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吳越寶劍的發展

李學勤曾指出：

“長江下游的青銅器在商代受到中原文化的很大影響，西周以後逐漸創造出自己獨特的系統”。吳、越之劍正是經歷了這樣一個發展歷程才馳名列國的。

大約自商代中期，中原青銅冶鑄術開始傳入吳國。因吳、越兩國地域壤接，

“同氣共俗”，故當鑄劍技術在吳國得到發展之時，自然也就傳入越國。所以，吳越之劍從一開始便是吳越並舉、褒揚備至的。

西周早中期是吳越鑄劍的初期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的劍制較為原始，規格不一，鑄作大都質樸、簡率，劍身無稜或平脊；劍的通長為

300毫米左右，主要是作為衛體短兵隨身攜帶。

進入西周晚期、春秋早期之時，吳越之劍的鑄造技術開始逐步形成自身風格和特色，並逐漸趨於成熟。這一時期劍的特點總的表現為劍型逐步趨向規範化：具有起稜線的凸脊以加強劍身的抗震效能；劍身前部開始鑄成凹弧線形，前窄後寬；劍格呈一字窄格或寬格，劍莖多作扁圓式，劍首統一為圓盤形；劍的長度增加到

400毫米以上。

春秋中期以後，吳越青銅冶鑄業和劍的製作都達到巔峰時期。這時劍長增至

500－550毫米，有的甚至達600毫米左右；而且劍身、劍格的紋飾與鑲嵌工藝都非常之精良。

綜上所述，從西周早期的短劍到春秋晚期的吳越寶劍，從仿製中原商周形制到獨具地方風格特色的成熟劍制，吳越兩國的鑄劍匠師歷時六、七百年之久，為改進劍型而集數代人之努力，得以使吳越之劍風靡天下。這其中，無不涵蓋了吳越人民的聰明智慧和勞動結晶，並充分表現出吳越人民具備的開拓創新之精神。

從吳越之劍的發展中不僅能看到吳越人民開拓創新的精神，而且還能發現其理性務實的一面。

吳越之地貧瘠荒蕪，國小勢微，無論是富國，還是強兵，皆須寄於步步踏實的辛勤勞作，於點滴力量的切實累積之中。因而對於吳越人民來講，一器一物之成，皆需付出艱辛的汗水，皆需嚴格遵循一定的操作規程，這是理性務實空氣得以生成的溫床。

正如吳越人

“斷髮文身”不被中原人所理解一樣，當得知“服文采，帶利劍”只是中原王室貴族為了顯示其身份和地位象徵之時，吳越人對這種做法也是頗不能理解的。而這正緣於中原注重禮制，而吳越則重耕戰實際之不同也。所以中原青銅器精於禮器，而吳越青銅器則精於兵器；中原青銅器總的數量比吳越多，但吳越青銅兵器之比重卻遠比中原地區高許多。因此，不難看出，正是先秦吳越人民這種不事浮華，惟重穩實，惟求解決現實之具體目標的特點，為造就吳越之劍的聲名顯赫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戰爭方式之促進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這些都說明戰爭是國家大事，是關係到國之存亡、民之生死的。也即指無論是為了進行防禦性的戰爭，還是為了發動進攻性的戰爭，加強軍備和訓練都是國家的首要任務之一。而軍備精良與否，關乎戰爭之成敗。

西周時期，車戰是戰爭的主要方式。兩軍對壘，先從遠距離的對射開始，因而對士兵的射術有較高之要求；其次，在兩車相遇時，戰車的機動迅猛與否在於駕御者之控馬駕車之術是否高明。因此當時

“庠、序”進行的“六藝”教育之“射、御”正是為培養車戰技能所設的。也正由於是車戰，兵器以戈、矛等長兵為多，所以早期的青銅劍由於器形短小而不能成為戰爭的主要兵器，而只作為中原地區少數統治者的護身武器和權力象徵。

而此時，僻居東南一隅江河密佈、山林茂盛的吳越兩國，因不適車戰，所以軍隊以步兵和水軍為主，遇水便以舟濟，棄舟即可步戰，但步兵作戰主要以近體格鬥為主，因此被中原統治者作為裝飾、衛體的短劍在吳越兩國卻被列為主要兵器配置，從而有了展示其威力的舞臺。

為富國強兵，吳越兩國不遺餘力發展青銅冶鑄和兵器製造業。如吳國在都城姑蘇特闢

“匠門”，優遇能工巧匠，“使干將於此鑄劍”。據史載，當時的大型煉爐有“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這種種之努力，無疑更多地是為了適應戰事之緊迫需要。所以，正當中原地區還在以隆隆的戰車作為戰場主力的時候，吳、越兩國已經在劍的鑄造技術上取得了重大成就。

及至春秋，隨著周王室的衰微，諸侯爭霸愈演愈烈，戰場由原來的平原地區不斷擴充套件至周邊的水網山林之地。由於車戰對戰地的選擇較受拘囿，如《孫臏兵法

·十問》所言：“易則利車，險則利徒。”所以車戰的侷限性愈來愈顯著，從而逐漸被步戰所代替。這無疑給日漸強盛的吳越兩國提供了逐鹿中原的絕好機會。在“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劍，方陣而行”，吳王“被甲帶劍，挺鈹搢鐸”，越王勾踐“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的裝備下，吳越兩國一方面為開拓疆土、擴大勢力，爭相奪取東南地區的控制權；另一方面，則先後西進北上，與楚、齊、晉等大國爭峰。

戰爭方式的改變、國勢的強盛，為了爭霸的目的，使吳越之劍的鑄造在春秋時期達到規模宏大，臻於鼎盛。之後，隨著騎兵的出現，主要的攻擊手段由直刺變為砍殺，

“直兵推之”的劍又不再適合新的戰爭方式要求而逐漸被取代。雖然劍在戰爭中作為主要作戰武器的歷史時期並不長，但它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卻隨著時間的推移滲入到詩、書、畫、舞、樂等領域中，不僅作為一種物而存在，更是諸多精神的象徵。

吳越寶劍知多少

“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

的

吳越之劍歷來被稱讚不已，如《戰國策

趙策》載：“夫吳幹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相劍名家薛燭讚道：“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等等，都說明吳越劍之質精物美。

而且隨著吳越之劍的不斷出土，證實上述文獻記載並非溢美之辭。以

1965年在原楚國屬地湖北江陵楚墓中出土的鑄有銘文“越王勾踐自作用劍”為例，劍在出土時儲存完好，光亮如方出於硎，鋒刃依然銳利，可輕易剁切成疊銅錢和紙張。再以浙江長興歷年發現的三十多件銅劍為例，絕大多數形制規整，製作精巧，其中有四件鋒鎔銳利，至今光澤如新。而且吳越鑄劍中的菱形紋飾、劍首同心圓、青銅複合劍被中外考古界和科技史界稱為“吳越青銅兵器技術三絕”，並一時成為古代科技之謎，至本世紀初方被成功復原。因此，無論從考古學、民族學、文化史、兵器史、科技史以及工藝美術史的角度來看，吳越之劍都是有其確定的歷史地位的。

而關於吳越之劍的製作工藝及其效能，先秦典籍也早有曉示。鑄劍匠師和督造工師必須要有巧思和卓越的技藝；合金配置和熔鑄的火候必須恰如其分；最後，必須細緻地去除劍身生澀毛刺，精細地予以研磨，才能獲得輕易切割銅器、宰殺牛馬的利劍。

不難看出，所載寶劍基本都歸吳越兩國曆代君王所有。而且《拾遺記》

記載

，

“越王八劍”，有“飲譽吳越”之說；《荀子性惡》也雲：“闔閭之干將、莫邪、巨闕、闢閭，此皆古之良劍也”；《越絕書》則說：“昔者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這些都說明吳越劍中最珍貴優良之寶劍是王者之劍，而且尤以盛期王劍最為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