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貴族婦女打馬球騎的不是馬，而是驢

驢，在人類社會被用作馱獸已逾數千年。最早的家驢，在距今6000—5000年時由非洲野驢馴化而來，主要用於馱運。在家馬出現之前，驢在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被普遍使用在商業貿易中，青銅和鐵器時代則廣泛出現於近東地區的貿易路線上。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將驢作為馱獸使用帶到了歐洲和西亞。現代遺傳學研究表明：中國現在的家驢，皆有著非洲驢的起源。然而，4000年前我國無任何驢遺存發現。至今，學者對其如何擴散至東亞的程序仍不清楚。

據《史記·匈奴列傳》的記載，驢已經出現於匈奴。隨著漢代絲綢之路的開通，驢作為運輸工具越來越多地見諸於歷史文獻。曾有報道稱漢昭帝（公元前94—74）陵墓中有驢遺存。到了唐代，驢不僅成為絲綢之路上重要的馱獸之一，也廣泛地用於唐代社會的商業、軍事和官方運輸。唐代普通百姓騎驢很常見，但在高等級的人群中卻極為罕見。迄今為止，唐墓未發現驢的實物遺存而僅見兩件唐三彩驢俑。據《舊唐書·郭英乂傳》和《新唐書·敬宗本紀》記載，驢鞠——這一獨特的女子體育運動，即騎驢打球，卻頻繁出現於高等級人群乃至皇家的生活之中。遺憾的是，長期無考古實證。

2012年5月，西安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發掘了位於西安雁塔區曲江萬科的唐代墓葬。根據墓誌，墓主為唐博陵郡夫人崔氏，系晚唐涇原、鎮海節度使周寶之妻。她死於公元878年10月6日，享年59歲，葬於公元879年8月15日。該墓曾經被盜。墓中出土的大量遺物，包括了鉛馬鐙和大量散落在墓室的驢骨和牛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復旦大學、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以及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研究人員，對該墓出土驢骨進行了綜合分析，如：形態觀察和測量、AMS-14C測年、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利用Micro-CT開展的肱骨生物力學分析等，為我們深入瞭解唐代驢的使用及其社會功能提供了極好的契機。

驢骨的形態觀察和測量資料表明：墓中至少存在三頭家驢。三個蹠骨的尺寸，小於以色列青銅時代中期（1700BC—1550BC）的驢骨，以及大部分的現代家驢。驢骨和牛骨的年代分別為公元856—898年和公元807—882年，與墓誌上的墓主人埋葬年代相吻合，表明這些動物應與墓主人同時下葬。兩例蹠骨的同位素資料有所不同，但皆顯示兩者攝取了相當量的C4植物和C3植物；結合歷史文獻推測，其飼料可能來源於稻、豆和粟類農作物的副產品。三頭驢的肱骨的骨幹剖面結構，較現代家驢和野驢更為橢圓；該特徵反映了骨幹在某一方向上受到了長期持續而又繁重的機械負載，如拉車、拉磨或驢鞠時的急轉彎等。

根據現有的考古資料，晚唐墓葬中罕見動物遺存。但此研究發現，常與低等級社會地位相關聯的驢，卻異乎尋常地出現於晚唐的貴夫人墓中。這究竟為何呢？

研究顯示：崔氏墓中的驢，體型較小，運動模式異常，並且得到了很好飼餵。我們推斷：體型較小的驢，不太適於作為交通運輸工具使用，更可能滿足於其他目的。馱獸運輸時緩慢而穩定的步態所造成的骨幹形態，明顯有別於長期處於加速、減速和急轉彎運動的動物。而崔氏墓中驢肱骨的形態特徵，顯著異於現代非洲野驢和家驢，表明其可能並非用於簡單的馱運任務，而更可能因驢鞠運動中常出現的運動速度和軌跡變化所致。而崔氏墓中鉛馬鐙的存在，則更進一步證實了我們的推測。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結合歷史文獻、考古資料及崔氏的家庭背景，我們的推論則進一步夯實了。打馬球，即擊鞠，是唐代皇家和貴族世家喜愛的娛樂活動，被歷代皇帝所推崇、倡導和參與。打馬球的場景，就曾出現於陝西乾縣乾陵章懷太子李賢墓的壁畫上。據《資治通鑑》記載，唐僖宗對馬球極其狂熱，甚至利用馬球比賽選用藩鎮重臣。唐代諸代帝王對擊鞠的喜愛，使得社會上層對其也趨之若鶩。《新唐書·周寶傳》記載，崔氏的丈夫——周寶，非常善於打馬球，並曾因此而喪一目。受此影響，皇家和上層社會的女性也十分喜愛擊鞠。唐代陝西的墓葬，就曾出現過女子打馬球俑。然而，考慮到馬球對抗的激烈性和危險性，許多女性選擇性格相對溫順、體型較小、速度較慢的驢以代替馬。由此，驢鞠也就應運而生。根據崔氏的社會階層背景，以及其家庭對馬球的熟悉程度，崔氏很可能生前就非常喜愛並參加過驢鞠。基於“視死如生”的理念，使用驢陪葬，是冀望其在死後生活仍得以繼續開展驢鞠運動。

此研究首次為唐代驢鞠的歷史記載提供了可靠的考古證據，深化了人們對於驢在古代中國社會中作用和功能的認識。

原標題：驢鞠：唐代貴婦打球騎的是驢

文/胡耀武（作者系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教授，胡松梅系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楊軍凱系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研究員）

編輯/賀夢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