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共同血緣：歐洲族群意識的中世紀想象

正如許多人已經敘述的那樣，《民族的神話》一書是在對古典時代歐洲的民族觀、羅馬帝國晚期以來的民族大遷徙和融合過程做一敘述，指出“歐洲所謂的民族不過是在歐洲中世紀早期所形成的一種‘迷思’，是一個被構建起來的神話。”

《民族的神話》作者：帕特里克·格里 譯者：呂昭、楊光 版本：新民說·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2年2月

其實，這種民族是“迷思”和神話的觀點，自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就成為了民族研究學界的共識之一。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為代表的建構主義者，以費雷德里克·巴斯為代表的人類學家對本質主義者（他們認為民族從古就有，其結構、特徵與邊界恆定）進行了強有力的挑戰。但在現實生活和歷史學的一些領域中，本質主義論述仍然頑固的佔據著自己的地盤。在這些領域，人們總是傾向於對某個人群的由來給出一個單線解釋，總是在強調它們的邊界的穩定性。這可能是由兩個方面的原因構成的——一方面當然是出於現實政治需要，人們需要簡化歷史，需要讓現實反照過去；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那些古籍中就是這麼記載的。古代歷史學家們眼中的世界往往是條理分明、各有本源的，他們的這種理解和描述世界的方法至今仍影響著我們。

撰文｜鄭非

希臘與羅馬：想象的共同體？

《民族的神話》就從這兩個方面入手反駁之，作者帕特里克·格里一方面講歷史闡述歐洲各古代族群的變遷、融合與分裂，另一方面也對古代人的民族觀進行了剖析。對前者，有很多人已經稱讚作者有極精當的勾勒，此處就不贅述了。後者似乎還少人談到，那麼本文就試著講述一下格里的敘事邏輯。

格里從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談起。“希羅多德在敘述希波戰爭的起因時，同時開創了歷史寫作和民族誌寫作”。在對當時的世界進行描述時，他按照地理和文化將眾多的族群按部就班的安排在世界的不同角落。而且，他通常將族群的起源歸結為某位共同祖先。在他的世界圖景中，各民族就像孤島一樣存在，方便辨認。當然，希羅多德對族群的描述並不是刻板到一無是處。首先，希羅多德可以說是一個文化相對主義者，他對他人（蠻族）的文化並不持貶斥意見；其次，希羅多德在認定族群的時候，並沒有完全按照客觀標準（如風俗、血統、地域和政治形態）進行分類，也強調人們的主觀認同；再次，希羅多德感知到了歷史的變化和族群的演化，在他的筆下，族群是可以誕生和消滅的。

法蘭克王國創始人克洛維一世，在法國右翼政客眼中，他被視作法蘭西民族的共同祖先。

對於後來的羅馬歷史學家，如普林尼，來說，這三個“缺點”是無法容忍的。野蠻人必須比文明人要低劣，分類的方法必須更客觀，更有秩序，族群應該具有永久性——可以變化，但核心一致。這樣才能畫出一幅清晰的、等級分明的世界地圖。普林尼本人就堅持透過族群的居住地來區分不同的族群，將多瑙河以東的所有蠻族部落一概認作斯基泰人。在他的《自然史》一書中，普林尼更追溯既往，將一個新族群看成是老族群的變形——“一個老族群可能會獲得一個新名字、一些新的風俗和特徵，甚至是與之前截然不同的風俗和特徵，但是，有洞察力的羅馬人依然能夠憑藉對這個族群之前特點的瞭解而認出它。”

假如羅馬人認識外部世界的方法非常的簡單粗暴，那麼他們看待自己的方式卻頗現代。格里指出，無論是維吉爾還是李維都能認識到，羅馬人自己是從不同的蠻族中演化而來的，是政治融合的結果。換句話說，羅馬人是一個制度性、法律性和政治性的存在。其他的族群是地理、文化和語言的“奴隸”，他們的身份是與生俱來的，而只有羅馬人才是選擇的產物。

文明共同體？還是血緣共同體？

這種看法，不得不讓人聯想起現代法國人和瑞士人的民族觀。比方說在1882年法國人類學家勒南在索邦大學發表過一場著名的演講，題為《民族是什麼？》。勒南提出，構成一個民族的根本性要素是其成員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意願。民族就是社會契約，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個體以理性、自願的方式所組成的集合（勒南的這一觀念很好的對應了法國的現實——法蘭西民族並不基於語言、血統、種族、地理和文化標準之上，而是政治與社會構建的產物）。如果一個羅馬人見到勒南的這篇演講，一定大加贊同，認為這說的就是羅馬。

這種內外觀在羅馬帝國基督教化的時候，又被基督教徒們進一步強化了。羅馬帝國的基督教徒既繼承了古典民族觀，又繼承了以色列人的衣缽——以色列人恰好自認為也是由與上帝的約定構建起來的，而非僅僅是個血緣團體（當然，由於傳教的需要，基督教徒們也需要看輕人們的先天身份）。“拉丁教父們把上帝之城的子女們看作是一個根據律法構建出來的社會群體，這個群體與羅馬人和以色列人一樣，都以法律和契約為基礎。”。至於蠻族，自然都是卑賤的自然群體。

西哥特王國與羅馬之間的戰爭。

到了古代晚期，發生了兩件事。一是非公民與公民界限的消失。帝國境內所有人是被皇帝的一紙詔令統統授予公民身份的，帝國已經腐朽墮落，公民身份所蘊含的那種契約共同體精神已不復存在。而既然如此，人們開始迅速收縮到地方認同和血緣認同上。第二件事則是帝國為了軍事需要，允許大量的蠻族進入羅馬帝國的版圖和社會生活中。這些新來的蠻族的自我認知受到了古典民族觀的重大影響——他們雖然擁有武力，卻居於“文明”下游，為了抬高身份，就必須尋找一個古老而榮耀的祖先和歷史傳統。這種榮耀當然只能在古典作家的歷史典籍中找到。格里認為，古代晚期歷史學家卡斯多里烏斯宣稱，他“把哥特人的起源變成了羅馬史”，就是這個意思。

在以上兩件事——羅馬人的契約、法律社群意識消失，蠻族有意識的透過將其集體記憶“世譜化”和重新勘定源流等大規模的文化動員來構建一個血緣共同體（這是早期的“想象的共同體”）——的推動下，古典民族誌中的內外差別逐漸模糊、消失，羅馬帝國分裂成一個又一個血緣和地方團體割據的世界。這樣，古典民族誌所依據的世界雖然消失了，它塑造的世界觀卻永久遺留在了現實中。

格里接著透過對歷史的分析指出，在羅馬帝國後期和崩潰後，各族群的語言、宗教、政治和社會組織形式都有很大的改變，但是族群的名稱卻沒有發生改變（這是因為不斷的被不同的人借用、攀附的緣故）。“這些名稱就像艦艇一樣，在不同的時間裡裝載著不同的內容。名稱是可更新資源，它們能說服人們相信連續性的存在，即使不連續是活生生的現實。”他的結論如下——“古代晚期和中世紀早期歐洲族群的歷史不是關於最初時刻的故事，而是關於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的故事。它是一個關於盜用和篡改歷史上繼承下來的名稱和表述來創造現在和未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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