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文化影響區中玉器的發現

在商文化區之外的其它考古學文化區域近年來也不斷有玉器的集中出土。種種跡象顯示，這些文化區域所出玉器與中原地區商文化玉器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在具有較多地方文化因素的同時，也深受中原地區商文化玉器的影響，甚至有些玉器很可能就是從中原地區流入的。

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主要分佈在成都平原及其附近地區。該文化玉器主要出土於四川廣漢市三星堆遺址及其附近地區。從

1929年至今，這一地區已先後有六、七處地點成批出土玉器。

三星堆遺址位於廣漢市城西

8公里南興鎮三星村、真武村一帶，是一處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一直延續商末周初的大型都邑遺址。以三星堆古城為中心，迄今為止已發現60餘處文化遺址，形成了總面積達12平方公里以上的遺址群。三星堆古城始建成於三星堆文化的二期文化偏晚階段，相當於商代的早期。該城東西長1600-2100米，南北寬1400米，總面積約2。6平方公里。在古城的中軸線上依次分佈著三星堆、月亮灣、真武廟和西泉飲四個相連的大土堆，幾次重大的玉器發現地點均位於這一中軸線上。一般認為，三星堆遺址是早期蜀國的都城遺址。

出土玉器時間最早的地點是廣漢中興鄉月亮灣的一燕姓家的宅基旁。

1929年在此發現一玉器坑，出土玉器達三四百件之多，引起世人的注目。可惜的是，這此玉器的大多數很快就散佚了。1931年葛維漢、林名鈞、鄭德坤等學者在此地對發現情況進行了調査和發掘，査清玉器坑為長7尺，寬3尺、深3尺的長方形坑，出土器類有璋、圭、斧、璧、曖等。出土時這些器物或“疊置如筍”或“橫臥泥中”，顯然是有意擺放的。當時學者多認為此處是祭祀場所，或與祭山有關。1964年在距1929年所發現的玉器坑五、六十米處又發現一玉器坑，出土有成品、半成品和石環

。

1986年7月和9月，在三星堆遺址南側相繼發現了兩個祭祀坑，出土玉石器、青銅器、金器、陶器及象牙、海貝等各類遺物近千件。這既是三星堆文化玉器第一次科學的出土，也是迄今為止三星堆文化玉器最重要的一次發現。

一號祭祀坑為長方形，底略小於口，坑口長

4。5-4。64米，寬3。3-3。48米，坑底長4。1米，寬2。8米，坑深2。8米，坑內有填黃色五花土，並經夯打。二號祭祀坑位於一號坑東南約30米，形狀相同，坑口長5。3米，寬2。22。3米，坑底長5米，寬22。1米，坑深0。55~0。65米，坑內填有黃色五花土，並經夯打。一號坑出土各類遺物達400件之多，其中玉石器居多，佔總數的47。92%。這些玉石器以玉璋為主，包括玉質的璋、琮戈、鑿、鐫、曖、鋤、斧、匕（劍）、佩和石質的琮、斧、鏟、鑿等。二號坑出土各類遺物約439件，其中玉石器131件，約佔總數的33。51%。

這些玉石器除集中出土於一件銅尊的

41件玉鑿外，包括戈、璋、曖、環、刀、舌形器、撕、鎊等。二座祭祀坑的年代，據發掘簡報所稱，一號坑的年代相當於殷墟一期，二號坑晩於一號坑，其年代相當於殷墟晩期。1929年所發現的玉器坑的年代，現在看來應與1986年發現的一、二號祭祀坑基本相當。

除三星堆遺址一、二號祭祀坑重大發現外，建國以來在三星堆遺址附近不斷有玉器的零星出土。

1976年高駢鄉農民在挖坑時挖出斧、刀、矛等一組玉器和一件嵌綠松石的銅牌飾。據調查這些遺物出土處似為一座深1米的土坑，可能是一座祭祀坑。

1983年，在三星堆遺址西城牆外鴨子河邊出土4件璋，形體最小，長度僅3。7T。1釐米，可能是冥器。後來調查者認為，這些璋應屬於與1986年發掘的一、二號祭祀坑同時期的遺物在廣漢三星堆具武倉包包的一座祭祀坑中也出土有較多的玉器，主要有璧、琮等，其中以肉上有方形的孔最具特色。其年代要早於一、二號祭祀坑，大約相當於商代的早期。此外，四川省博物館館藏的一些玉器中如多孔石刀、勺形器、圭、璧等據說也是出土於三星堆遺址。

從

1998年至今，考古工作者集中對三星堆遺址月亮灣地點進行了大規模的持續發掘，獲得重大發現，並先後三次出土成組的玉琮、璧、曖等玉器

。

2000年12月17日，中央電視臺對三星堆發掘進行了現場直播。從所出土的遺蹟現象來看，其中數個灰坑都可能是祭祀坑。而且在眾多溝槽的橫切面也顯露出還有很多祭祀坑重重疊疊在一起。由這些跡象可以初步推斷，目前發掘的約500平方米的整個區域，可能是一個大的祭祀區。迄今為止，在此區域多次發掘均未找到生活房屋和宮殿遺存，可能會有更多的祭祀坑存在，甚至有理由懷疑遺址的整個區域都是一個大的祭祀區。

三星堆文化玉器面貌較為複雜，含有較多數量的石質器物，玉石質工具所佔比例較大，基本不見裝飾類玉器和動物形象玉雕。三星堆文化玉器以璋類的數量最多，據稱歷年所出有七八十件之多，僅在二號祭祀坑就出土了

30件，且目前尚未見有石質的璋，這說明璋在三星堆文化中有著非同一般的地位。柄部施多齒形扉牙端部呈凹刃的玉璋是三星堆文化玉器中最具特色的禮器，也是目前所見商代形體最大，儀仗最為壯觀的禮器。此外，雖然在一、二號祭祀坑中未發現璧類玉器，但從其它地點出土的成組的玉石璧來看，三星堆文化的璧有著較明顯的地方特色，如倉包包出土的璧肉上帶有方形孔的璧不見於其它文化。

對三星堆文化玉器的年代歷來存在爭議。我們傾向於堅持三星堆文化玉器的主體年代應與一、二號祭祀坑的年代基本一致，即相當於殷墟所代表的商代晚期。同時，我們也不否認三星堆文化玉器中存在時代更早的玉器。因為從玉璋的形制上看，一、二號祭祀坑確實存在著早晚形態上差別，二號坑的邊璋也未在一號坑中發現，有的闌飾形飾與二里頭遺址、二里崗遺址同類器比較接近，或可早到夏代晚期或商代的早期，但大多數的器闌已失去了夏代和商代前期盛行階段的莊重謹嚴的特徵，表現出明顯的衰退跡象，應屬於商代的晚期。

2001年2月8日，在成都西郊蘇坡鄉金沙村意外地發現一處重要的祭祀遺蹟，出土玉器、青銅器、金器、石器、象牙器等1000餘件珍貴文物以及1噸左右的象牙

，

這是四川繼三星堆遺址後又一重大發現。其中玉器

400餘件，主要有玉戈、玉璋、玉琮、玉圭、玉鑿、玉劍、玉矛、玉牌飾、玉環、玉鐲等10餘種。出土的最大的1件翡翠綠玉琮高約22釐米，其造型風格與良渚文化完全一致，琮表面還有細如髮絲的微雕紋飾和一人形圖案。其土的玉戈和玉矛與中原地區所出完全一致。目前金沙遺址的發掘工作仍在繼續，其範圍、性質和年代都尚不確定，但從出土文物來看，該遺址與三星堆有著較為密切的淵源關係，應與三星堆同時或稍晚，為古蜀文明的權力中心。

吳城文化

吳城文化主要分佈在江西鄱陽湖及贛江流域。以清江吳城遺址為代表的吳城文化堆積可分為三個前後相連的時期，一期年代相當於商文化二里崗文化，二期相當於殷墟早期或中期，三期相當於商末周初這一階段。吳城文化個別遺址的年代可能更早一些，但最早早不過新石器時代晚期。長期以來，吳城文化遺址和墓葬中出土玉器無論種類還是數量都較少，且形制簡單，多為小型的刀、珠、管飾等，往往給人以玉器欠發達的感覺。

1990年在新幹大洋洲發現了一座大型的墓葬，較為徹底地改變了人們昔地的片面看法

，

這座年代相當於吳城文化二期的大墓中出土了各類玉石器達

1027件之多（不計綠松石片和穿孔玉珠），包括玉琮、璧、環、曖、神人獸面形飾、戈、矛、項鍊、羽人、鐲、笄形墜飾、蟬、柄形飾、王軌夔龍形器腿、水晶套圈、魚形飾、蛙形飾、長條扉稜片等。這批玉器工藝相當精良，有些方面如三聯套環的掏雕工藝甚至超過了商文化的琢玉水平，代表了商代玉器工藝的最高水平。由於在墓中未發現屍骨和葬具，也有學者認為這座墓葬實際上極可能是一座祭祀坑。

湖南青銅文化

商代在洞庭湖地區及湘江流域的文化面貌較為複雜，存在著以石門皂遺址、斑竹遺址、費家河遺址等為代表的不同的文化型別。在二里崗文化時期，中原地區商文化曾對這一地區有著強大的影響，此後，這種影響逐漸減弱，乃至消退殆盡。這一地區成批出土玉器的重要地點主要有兩處。一處是寧鄉黃材。

1963年在寧鄉黃材的一條河道中發現一件商式獸面紋銅滷，滷內貯有各種玉珠、玉管172多件。

197許又在前一次發現地點附近的一個小山頂上發現一件帶銘的商式銅囪，鹵內貯有玉環、玉管等飾物300餘件。一處是是衡陽杏花村。1985年在此地點發現一件商式提樑銅滷，囪內貯有玉玦、玉璇鞏、玉佩飾、玉管等150餘件

。

上述三件用於貯玉器的銅囪，從其形制來看，其年代約在商代的晚期。需要提出注意的是，上述兩個地區也是歷年來出土商式青銅器較多的地區。無論這些玉器和青銅器是商文化遺物還是商代當地土著文化遺物，這些發現都充分表明湖南地區在商代是一個玉器文化較為發達的地區。

此外，在陝西綏德溝口村、甘肅慶陽野村瓦、湖南石門桅崗村浙江安吉周家灣、安徽潛山薛家崗、香港大丫島以及越南北部地區等處均有零星的商代玉器出土。特別是

1990年冬在香港南丫島出土的一件牙璋，更引起世人的注目。這件牙璋長21。8釐米，灰白色，闊首弧斜刃，柄部無穿，闌飾為多齒形，闌部一面飾有二條陰線弦紋，其形制與中原地區所出夏商時代牙璋極其相似。這件玉璋出土時沒有明確的地層，儘管發掘者堅持其時代較晚，可能在戰國時期甚至秦漢，但不少學者認為其為商代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