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北大錢教授提出國民性最大的問題是兩面性的深度思考

摘要：世俗文化道德性必然帶來兩面性。不同階層兩面性的產生與後果不同。上層具有主導性和趨利性導致社會問題。法律和道德優先的順序對社會的意義。道德優先有利於社會長治久安。德法綜合結構的重新建立以及社會意識中人民性替代國民性才能解決兩面性問題。

北大教授錢理群先生在講魯迅系列中，提到：“當今中國的人性、國民性最大的問題是，人已經不再是一個有理想、有追求、有獨立思考行為的人，而是一個純粹的動物性的人，是按照人的動物本能活著的人。動物的本能的基本生存法則就是趨利避害。”

“現在大部分中國人，都是按照趨利避害的原則在說話，在活著，對自己有害的話絕對不說，對自己有害的事情絕對不做，只說對自己有利的話，只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情，這就決定了當下的中國人說話做事的一個基本特點，說兩面話，做兩面人。在不同場合，不同利益需求下，說不同的話，做不同的事。而且這是全民性的。”

細想起來，在中國世俗文化中的人們趨利避害的說兩面話甚至所謂的做兩面事都不是什麼大問題。這是因為中國文化的世俗性導致的必然，也正是因為中國文化的世俗性人本位的要求，使中國文化在歷史中所產生的世俗的道義性被統治者和社會不斷地強化，來抑制所謂的世俗性帶來的不直率和說虛話辦虛事的影響或兩面性的問題。所以從古到今，中國的上層社會從來都是不僅僅用規則或法律約束自己，而且更用道德標榜自己。這也是世俗社會說兩面話的原因。因為需要應對不同的環境和意識群體而在語言上極盡能事。但不會做兩面人。言論千變萬化，作為不離其宗。這時的人們會理解相互之間的社交狀態的需要與應對。因為社會處於穩定期，做兩面人的代價很大。

社會發展中之所以出現了問題，歷史上和現在都一樣，往往是因為上級階層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在統治過程中依仗規則（法律）或經濟的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強勢而又放棄自尊和道義的無原則、不道德的獲取自己的利益，放縱自己的慾望，形成更大的結構優勢。上行下效導致整個社會都傾向於對利益無限制的追求。上流社會掌握社會資源和話語權，所以往往會透過修改規則或者是利用利己的潛規則進行交換達到互補。下層社會的人們則具有相對寬鬆的道德環境。結構內的宗族社群，上行下效，遵規守距，結構外，也就是所謂的江湖，和平時期使用道德綁架以及動盪時機趁亂乘勢而為。

如果上層社會拋棄道德，為了利益的需要凌駕或放棄道義，使用自然客觀意識依靠法律和利益交換來維持自己的超地位優勢也就是規則之上的特權，則下層社會在絕對弱勢的背景下利用歷史形成的道義文化的慣性自認應該獲得使用暴力的道義合法性。上下兩層從而在現實中出現問題時自然而然地形成對立結構，使得社會人們上下層之間和利益攸關方之間形成天然的基於文化和現實利益的非道德性質上的對立，也就是上層依據法律強勢壓制和資訊優勢欺騙。下層的社會往往依據道德獲得超法律結構使用暴力而不再顧及道德的合理性。上層社會進一步利用法律或者經濟懲罰進行應對而導致王朝內外和社會上下以及各階層橫向對立。最後搞得各種對立方多敗俱傷一家得利，所謂的改朝換代也就是。而這樣的結果出現的前奏就是人們說不僅兩面話而且做兩面事。也就是說一套做一套。

相對來說，只要上下兩層有一層不亂社會就不會難以收拾。上層不亂下層亂也無妨，但是上層一亂下層必亂。上下都亂倒也是整飭的機會，所以會有人得利。只不過要推倒從來，而不是舊瓶新酒。為了防止亂來，便於管理，於是歷史到今天，不得不在道德和法律之間面對治安和利益左右搖擺的上層的人們總是得意忘形的拋棄適應社會文化中的道德性的繁瑣與自限，希望完全的依賴法治性來系統的直接的解決社會所有問題。但是法制需要人來執行，就要面對歷史的文化的反作用力。同時法治性的正確又需要在社會利益化前提下個體私有利益對立結構的利益衝突面前尋求道德性的支撐。結果相互之間不能夠形成互為支撐而總是相互否定，最後還是會導致顛覆性問題出現。因此上說，想要拋棄道德或只是利用法律是不可能實現社會的治安和發展的。法律優先因為就是客觀優先必然導致道德頹廢，道德優先則是主觀優先可以利用人的主觀能動的超自然能力駕馭主客觀兩個方向，達到和諧發展。所以一定是道德優先的基礎上進行法制建設，才可能保持社會的道德屬性和健康發展。然而由於這樣的建設的主導權往往在上層的手中，他們又慣性的喜歡以法代德，所以建立合適的新的德法構架就十分重要了。這就需要打破舊的上下結構。建立新的社會體制。比如社會的公有制或者是整體參與管理等。因為相應原因此問題不在此探討。

作為人類本質主動的社會性表達所產生的社會文化，其核心來自於對於本位的確立。宗教社會的神本位使得社會文化趨向於精神外掛的他信，世俗社會的人本位需要人的自我的道德性的確立。所以在世俗文化的我國排斥道德文化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顛覆性的，是不可取的。任何其他的發展形式對於道德弱化也是不可取的。道德性是中國作為歷史最悠久的世俗文化貢獻給自己和人類社會的最偉大的創造和發明。他產生了悠久而輝煌的東方文明，而不是類似於西方社會的基於弱肉強食的相互的欺壓之上的所謂的先進。因此，我們要用道德的標準衡量我們的社會，在進行社會比較和研究時要優先考慮我們自我的先進性，也就是不用客觀自然的結構和邏輯關係進行社會的指導，而是用人文道義的自我約束進行道德對位。這種對位既要從道義的角度思考問題，又要從客觀邏輯的角度結構性應對。並且還要從世俗情感出發不能讓人不開心。既要為今天的物件對應，又要為明天的可能做鋪墊。所以，難免會使人感覺意識不統一。如果發生在一個人身上就會有兩面性的感覺。就事說事，因地制宜。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到什麼山唱什麼歌，這是實事求勢的做法，應該是可以理解的。考慮了主觀與客觀兩個方面。尤其是在當下利益文化風起之時，小民百姓難免跟風浮躁。既要有利於自己又要符合道德也就難免說兩面話，做兩面事，也就不難理解了。

關鍵是上層不能夠違背道德，說兩面話，做兩面事，最後成兩面人。相對國人的既要有利又不捨得文化道義的不得不得兩面性來說，近代西方文明的缺陷則是先天的不足的必然的表達。他們直率而不加掩飾的單一表象，更加的接近動物的野蠻。為利而對立，毫不顧忌仁義道德。所謂的西方式科學的理性的應對，一旦放到人情和社會里就顯得不那麼溫潤。也就是說是西方社交只是考慮在客觀的一個維度的社會關聯，相對於東方的客觀理性和主觀人性的兩個維度的全方位的照顧來說，其是簡單和低階的，也是沒有資格批判和否定中國社交文明的。所以，在社會中出現兩面性時我們不必太緊張。只要我們的主流能夠奉行道義至上，上行而下效，社會聞風而變，尚可回還。前提是我們的文化不凋零，我們的文人不用西方的邏輯和標準來指點我們的社會。因為我們的文化要在現行社會下還需要他們的守護。只要形成公有共享之後就可以弱化文人的責任的唯一性。也就是把社會主流意識從客觀的國民性轉變成主觀的人民性，我們就可以坦然面對任何風雲變幻而立於不敗之地。由此看來當下國民性回潮人民性弱化才是大問題。

我們堅持自己的整體的、道義的、世俗的、責任的、人民性的文明和文化，並對全人類的創造加以整合，推廣道義性的社會意識體系到世界上，就能夠創造人類真正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