徹底的利己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管仲的另一面

管仲，字夷吾。早年跟自己的好朋友鮑叔牙經商，少幹多拿；後來又去跟隨公子糾，刺殺過齊桓公，多虧有一位跟著領導上過山，下過鄉的好朋友才回到了齊國。不過，是金子在哪都會發光，管仲早年的坎坷經歷反而對於他後來的改革有巨大的裨益，而他最大的功績就是對齊國的改革讓齊桓公成為了春秋時期的首位大霸（鄭莊公只能夠算是小霸）。

管仲改革的核心內容是與周厲王（榮夷公）改革一脈相承的，一箇中心——強國，兩個基本點：加強中央集權，改善中央財政。

管仲改革重心之一，在內政上，實行“叄其國而伍其鄙”的政策。“國”就是國都及其郊區。“叄其國”就是把“國”劃分成二十一鄉，工商鄉六個，士（農）鄉十五個。“鄙”就是鄉村。“伍其鄙”就是規定三十家（當時的家遠大於現在的幾口之家）為一邑，設一司官；十邑為一卒，設一卒帥；十卒為一鄉，設一鄉帥；三鄉為一縣，設一縣帥；十縣為一屬，設一大夫。全國鄉村共分為五屬，分別由五個大夫管理。“叄其國而伍其鄙”的目的，是為了“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也就是使民眾各有其居，各守其業，不許雜處或任意遷徙。從而使部落的殘餘影響被徹底革除，大大削弱了貴族的行政管理權。

其二，管仲又進行軍制改革，實行“作內政而寄軍令”。也就是把軍令寓於內政之中，寓兵於農，兵民合一。把軍事組織和行政組織有機結合起來，平時生產，戰時從軍。十五個士鄉的行政組織是：五家一軌，設一軌長；十軌一里，設一有司；四里一連，設一連長；十連一鄉，設一良人。與此相應的軍事組織是，每家出一人，一軌組成一伍。由軌長率領；一里五十人，組成一小戎，由裡有司率領；一連二百人，組成一卒，由連長率領；一鄉二千人，組成一旅，由鄉良人率領；五鄉一萬人，組成一軍，立一元帥。這樣十五個士鄉可以組成三軍，由齊君率五鄉為中軍，兩個上卿各率五鄉為左右軍。從而打破了原來貴族養兵的模式（兵有族出、兵由族養、兵由族管），大大削弱了貴族的軍事權，加強了國君的軍事權。這種行政與軍事相結合、平時與戰時相銜接的組織體制，為後來逐漸出現的大規模戰爭作好了組織準備。它後來不斷被各國引進並深化，其中晉國就是個典型。

齊國經過了內政、經濟、軍事等多方面的改革，有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軍事實力以後，管仲適時地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幟。齊國以諸侯之長的身份，假天子命，以伐不從。除了尊崇周天子以外，齊桓公還切切實實地數次率兵出征，幫助諸侯國攘斥夷狄。尤其公元前663年（桓公二十三年），山戎攻打燕國，燕向齊求救，齊桓公救燕。對於燕國來說，不僅解除了亡國之危，還大大拓寬了燕國的戰略空間，打開了燕國的崛起之路。

“尊王攘夷”對於周朝而言，及時遏制了夷狄的侵略浪潮，解除了華夏文明面臨的空前危機，挽救了華夏文明。所以孔子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但要是拋開所有罩在頭上的神聖光環，仔細研讀他的生平和思想，我們就會發現，這個大家讚譽有加的人物，其實是一個徹底的利己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

“管鮑分金”的故事在歷史上很有名，但從道德要求的角度來看，貧窮絕不是不講道義的理由，這裡只能體現管仲為人的本性：他是隻顧自己的，只講實效的，並不在乎別人對他的看法。

“尊王攘夷”是管仲為齊桓公在政治外交上打出的最重要的一張牌。這個口號看似高大上，喊出來很響亮，但其實它只是為齊國的利益服務的。

管仲治國，特別注重發展經濟，主張透過改革來富國強兵。在改革中，他能抓住實際效益，只要能達到目的，並不在乎利用什麼方法。

從這些都可以看出來，管仲治國完全是從實效出發，只要是有利的事情，他就一定會做。他是一個極致的利己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不在乎道德的批判，更不在乎他人的看法。

從上述這些，我們不難看出，管仲這個人就是一個徹底的利己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

當然，我們肯定這一點，並不是要否定管仲的成就。他是春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這無須多言，就像《史記管晏列傳》裡所說的：“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

但我們可以明白一點，一個傑出的歷史人物，一個做出了極大貢獻的人物，也可以是一個只講求實用的人，一個自私自利的人。歷史從來就不是非黑即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