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所載有誤，西周並不存在一個燕國？

燕囯在哪裡

無論魯國，還是虢、鄭，其公族都是姬姓。從中也可看到同姓諸侯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情況與此相同的還有燕國。就像魯國的誕生與大名鼎鼎的“周公”密切相關一樣，燕國與“召公”也有著淵源。

召公姓姬名奭。有一種說法認為他是周文王的小兒子或者庶子。不過也有人認為，他只是西周王室的支系。無論如何，召公在周初總是一位地位顯赫的人物。《尚書·君奭》裡說，“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這就說明，周初有兩位重臣，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一起輔佐武王年幼的兒子（周成王）。現藏天津博物館的國家一級文物“太保鼎”腹內有“大（太）保鑄”三字，應當就是召公所鑄。在周初的名人中，召公的壽命顯得特別長。直到周成王去世後，他還主持了姬釗（周康王）的即位儀式。在太廟的祖先牌位前，召公告訴新天子文王是如何辛苦經營，武王如何爭取天下，又再三告誡“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做天子的第一戒律就是“毋多欲”。召公的這篇說辭後來以《尚書·顧命》為名載入史冊。

根據以《史記》為代表的史籍記載，周朝開國之後，作為同姓的主要人物之一，召公被派到今天的華北北緣去建立一個新的據點（即燕國）。這裡正處在中原華夏族和東北各族交流往來的通路上面，也是商朝勢力早已達到的地區。周室將召公封於燕地（河北北部），顯然意欲藉助他的聲威，為周人在北方建立起一個強有力的政治、軍事橋頭堡，既可控制商朝的殘餘力量，又可向北進一步開拓——在這方面，遼寧的大淩河一帶出土過商、周之間和西周早期的青銅器就是一個例證。

／（左）燕侯盂 ；（右）銘文“匽侯作憤盂”。

奇怪的是，燕國的戰略地位雖如此重要，但在《史記·燕召公世家》中，卻只用“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當週厲王奔彘、共和之時”這寥寥數語，就把跨越大半個西周時期的燕國史給交代過去了。同樣糟糕的是，惠侯之後，雖開列了釐侯、頃侯二位燕君，但亦毫無事蹟可言，甚至連名字都不知道。可以說，舊史籍有關西周時期燕國曆史的記載，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唐代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解釋說，這是因為“並國史先失也”。至於“國史”失載是否與始皇帝“焚書”有關，這也只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更令人困惑的是，自從《史記》以來，盡人皆知先秦的華北有個燕國。可是長期以來人們未見過帶“燕”銘文的西周早期青銅器。這就不免令人生疑，難道是《史記》所載有誤，西周並不存在一個燕國？好在1955年，遼寧馬廠溝發現了一批銅器。其中特別重要的是一件“燕侯盂”，其時代約相當於周康王前後，上有銘文“匽（燕）侯作”字樣。更令人欣喜的是，1973年以來，北京房山縣（現房山區）琉璃河發現了一處周初遺址，總面積達5。25平方公里之多。它是一個包括城址、貴族墓葬及其他遺蹟的大型遺址。在發掘中，當地也出土了帶“匽侯”銘文的青銅器。比如“伯矩鬲”的內壁銘文就寫著，某一日，“匽侯”賞給矩一些貝，他為了紀念這份榮耀，為其已故的父親作此禮器。這就可以證明，司馬遷記述的“燕國”是真實存在的，只不過在傳世青銅器裡寫作“匽（偃）國”而已。

接下來的問題是，既然京師鎬京與幽、燕地區之間路途遙遠，且要橫渡黃河，交通極其不便，召公是真的自己去了燕國當國君呢？還是像同在京城輔政的周公派伯禽那樣以兒子代封？答案同樣深埋在琉璃河西周燕國遺址裡。考古工作者在此發現了“堇鼎”。其內壁鑄有銘文，大體意思是，匽（燕）侯命令名為堇的大臣去宗周（鎬京）給“太保”送吃的，太保是第一位匽侯的父親，因為千里迢迢不容易，太保就賞賜了堇一些錢，堇為了紀念此事，鑄了這個鼎。“太保”既是召公，又是第一位匽侯之父，燕國的開國君主顯系召公之子無疑了。可以說，這一發現澄清了文獻史料對西周燕國建國記載的疑團。除此之外，在古書裡關於燕國都城的所在地尚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種認為是在現北京一帶，一種認為是在今天的河北薊縣，另外一種認為是在今天河北淶水境內。但琉璃河燕國遺址的出土，使這個曾經多年來爭論不休的問題得到了解決：周初燕國的都城在現今北京附近的可能性要比另外兩種說法可靠得多。總而言之，近得考古發掘之助，人們對西周時期燕國的情況雖仍不夠系統、全面，但比之前的瞭解已經深入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