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中華文明起源——讀韓建業《中華文明的起源》

文/李金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每個孩子可能都會問父母一個問題：我是怎麼來的呀？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我們也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中華文明是如何起源的？要得到這個問題的答案，離不開中國考古工作者的不懈探索。

經過百年來幾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我們對於中華文明的認識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韓建業教授的《中華文明的起源》［1］ 一書就是其中的優秀成果。韓建業教授畢業於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師從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先生，一直致力於中華文明起源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我曾經多次 在不同場合聆聽韓先生的教誨，每次都有不一樣的收穫。

關於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文章和著作甚多，多是中國考古學者基於國內的考古資料研究得出的成果。同時，也不乏學者套用西方的一些理論、概念對中華文明進行解讀。韓建業教授以國內考古資料為基礎，進行了長時段、多視角、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形成了一些重要觀點，有些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他在研究中秉持務實、嚴謹和開放的態度，正如他在《自序》中所指出的：“應當從對考古材料的客觀情況出發，在考古研究的實踐中不 斷錘鍊完善舊理論和舊概念，適時提出新理 論和新概念，形成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 色而又可以和國際對話的理論和概念體系，而非坐在書齋裡拿西方的文明起源理論硬套 中國的考古實際。”［1］自序：2

《中華文明的起源》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於2021年4月出版，出版後反響甚好，被學習強國、新華社、光明網、中國新聞社、《中華讀書報》、《圖書館報》、《國際出版週報》、人民政協網站、中國社會科學網、《北京日報》、 中國考古網等幾十家媒體報道，入選《中華讀 書報》“月度好書榜”“2021 年度傳統文化好書榜”，《北京日報》“書林折枝”及澎湃“一週 口碑好書”等多個圖書推薦榜單，被推薦為 “四史”教育讀物。2021年4月底上市，首印1 周售罄，2021年5月、12月重印2次（圖一）。該書獲得202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專案英語版翻譯出版立項（資助批准號：21WKGB008）。

圖一 《中華文明的起源》 （韓建業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2021）

《中華文明的起源》共選錄韓建業教授關於中華文明起源方面的考古學研究論文和普及性文章28篇，分為5個部分，從多個方面論述了他對於中華文明起源的主要觀點。

第一部分“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程序”，共收入10篇文章，佔全書內容的三分之一。

關於文明起源的話題由來已久，從摩爾根《古代社會》中的“野蠻時代三段論”，到馬克思奠基、恩格斯完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國 家的起源》中的“三次社會大分工理論”，再到柴爾德在《人類創造了自己》中的“三次大革 命”，都在試圖解讀文明起源的過程。中國學者也一直沒有停止對文明起源的探索，而現代考古學的誕生，為探討文明起源提供了新的手段。中國考古學家從實際出發，以考古資料為基礎，發展了自己的考古學理論，蘇秉琦的“滿天星斗”說，嚴文明的“重瓣花朵”說，張光直的“中國相互作用圈”模式，等等，都體現了中國學者在文明起源探索方面取得的成績。韓建業教授在嚴文明等先生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文化上的早期中國”說，勾畫出了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程，並指出了幾個重要節點：距今8000多年前的裴李崗時代，早期中國萌芽，中國文明開始起源；距今6000年左右的廟底溝時代，中原核心區文化強烈擴張，早期中國正式形成；距今5000年左右，中國境內許多地區站在或者邁入了文 明社會的門檻，進入“古國”時代；距今約3800年，二里頭王權國家（夏朝晚期）形成， 中國文明走向成熟。在此基礎上，他論述了每個時段早期中國的範圍和結構，早期中國的文化特質，並結合古地理環境、古氣候變化 對各時段的興衰和背景進行了分析。韓教授透過對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的聚落、人口 以及其他物質文化等的系統研究，認為早在裴李崗時代，中國主體區域已出現較為先進和複雜的思想觀念、知識系統和社會形態，從 而將中國文明的起源提前到距今8000年以前。河南舞陽賈湖、甘肅秦安大地灣、浙江義烏橋頭等遺址出土的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和 傳承的歷史佐證了他的觀點，馮時［2］ 和姬英明［3］ 也分別從各自的研究中得出了相似的結論。

信仰是關係個人、族群和國家最重要的 內容之一，中華文明是恆有“敬天法祖”信仰 的偉大文明。書中收入的文章中對裴李崗時代的研究較多，如：透過分析裴李崗時代的墓地，追溯祖先崇拜的源頭；透過對廟底溝時代典型器物等的研究和分析，論述了文化上早期中國的形成和三層次的文化結構，並與商代政治地理的三層次結構進行了對比。《大汶口墓地分析》是作者1994年發表的論文，透過對大汶口墓地範圍、年代分期、空間佈局、人口結構及其反映的社會狀況等的分析，得 出大汶口社會在二、三期特別是三期時發生了重大變革——家族墓地對氏族墓地的取 代，指出這是邁向文明門檻的關鍵性一步。這篇文章和他的《殷墟西區墓地分析》等是墓 地分析的典範之作，也是考古專業老師推薦 學生閱讀和學習的重要材料。在《良渚、陶寺與二里頭——早期中國文明的演進之路》一文中，作者從良渚古城、陶寺古城和二里頭古 都的發展變化，勾勒出整個早期中國文明的 演進之路。石峁遺址的發現令世人震驚，作 者在《石峁：文化座標與文明維度》中詳述了石峁型別的來源、興衰及其與歐亞草原的聯 系，並推測“石峁型別可能屬於黃帝后裔北狄 的文化遺存，而皇城臺或者就是祭祀黃帝的 聖臺，石峁古城就是中華聖城之一”［1］128。

第二部分“文明起源的北方模式、中原模 式和東方模式”，共收入7篇文章。

俗語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中國地域廣闊，東西距離約 5200 公里，南北距離約 5500 公里，在如此廣大的地域範圍內，發展模式存在差異是符合實際的。韓教授的博士學位論文即在對中國北方地區考古發掘資料 系統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文明起源的 “北方模式”和“東方模式”的概念，本部分收 入的第一篇文章《略論中國銅石並用時代社會發展的一般趨勢和不同模式》［1］ 中又增加 了“中原模式”概念。他從聚落考古的角度對 考古發掘資料進行分析後，發現銅石並用時代（前 3500—前 1900）中國大部地區的社會有父系家庭和家族組織出現、家族公社群普 遍出現、戰爭頻繁發生三個方面的變化，並根 據不同地區社會發展方式的不同論述了北方、東方和中原三種模式的範圍、特點及自然環境與不同模式之間的關係，結論令人信服。《西坡墓葬與“中原模式”》一文分析了西坡墓 葬的分期年代、墓葬結構、空間佈局，討論了其所反映的喪葬思想和社會狀況，並對其所代表的“中原模式”的內涵特徵和形成過程做了進一步論述，總結出中原模式具有“生死有度、重貴輕富、井然有禮、樸實執中”的特 點［1］164。《文明化程序中黃河中游地區的中心 地位》一文強調了“黃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區在 中國文明化程序中的確具有一定的中心地 位 ，是多支 一 體 的中華文明的主根脈所在”［1］170。而《龍山時代的中原和北方——文明化程序比較》《中原和江漢地區文明化程序 比較》《中原和海岱：文明化程序比較》三篇文章將銅石並用時代前後中原模式的文明化程序分別與北方模式及東方模式之“江漢亞模 式”“海岱亞模式”進行了比較，並對比了各模 式之間互動的氣候和環境背景，論證了中原地區在早期中國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中心地位。《龍山時代的三個喪葬傳統》一文分析了龍山時代不同地區的三個喪葬傳統，即海岱傳統、江漢傳統和中原傳統，認為其分別與中國文明起源的東方模式之海岱亞模式、江漢亞模式和中原模式具有一定的對應關係，從而認為墓葬特徵是區分這三個模式的主要依 據之一。

第三部分“環境演變、戰爭衝突與文明演 進機制”，共收入4篇文章。

世間萬物都要適應其所生活的環境，不然就會被淘汰。韓教授關注到環境演變對文明起源及演進的影響——《全新世黃土：早期中國文明的物質基礎》一文論證了“全新世黃 土不僅是華夏文明的主要物質基礎，而且是整個早期中國文明的主要物質基礎；早期中國文明以農業為本、穩定內斂、連續發展、多元一體等特質，都與作為其重要物質基礎的全新世黃土有著莫大關係”［1］211—212。《距今 5000 年和 4000 年氣候事件對中國北方地區文化的影響》《亂世出英雄，震盪生文明—— 早期中國文明的形成與氣候冷幹事件》兩文論述了乾冷期對當時社會的影響。戰爭是一 個族邦或國家綜合能力的集中體現，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程序中的催化劑，《新石器時代戰 爭與早期中國文明演進》一文論述了新石器 時代戰爭與文明化程序的互動關係，認為“新石器時代的戰爭提高首領地位、促使階級分化和社會分工，以粗暴的方式使得廣大地區短時間內發生文化和血緣的深度交融，很大程度上推進了早期中國文明起源、形成和發 展的程序；而文明的成長反過來促使大規模 戰爭的發生，文明化程序每前進一步，戰爭的 程度就升級一次”［1］247。

第四部分“文化交流與文明起源”，共收入2篇文章。

封閉和固化會導致落後和滅亡，開放和交流才能讓文明之花開得更豔，中華文明的 發展壯大一直不斷地詮釋著這個看似簡單的道理。《論二里頭青銅文明的興起》一文論證了二里頭文化中的青銅器、車與西方影響有 關，但“二里頭青銅文明主要是在中原（包括東方）基礎上發展而來”，“西方文化只是間接 影響到二里頭青銅文明的興起”，而“二里頭 青銅文明的興起，從根本來說與公元前２千 紀前後歐亞大陸的氣候波動有關”［1］263，同時根據考古出土資料判斷王灣三期文化後期主 體是早期夏文化，新砦型別為中期夏文化，二里頭文化為晚期夏文化［1］268。公元前2000 年左右，中國進入青銅時代，《略論中國的“青銅 時代革命”》認為，“中國青銅時代文化基本上 是在當地銅石並用時代文化基礎上發展而 來，但由於位於歐亞大陸東部的中國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比西方晚 1000 多年，因此其 ‘青銅時代革命’當與西方青銅文化的影響和刺激有密切關係”［1］275。

第五部分“文化基因與歷史記憶”，共收入5篇文章。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根本原因是在文明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能夠適應環境、符合時代要求的文化基因，這也是我們的民族長久不衰的根本原因。韓教授的《從考古發現看八千年以來早期中國的文化基因》一文從“整體思維，天人合一”“祖先崇拜，以人為本”“追求 秩序，穩定執中”“有容乃大，和諧共存”“勤勞堅毅，自強不息”五個方面論述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他認為，對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應立足我國考古發掘資料，結合我國傳統文化和傳承的歷史進行研究和解讀，一些學者不對中國考古發掘資料進行深入的研究，生硬地套用一些國外考古學的理論來“探索”中 華文明起源，只能得到一些不符合實際的假說。而對於古史傳說，出現於 20 世紀初的 “疑古派”的影響時至今日仍然存在，對此，韓教授以《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理應結合古史傳 說》《傳說時代的古史並非不可證明》《傳說時代古史的考古學研究方法》三篇文章進行了討論，認為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研究要 以考古學為基礎，進行多學科、全方位的綜合 研究，要結合文獻記載和古史傳說進行對證研究，並提出了兩種互有關聯的研究方法供 大家參考：“一是文化譜系、基因譜系和族屬 譜系結合的‘譜系法’；二是文化鉅變、聚落鉅變和戰爭遷徙結合的‘變遷法’。”［1］323而他的 《龍山時代的文化鉅變和傳說時代的部族戰 爭》一文則具體論證了“王灣三期文化對石家河文化，老虎山文化對陶寺文化的大規模代 替，只能是激烈戰爭行為的後果，分別和傳說 中的禹徵三苗、稷放丹朱事件存在很好的吻 合關係”［1］309。

《中華文明起源》所收錄的文章均是韓建業教授立足我國考古發掘資料，在前人研究 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同時很好地結合了古環境、古氣候研究，以及現代科技與古史傳說的多方論證，為我們系統地論述了中華文明 起源的各個方面，值得我們認真閱讀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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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韓建業 。中華文明的起源［G］。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2021。

［2］馮時 。 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與制度［M］。 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3］陳晰。 姬英明：弘道倡德，探尋中華上古史［J］。中華 兒女，2019（24）：80—83。

（原文刊於《文物春秋》2022年第2期）〔責任編輯：李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