它忽略掉。這樣，“義務”與“紀律”就成為一紙空文了。

本文為北大公共傳播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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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楊馨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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