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鳳陽明中都遺址是1.0版本 那故宮就是3.0”

王志在宮殿基址考古工作現場

宮殿基址前殿出土的巨型石礎

承天門遺址平面佈局示意圖

明中都遺址考古現場鳥瞰

王劍英先生實地踏查 明中都遺址 “今年是北京故宮，也就是紫禁城建成整整602年，想要了解紫禁城的‘前世今生’，就要從安徽鳳陽明中都遺址開始。”故宮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徐海峰在接受北京青年報採訪時這樣說道。鳳陽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故鄉，這裡坐落著一座興建六年後便被罷建的都城——明中都。

2022年3月31日上午，國家文物局公佈了“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最終評審結果，鳳陽明中都遺址成功入選，上榜了這項中國文物考古學界“奧斯卡”，引起了各界廣泛關注。

民間曾有一種傳說：明朝三座都城，鳳陽是爺爺，南京是兒子，北京是孫子。明中都是明初首個按京師規制營建的都城，朱元璋以高規格、高標準打造它，卻在六年後基本完工之際突然決定罷建。隨後，朱元璋開始對南京進行大規模改造，並在洪武十一年確定了南京的“京師”地位，鳳陽明中都從此停留在了那個年代裡，在歷史長河中走入“冷宮”之境，飽經風雨。它所留下的城垣、宮殿、壇廟等遺址，構成了龐大的明中都遺址，近年透過考古才進入大眾視野。

翻閱今年的“十大考古發現”，鳳陽明中都遺址是僅有的一個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兩方聯合完成的專案。為什麼遠在安徽滁州市鳳陽縣的遺址，需要故宮博物院的配合發掘呢？這個專案對於紫禁城來講又意味著什麼？

帶著這樣的疑問，北京青年報記者分別聯絡採訪了兩方的專案負責人：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鳳陽明中都考古發掘領隊王志，以及故宮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徐海峰。

在宮殿基址現場發掘出巨型石礎

為中國古代宮殿建築石礎之最

王志告訴北青報記者，當地居民對這座都城一點也不陌生。“因為是明代都城，時間比較近，而且地上的建築是有一些留存的，所以大家都知道這裡以前是一座都城。”王志介紹道，清代時宮城還被當作縣城來使用，當地人口中的“鳳陽老縣城”指的就是明中都宮城。

自1969年明清史專家王劍英被下放至鳳陽，發現明中都遺址並進行了系統的調查、考證、研究以來，明中都被長期認為是一座輪廓清晰、佈局清楚的城址。既然如此，還有對它進行考古發掘的必要嗎？

“很多人對歷史時期尤其是近古以來的遺址考古都存有這樣的疑問。然而，地下遺存永遠比想象得要複雜得多。地面調查和文獻研究的侷限性註定了它不可能真實、完整地獲知到地下遺存的原貌。”王志說。所以要完全瞭解明中都遺址的建築佈局、形態，仍需進行大量的考古發掘工作。王劍英先生的踏查、考證雖已十分詳盡，但他在《明中都遺址考察報告》中也曾至少16次提到，需要未來的勘探發掘進行求證。

尤其是明中都前朝區宮殿的形態一直成謎。王志說，明中都宮城的格局也是“前朝後寢”，那麼前朝宮殿區就是皇帝上朝、接見大臣的地方，其實算是明中都宮城最核心部分，需要揭開前朝區宮殿基址的神秘面紗才能瞭解。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從2015年就啟動了考古發掘，與故宮博物院、山東大學等合作，以中軸線為核心，先後發掘了前朝宮殿、承天門、外金水橋等遺址。歷經七年考古，明確了明中都的城垣結構，建築遺存的總體分佈，多組單體建築的佈局、形制、結構和工藝。明中都有三重城垣，最內是宮城，第二道是禁垣，外郭城是最外面的城。在明中都禁垣城（相當於北京的皇城）內，目前已勘探發現夯土基址137處，還有河道、水井、灰坑、道路、窯址等重要遺蹟。

“我們堅持了七年，終於揭開了前朝區宮殿基址的真實面目，讓我們知道了它的真實佈局和結構。”王志說。

而在王志心中，最大的收穫之一莫過於前朝宮殿部分。“在前殿接近中心的部位發現了這塊石礎，它的體量巨大，用料邊長達到了約2。8米，礎面是約2。5到2。6米，覆盆的直徑達到1。8米，這應該是我國古代宮殿基址裡面出土的體量最大的石礎。”石礎就是房子下面用來承託柱子的，大多數都是1米見方。

更讓考古人員們覺得興奮的是，在宮殿前殿的中後部位，還發現有一處十分純淨而特殊的黃土臺。“這個黃土臺剛好位於整座宮城的幾何中心上，如果從宮城的四個角的點出發，交叉畫兩條對角線，那麼它的交點就正好落在這個黃土臺上，也正好是皇帝龍椅寶座的位置。”王志說。這在都城發掘史上十分罕見，它所帶有的強烈象徵意義也讓考古同仁們覺得興奮不已，認為這座黃土臺可能與明中都建設中的選址、擇中理念有關。“當年應該是先選定了這個中心點，再按照‘先宮殿後城牆，先宮牆後禁垣’的營建時序建造了明中都。”

王志曾經在同行的相關座談會上表達過一個觀點：“明中都遺址的考古，印證了過去對遺址的一些想法，又突破了既有認知。”王劍英先生早前的調查論斷認為明中都前朝的宮殿是坐落在“中”字形臺基之上。

1982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隊也曾對前朝宮殿遺址進行試掘，但並未成功。2021年，經過考古隊員的不懈努力發現，終於揭示出了前朝區宮殿的真實面貌，它的臺基不是“中”字形，宮殿也不是像北京那樣的三大殿佈局，而是呈 “工”字形——由前殿、後殿和穿堂組成，這解決了40餘年來的猜測和爭論。正因為這項發現，團隊成功復原出前殿與後殿的建築開間形態，均為面闊九間、進深四間，前後殿之間有闊三間、深七間的穿堂。

另外，王志也提到另一個突破認知的細節：此前的資料顯示，明中都遺址的外金水橋數量是五個或九個說法不一，透過發掘，橋的數量確定為七個。

走進故宮“前世”

不僅有天安門“雛形”，多處形制如出一轍

“紫禁城是中國古代宮城建築中儲存至今的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木構建築群，而它的規劃理念、宮殿佈局、配置等均脫胎於明中都宮城模式，明中都遺址的建築規制、形制佈局等是集歷代之大成者，承上啟下，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最完備的宮城建築體系，也是營建北京故宮紫禁城的直接藍本。”故宮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徐海峰告訴北青報記者。用當今流行的語彙來說，明中都宮城是1。0版、明南京城是2。0版，那麼北京紫禁城就是3。0版，是明中都再版的再版。

有了與北京故宮的奇妙連結，也吸引了一批考古歷史愛好者前去鳳陽尋找北京城的“前世”。在今日的鳳陽城，還能找到北京城的源頭：長安街、午門、東華門、西華門、角樓……讀來讓人覺得很有親切感。

自2017年以來，受國家文物局委派，在安徽省文物局、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鳳陽縣縣委縣政府及縣博物館等機構單位的大力支援下，故宮考古研究所參與了明中都遺址考古工作。五年來，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團隊與安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仁們一道，開展了前朝核心宮殿區、外金水橋、塗山門等考古發掘工作，發現了大量明中都遺址和故宮相似甚至如出一轍的地方。

首先，鳳陽明中都的午門、城牆四隅角樓的做法全被北京紫禁城所直接沿襲，包括主要門制、宮殿的名稱等也都相同。王志特別提到，最明顯的就是明中都宮城的正門——午門，平面呈“凹”字形，兩翼分別為東觀、西觀，正面城臺闢出三券門，兩側有東西掖門，形成“明三暗五”的格局。如果去過北京故宮遊玩的人一定對午門，也就是入口檢票處的建築結構印象深刻，是兩翼延伸出來環抱正門，形成了“凹”字形。

其次，明中都遺址的承天門城門佈局非常獨特，“三個門洞位於城臺正中，在城臺兩側各開一偏門，也就是“3+2”的門洞佈局”。如今的北京天安門是五個門洞，王志認為，承天門“3+2”式門洞佈局是唐代以後首次將五個門洞佈置在都城第二道城的正門位置，體現了三門洞到五門洞的過渡，也就是北京天安門五門洞格局的雛形。

不僅如此，相似的地方還有很多，北京故宮的外金水橋也是七座，除了天安門五個門洞對應五座之外，太廟和社稷壇還各對應一座橋。

“在後殿西側我們還發現有相連的連廊、門房和角樓的建築基址，與今天北京故宮這個位置的建築組合也十分相似。另外，二者的中軸御路、東西主幹路等井字形路網，也都體現了中國古代‘營國之制’的準則。角樓的曲尺形平面形狀，東華門、西華門配置等二者亦均保持一致。”徐海峰說。

三大殿臺基也基本相同，正殿之後有宮門、宮牆將前朝與後寢分隔開，形成另一個主要宮殿區域（生活區域），後寢區域之北有界牆將城牆與宮殿區域分開。從宮殿的整體格局來看，與紫禁城也一脈相承。

在建築工藝的精美度上，也能找到一定傳承。徐海峰提到，從紫禁城的琉璃瓦來看，形制、龍紋、鳳紋等裝飾均能從明中都城找到源頭，但是相較明中都琉璃瓦無論是形制，還是紋飾均略有簡化，特別是紋樣立體化表現方面中都城更為突出，但是工藝上顯然北京紫禁城更加先進。

故宮考古只能“微創”不敢大動

透過明中都解答了故宮疑題

對於這次聯合發掘，徐海峰和故宮同仁們覺得既興奮又欣慰。

由於北京故宮的歷史地位和現實侷限，不管是三大殿，還是護城河、金水橋，想在故宮做進一步發掘考古需要極其慎重，考古發掘面積極為狹小且難有餘地，故宮博物院的考古研究團隊通常只能進行“微創”發掘，一般都是見“面”即停，也就是發現了重要的磚面、地面、活動面後就不再向下清理了。而有了鳳陽明中都的考古專案，故宮就有了參照，有些做法是相通的。

徐海峰特別提到了關於外金水橋和護城河的聯合發掘工作，這次故宮考古研究團隊提出以水系路網格局的發現與研究為主要工作目標，有了額外收穫：“沒想到此次明中都外金水橋發掘能看到如此完整的基礎構造，其平面佈局也很清楚，為了解北京紫禁城金水橋橋面以下基礎構造、建造工藝找到了很好的參照範本。”

王志也有同感，透過對護城河和金水橋的發掘發現，護城河壩閘的分佈和做法，金水橋的券築結構，河道的海墁工藝等等都為探尋故宮內同類水系遺蹟的內在結構起到參考作用。

除了具體的營造方法，從目前的考古聯合調查結果，再結合文獻記載，專家團隊還發現，明中都的玄武、東華、西華三門外有甬路跨過護城河，河水在東、西華門外透過甬路下涵洞流通，與北京紫禁城是幾乎一樣的。甚至是內金水河的走向也與紫禁城如出一轍，都是由宮城西北隅水經涵洞入城，在宮城西牆以東南北向直下至西華門橋，然後折向東過武英殿橋、奉天門橋，再向東過文華殿橋、東華門橋，再折向南由宮城東南隅出水涵洞而入南護城河。

對於一線發掘來說

勘探儀器和工具裝置也並不一定派得上用場

明中都遺址是晚段遺址，看起來有文獻記載，但文獻資料也不一定都可靠，實際情況甚至會顛覆認知。“石礎、磉礅……每一個建築部位都有固定做法，如果不懂這些固定做法，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在土中進一步作業。因為認知的不同，連地層線都可能一個人一個畫法。”王志說，正因如此，一線考古隊長才應該在都城史、建築史方面有更多知識積累。而對於明中都遺址來說，勘探儀器裝置的使用也受到很大限制，它們對於墓葬、窯址等較為單純的遺蹟或許有效，但對處於歷史晚段時期的建築遺址，因為地下遍佈磚石，勘探非常困難。

王志解釋道，地下遺蹟的結構並不是一下子就能挖出來的。“不仔細分辨的話，它看起來就像是一整塊夯土，需要解剖才發現它實際是有很多層、分很多塊，還有建造的先後次序，按照社科院考古所董新林老師的說法，我們做的就是在‘土中找土’。”

對於田野考古，“我們考古人有幾種說法，一種叫‘挖出什麼，就是什麼’，不要對任何東西做預設，強調客觀性；還有一種叫‘想到什麼，才能挖出什麼’，強調要提前有所判斷。兩者都有道理，但田野經驗讓我們更傾向於後者，在沒有知識儲備、沒有預定目標的情況下發掘，可能就挖不出遺蹟的完整資訊來，甚至挖出來了也不認識。”王志說。

工作展開並不容易，技術困境和現實困難都有。王志回憶，自己最開始單槍匹馬到鳳陽縣著手明中都遺址考古工作的時候，條件很差，他和團隊就在工地附近租房子住。一直到2019年，在鳳陽縣的支援下，建設了明中都考古工作站，才算穩定了下來。

佔壓在遺址上的民房拆遷工作直到2017年才結束，拆遷完成後考古工作人員才得以比較自由地進行大面積發掘。由於專案開展初期，還遺留了一些徵地問題，王志感受到了一些阻力，開展工作需要反覆協調，不斷透過找鄉鎮和村幹部解決糾紛。最難的一段時間，幾個月都無法繼續推進發掘。

“考古不再寂寞了”

榮譽是站在先輩們的肩膀上得來的

重量級遺址的考古發掘，常常需要幾代人的堅守和努力。這次成功入選“2021年十大考古發現”，王志坦言自己其實並不完全意外，一是他很清楚這座都城和其建築的重要價值；二是他認為經過幾輩人的工作，特別是王劍英先生的紮實研究，明中都已經得到了學界專家們的認可。所以他時常謹記明中都遺址的發現者、首位系統研究者王劍英老先生的遺願。“榮譽是站在先輩們的肩膀上得來的”，他對自己的工作、對自己所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投入及與故宮同仁的合作有底氣。

在2015年負責明中都遺址考古發掘專案以來，他腦海中常常會浮現這座古都的建設者和後世幾代考古人篳路藍縷的身影。若不是精通明史和歷史地理的王劍英，在“文革”下放時發現此城，北京的“前世”至今還塵封在歷史中，甚至已經完全消失了。就在十年前，明中都遺址還是一片“髒亂的舊城”。進入21世紀，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大興經濟建設和專案開發的勢頭更是威脅到了明中都的留存。

2013年，以遺址公園建設為契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制訂了《明中都遺址考古工作計劃》，2014年啟動明中都的考古勘探工作，2015年正式開始發掘。王志提出了一系列的口號，“數字考古”“科技考古”“田野考古”的三結合；“最小面積”“最少破壞”“展示優先”的三原則；“佈局、規制、工藝、過程”的四目標；等等。2017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請故宮博物院的加入合作，明中都考古在考古測繪手段、數字化技術、比較研究視野方面又更進了一步。

徐海峰頗有感觸，對於近年來由“三星堆”等知名度很高的考古新聞掀起的一波又一波考古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也更加主流。作為考古人他覺得很欣慰，他說“考古不再寂寞了，因為考古順應了時代”，他認為公眾考古應該成為考古同仁們的自覺，“故宮考古從一開始就樹立了‘考古成果、公眾共享’理念，探索利用多種手段進行考古成果宣介，邊發掘邊展示、考古出土文物與館藏文物對比展等，想要讓公眾走近考古。”

不管是徐海峰還是王志，他們都不習慣談具體考古工作的艱辛與困難，而是對考古過程中的成果與發現感到興奮和快樂。考古隊長王志的微信名叫做“中都窯匠”，從2015年接手鳳陽明中都考古一線發掘工作以來，他七年的時光交付於此，王志早已對這片宮城土地產生了厚重感情，他希望自己像一位匠人，在時間裡打磨，堅持“土中找土”的匠心，等待發現更多的驚喜。

本版文/本報記者 雷若彤

供圖/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