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吳越之風”到“江左風流”，江南文化為何能在歷史流變中脫穎而出？

摘要：江南文化雖屬區域性文化，但在宋金對峙、中原淪陷的危急關頭，再次存續了中華文化的根基和主幹，匯聚了中華文化的精華，由此成為中華傳統文化後期的典範代表。

【編者按】今年4月，上海釋出了《關於全力打響上海“四大品牌”率先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其中提到打響“上海文化”品牌，要充分利用上海豐富的紅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資源。江南文化是上海文化的根源，上海則是江南文化的重要承載地。為了進一步深化對江南文化的研究，挖掘其獨特的精神特質，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與上海市社聯合作推出“江南文化大家談”專欄，細述江南文化的前世今生和當代價值。第一篇由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陳江談江南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係。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猶如滾滾東流的大江，洶湧澎湃，奔騰不息。其中，作為區域文化之一的江南文化，尤為光彩奪目，影響深遠。在中華文化的百花園中，為什麼江南文化能脫穎而出，至今仍顯示出強大生機和活力？

中華文化在交融中實現演進與變革

今天我們所說的江南文化，迄今沒人能說清它產生的確切年代，溯源上與之較為接近的是吳越文化。那麼，吳越文化是如何“走到前臺”的？

多樣化是中華文化發展、演進中的一個顯著特點。早在新石器時代，作為中華傳統文化母體和主幹的中原文化在黃河流域孕育、萌生時，祖國大地的東西南北先後出現了富有特色的地方文化，例如，北方的興隆窪文化、紅山文化、富河文化，西北的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長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東南的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等。春秋戰國，周室衰微，禮崩樂壞，區域文化臻於興盛，呈現風貌各異，爭奇鬥豔的格局，著名的有齊魯文化、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三晉文化等。

秦漢時期，以中原文化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趨於成熟和定型。在四百餘年的文化整合中，中原文化與各區域文化之間形成複雜的互動關係。一方面，各區域文化逐漸融入中華傳統文化的主流，成為其中的組成部分，從而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使之更顯多姿多彩。另一方面，隨著中原文化的傳播與擴充套件，各區域文化深受其影響，由此表現出明顯的向心趨同傾向。所以說，秦漢以後，興起於先秦的各區域文化已過了各自的繁盛期，逐漸從高點下滑，其文化特色主要留存於當地的衣食住行和風土人情之中。

吳越文化原本是與其他區域文化同進退共命運的，然而，時空條件的作用卻使之開啟了一段變革更新的歷史程序。而正是這一變革，讓吳越文化開始展露頭角並脫胎換骨，在文化融合中實現了自我更新，“江南文化”逐漸形成並開始獲得人們的認同。

兩次文化中心南遷給了江南文化以契機

熟悉世界文明史發展的人都知道，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唯有中國和中華文化數千年一脈相承，綿延不絕。這是為什麼？究其原因，與我們所處的地理環境頗有關係。中華大地的周邊有大海、高山、戈壁、冰雪，對大規模的外敵入侵是天然的屏障。內部則幅員遼闊，地勢複雜，這不僅是中華文化發展壯大的廣袤基地，也為文化中心的騰挪轉移提供了縱深腹地。以中原文化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北方遊牧狩獵文化對抗時，若遭遇失利，危難之際，可退守南方尤其是江南一帶，憑藉長江的防護，儲存並延續文化的主幹和根基。

對於江南文化而言，有兩個時段至關重要，一個是兩晉南北朝，還有一個是宋遼金時期。

永嘉之亂，中原戰火頻仍，生靈塗炭，晉室被迫渡江南下。東晉南朝，隨著人口的大量南遷，中華文化的中心也轉移並存續於江南（當時習稱“江左”“江東”）一帶。其間，作為中華文化主幹的中原文化與當地吳越文化透過相互間的吸納、交融，都得以變革更新，豐富昇華。吳越原本被視為“蠻夷之地”，此時進一步汲取源於中原的禮樂文明，文化風貌在保留地方特色的同時，又凸顯出文質彬彬、精緻典雅的趨向。中原文化則為杏花春雨、煙水冥迷的江南意境所浸染和滋養，遂於“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陽剛之氣中平添了幾分溫潤蘊藉的陰柔之美。文化的更新和昇華在南渡的東晉名士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王、謝子弟可謂其中的代表。他們雖深受傳統禮教的薰陶，但山清水秀的江南又引發其無限的才思，所以多才多藝，精書善畫，瀟灑不羈，風流倜儻，表現出一種特殊的文化氣質和群體風範，唐宋時代的文人學士稱之為“江左風流”。蘇軾詩句“江左風流王謝家，盡攜書畫到天涯”，說的就是這種文化現象。所謂的“江左風流”，究竟是中原化的江南文化，還是江南化的中原文化，其實是無法也無須細辨的。世人以之取代“吳越之風”，並予以激賞盛讚，無非昭示了兩點，其一，在吳越文化基礎上脫胎換骨的、新穎的、具有強勁生命力的區域文化——“江南文化”，已逐漸形成。其二，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富於江南神韻意趣的部分，在唐宋時代已被視為標杆和典範，頗受仰慕與推重。

北宋末年遭遇靖康之難後，歷史又重演了中原王朝退守江南的一幕，而此時的江南已今非昔比。自南朝以來，南方經濟、社會、文化皆有長足發展。唐代後期，“天下大計，仰於東南”，至北宋晚期，我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已基本完成。而隨著中華文化的中心再次轉移至江南後，江南更是全面騰飛，迅速臻於繁榮，因此，南宋時民間盛傳“天上天堂，地下蘇杭”的諺語。

到了明清時期，江南不僅是全國最富庶的地區，而且也是人文薈萃之地。據現存資料統計，明代著名的儒學家、書畫家，約三分之二以上居住或主要活動在江南地區。江南婦女、兒童受教育的平均水平，包括閨閣詩人的人數與知名度，皆為全國之冠。明清之際的王夫之曾以夏、夷比喻文化的盛、衰，論述了文化重心由北向南的轉移，“吳、楚、閩、越，漢以前夷也，而今為文教之藪；齊、晉、燕、趙，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鈍駤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思問錄·外篇》）同時代的黃宗羲也有類似的議論，“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闢，人物殷盛；吳、楚方脫蠻夷之號，風氣樸略，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吳郡、會稽郡，指江南一帶）久矣。”（《明夷待訪錄·建都》）王、黃二人的看法自不免當時人的地域偏見，但確實道出一個事實，南宋以來，尤其是明清時期，江南已成為全國的文化高地。

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江南文化雖屬區域性文化，但在宋金對峙、中原淪陷的危急關頭，再次存續了中華文化的根基和主幹，匯聚了中華文化的精華，由此成為中華傳統文化後期的典範代表。

江南文化深刻影響經濟社會發展

在宋以後，江南文化已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承載地。而獨特的歷史際遇和地理位置，也讓江南文化在演進中呈現出一些特點。

江南地處交通要衝，無論遊學，還是從商，南來北往中寓居於此的不在少數，久而久之便成了五方雜處之地。唯因其“雜”，也就較別處少了一些排他性，多了幾分包容性。明代《吳風錄》等著作對江南的風俗民情作了這樣的描述：好標新立異，喜交際遊樂，能善待四方來客，優容異地風習。可見，江南人的心態相對而言是比較率意而開放的。

南宋以來，江南的農業代表了中華農耕文明的最高水平，傳統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都臻於巔峰。明代中後期，又因地制宜，努力開拓多種經營，紡織、食品、服裝、日用百貨、造紙、印刷、造船、工具製造、建築材料等輕重工業迅猛發展，商品經濟包括海外貿易高度繁榮。伴隨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日常生活、人際關係、社會觀念、道德規範等都發生了一系列非同尋常的變化，從而閃現出文化轉型的跡象。江南文化性格中的包容開放、勇於革新、與時俱進、順時而變等特點，作為文化基因，深刻地影響了其後的海派文化，而接續了海派文化之後，江南文化進一步激發出新的強勁活力，其整體發展水平較往昔更勝一籌。

作為區域文化之一的江南文化，具有悠久的歷史和鮮明的特色，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上多次文化中心的南移，不僅促進了江南文化本身的提升與發展，而且也在江南文化中存續了中華傳統文化的主幹和精髓，並進一步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江南文化生於變革、興於創新，其發展模式和精神特質，直到今天仍然有著重要的時代價值和現實意義。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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