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有一天，我們不得不停步等候死神

“因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他殷勤停車接我/車廂裡只有我們倆/還有‘永生’同座”。19世紀美國女詩人艾米莉·迪金森寫下知名詩篇《因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時不會料到，不過100多年後，停步在“生死間的灰色地帶”已經成為現代美國人生命歷程終結時的一種標準操作。

死神再不能好整以暇，殷勤停車以待，他的馬車裡擠進了醫療體系的制度規定和各種治療手段，變得擁擠不堪。《生死有時：美國醫院如何形塑死亡》一書就描述了這樣一種新的死亡文化：死亡進入生命，人們被困在疾病裡，困在自己的身體裡，困在重症監護室裡，等待死亡被決定。

呼吸機、除顫儀、腎臟透析機、飼管、血管加壓素、心肺復甦術、各種搶救手術……隨著醫學技術發展，越來越多的生命支援手段得以應用，死亡卻正在成為一個日益嚴峻的問題。公眾對於那種渾身插滿管子、連在一堆儀器裝置上，無法言語、神志不清的“活死人”狀態充滿恐懼。哈里斯民意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希望自己在生命盡頭能夠享有“個人選擇”。很多人聲稱，“如果真到了那一天”，與其“那麼痛苦、沒有質量地活著”，寧願選擇“有尊嚴的、好的死亡”。《生死有時》一書的作者莎倫·考夫曼用了27個案例向我們說明，這樣的“個人選擇”為何總是難以實現。

首先，“那一天”是哪一天？84歲的傑克·卡特早早和醫生探討過，“如果病情可逆，願意接受插管，使用呼吸機，也願意接受心肺復甦搶救，如果病情無法改善，則不想接受生命支援治療”。但他最終在重症監護室滯留了10天，經歷了劇烈的心肺復甦搶救後去世。因為籠統、假想性的表態在實際的醫療決策中毫無用處——醫生不會對生死早下判斷，他們都目睹過“奇蹟般的康復”，擔心出現法律上的糾紛；家屬則遲遲不願接受“那一天”到來，因為他們既沒有足夠的醫學知識，不能理解疾病的發展過程和各種症狀，也在情感上承受著巨大的痛苦，總渴望奇蹟會發生。

在某種意義上，生命支援可以說是建立在臨床醫學對患者病情的“主觀”判斷之上，往往要到事後回顧反思時才能明確，它所發揮的作用到底是“支援生命”還是“延遲死亡”，也只有到此時才能揭曉，患者是否在救治過程中早已“到了那一天”。

接下來，如何看待“生活質量”和“有尊嚴的活著”？50多歲的凱西·劉易斯因為不能在病房裡保留自己的書架和落地燈而考慮要自殺，因為她“把尊嚴當作生命支援”，而“控制自己的房間何時開燈、何時關燈，是最低的自主權和生活質量”。

41歲的辛西婭·格拉芙忍受著身體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苦苦支撐了3個多月不肯放棄生命，因為她的女兒只有11歲，活下去，“即使不能吃，不能動，沒有行動能力，我仍可以看著我的孩子長大”。莎倫·考夫曼指出，所謂尊嚴，既包括患者被對待的方式，也包括患者關於治療和延續生命願望的實現程度。而生活質量“指的是一組基於不同感知之上的模糊且可變的屬性”，它“不可能被捕捉、被定義或者被評估”。

一項針對205位醫生髮起的治療決策研究顯示，面對同一個案例，近一半的醫生選擇不插管搶救，因為“患者的生活質量太差，無法承受進一步的激進治療”；另有將近三分之一的醫生則認為可以插管搶救，因為“患者的生活質量足夠好”。實際上，“生活質量”和“有尊嚴的死亡”的含義幾十年來都在神學和哲學中被激烈爭論。而在醫院文化中，它們成為一種修辭手段，在決定繼續還是放棄生命支援治療的過程中發揮著合理化決策的特殊作用。

最後，誰來作“選擇”？恩胡·溫的子女堅信母親想要活下去，但又不想她承受疼痛和痛苦。她插了6周胃管，做了一次手術，在醫院裡度過了7天后去世。她的女兒哭著說：“她優雅地走了，沒有讓她的孩子們作任何決定。”而陷入深度昏迷的厄爾·莫里森則沒有那麼“幸運”，他在重症監護室待了一個月零4天，因為“家屬要求盡一切努力讓他活著”，在臨終前又接受了很長時間的心肺復甦，被電擊了10次之多。在實際操作中，醫生希望規避批准死亡，家屬難以承擔代親人選擇死亡帶來的可怕責任和負罪感，即便是患者本人也總是難以作出抉擇。在27個案例中，只有60歲的愛德華·哈里斯在神志清醒時果斷決定停止接受生命支援治療。目睹了他的死亡的醫院社工驚訝地感嘆：“他怎麼會有這樣的勇氣坐在自己的病房裡等待死亡，就那麼等著。”

除此之外，如何界定死亡？什麼叫“好的死亡”？老年是否是一種需要得到治療的疾病？陷入“持續性植物狀態”的患者是否還能算是一個完整的人？而需要多少意識才能作為一個人活著？生死之間的灰色地帶裡暗藏著無數我們目前還難以回答的問題。馬克斯·韋伯在《科學作為天職》的演講中曾說：“生命是不是還有價值，在什麼情況下有價值，這並不是醫學要問的問題。”但在科學技術日益發達的今天，顯然並不只有美國人在受著“生死之難”的折磨。

合上《生死有時》一書，我對於那些延遲死亡卻無法恢復患者健康的治療程式，關掉生命支援系統的可怕責任，以及死亡本身，依然難以想象。但我想起了艾米莉·迪金森筆下由死神相伴的人生最後一段旅程。“我們緩緩而行，他知道無需急促/我也拋開勞作/和閒暇，以回報/他的禮貌/我們經過學校，恰逢課間休息/孩子們正喧鬧，在操場上/我們經過注目凝視的稻穀的田地/我們經過沉落的太陽/也許該說，是他經過我們而去……從那時算起，已有幾個世紀/卻似乎短過那一天的光陰/那一天，我初次猜出/馬頭，朝向永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