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做飯，他甘願被“拐”到崇明種地

青蠶豆怎麼留種

大福在老賈農場

大福說我的心不在。我說不是的。三四個月沒沾土地的我，雖然間中也到過海邊和農場，但來去匆匆的步調，讓我始終處於奔忙中。當我鬆了一口氣，如期來到他的農場時，卻感到陌生。

去年五月，我們在上海岑卜村認識。他是“東亞地球市民村”活動的志願翻譯，也是方聲嵐老師的徒弟。活動結束，我們仨在村子又待了三天。我們去開民宿的老臭蟲那兒蹭飯吃，去青蛙爸爸的家做採訪。在老臭蟲的“漫鄉居”，女的閒聊，男的做飯，大福給我們煲了雞湯。他細心地撇掉了滾湯上的油，我們就著餃子，吃完了一頓有肉的飯。

當時，他剛從澳洲打工回來。說來他的經歷還蠻藝術範兒。原本在廣州 4A廣告公司任職的他，認識了肢體藝術家方聲嵐，之後漸漸找回自己，一時頭腦發熱，跑到澳洲打工度假半年。在我心目中，搞藝術的分兩類：窮得要死和富得流油。他屬於前者。做藝術已經到了這份上，他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跑到崇明島種起了地。把他“拐跑”的人之一，是金載亨老師。他是韓國歸農運動的先鋒，近些年，常在中國講《易經》和《道德經》，解答年輕人對愛情、工作和生活的困惑。2015年夏天，金載亨老師與在崇明島陳西村實踐自然農法的賈瑞明（老賈）認識，並創辦了一所“快閃”學校——女蝸自然學校。時至今日，學校仍不定期地舉辦活動，比如和平徒步、共讀《道德經》等，但已不受空間的限制。

時隔一年，我再次見到大福時，他已種地半年有餘。那晚，我搭順風車，與老賈和大福，從上海市區返回村莊。他們受前村民大寶的邀請，看了一場老電影。至於電影的名字，我不記得了。由於天色已暗，沒什麼風景可欣賞，我們便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他們已不太習慣城市的喧囂。我還在沸騰，他們卻已迴歸平靜。提起大福種地的事，老賈說，他還不像農民。言外之意是他雖然有一塊田，但心沒有完全撲上去。我瞭解的大福，倒不是貪戀種地，才搬到鄉下的。

大福地裡的守護神

8點過醒來，我收到了大福的簡訊：“早哦！鍋裡有粥，桌上有崇明糕，麵包好吃的話最好煎一下。”那時，他已下地了。等我吃過早飯，收拾完東西，騎車趕過去，已接近十點。

小滿時節，陳西村的空氣中瀰漫著魚蝦蟹的味道，村民拿著竹竿站在河中央撈魚，公路與小河縱橫交錯，星星般的洋甘菊鋪在車道兩旁，風吹著墨綠的玉米杆，枇杷樹的影子倒映在漂著枯葉的水面上。大福的地小小的，放眼望去，滿園混亂。若不是他高過了雜草，我差點騎過。

由於大福奉行自然農法，第一年，雜草鐵定佔上風，所以，即使他特地指給我看，哪裡種著土豆，哪裡種著南瓜，我仍一頭霧水。只有長到風中的胡蘿蔔花，襯著藍天做底布，清晰可辨。我的眼睛左顧右盼，腦袋也搖來晃去，大福看出了我的不安。他說“你的心不在”，讓我醍醐灌頂。我太久沒有與土地打交道，雜亂無章卻錯落有致的自然之作，我已不知從何欣賞。我有些失望，好像自己成了大地排斥的物件。

與土地重歸於好，從大福給我灌輸他的理論開始。“種出來什麼就吃什麼，種不出來就是老天不讓你吃。”他說。站在老天的角度，確實也沒必要強加意願給土地。但是，“種得出來什麼”和“種什麼”還是不一樣的。“種子太重要了！”大福也是最近才體會到留種的好處。倘若是崇明島籍的種子，就容易上手，不管農夫水平如何，它們總有本事茁壯成長；但若是買來的外地種子，對現階段的大福來說，就比較難種活。“買來的種子沒法與雜草戰鬥！你看，長不出來！”

欣賞完他的雜草地，我摘起蠶豆。田塊靠近馬路一邊，種著一排蠶豆，大福要砍掉一些，騰出地方種秋葵。那排蠶豆是“地主老爺”種的，眼見熟過了頭，還沒人來收，我們索性不勞而獲。蠶豆很多，我們摘得越來越苦惱，因為只有一個籃子，實在裝不下。正在我們感嘆地主的富裕和大方時，老爺來了。他說蠶豆秧是留種用的，怪我們不該砍。雖然我聽不大懂老爺講的上海話，但從他的語氣中，多少猜得出他生氣了。從中我得到了一個教訓：在鄉間，不管看起來多麼孤單的作物，也是物有所屬的。

好不容易找到一棵菜

幹完活，回到大福家，有了閒心逛院子。這所每月600元租金的民宅，一廳兩室。廳堂是廚房，也是大福經常待的地方。廚房裡有製作糕點的量杯，有泡著酸蘿蔔的大缸，還有一條用門板做成的桌子。臥房一間他自住，一間招待朋友。屋外有雨棚。棚下，掛著一箇中空的木框，大福說那是他家最名貴的畫。門旁的地下放著石磨，屋簷下掛著後腳跟磨破了的男人襪子。

午飯前，新村民“火龍果”（暱稱），帶著活魚和香料上門做客。在雨棚下吃完飯，我們就去了她的“有點亂小院”，又名“大寶的菜園遺址”。一個多月前，她租下這院子，小院的主人曾是大寶。與我熟悉的農田不同，這裡更像花園，還是一個懶人花園。在城裡做現代藝術的火龍果，希望所有植物按照它們的性情盡情施展，開到人間容納不了為止。火龍果的父親看不慣，他開了幾分玉米地，憋著勁要種出點什麼，好給每年1萬元的地租和房租一個交代。院裡種著不少香草，火龍果就地採了些車前草和薄荷，給我們泡了茶。三人正對大門坐著，門外是鬱鬱蔥蔥的“有點亂小院”。

火龍果在“有點亂小院”採香草

火龍果還沒時間收拾她的新屋。屋裡的陳設一如大寶時期。室內掛著藝術氣息濃郁的仿畫，大寶愛音樂，所以屋子裡還留著他沒搬走的音響。逛院子時，我們看到了一種不認識的紅花。火龍果翻出一本植物圖鑑，按圖索驥起來。她就是這樣笨拙的，一個一個比對著，記住植物的名字。

時間過得既快又慢，火龍果要回城，我們就去了老賈的農場。到的時候，他和工人在安裝大棚的鋼架。我插不上手，溜了。大福幫了會兒忙，也不見了。太陽越蹲越沉，他們還在勞動，看樣子沒人做飯。拍完泥裡的毛蟹，我走到辦公室，看到沙發上居然躺著一個人。走近一瞧，原來是大福！他怎麼不做飯，在這兒偷懶呢？我環視了一下頂架爬滿葡萄藤的大棚，沒見到像樣的廚房，只在進門右側的角落，有一個像是多年沒使用過的簡易煤氣爐灶。我開始愁晚上吃什麼，但沒有想到，農場的人收工後，不到半小時就做好了飯，而且是在那個我以為無用的爐灶上。豆腐是前些天做的，和著洋蔥苗炒出來，有股誘人的香氣；糯米雜糧飯軟軟的，像吃散粽子；由於大棚的燈光比較暗，花生炒糊了一些，但不影響它的香脆；中午吃剩的豌豆熬了湯，又添了一道菜……到農場，吃撐一點，我覺得沒關係。

吃完飯，談起農人的生存現狀，有多少半途而廢的，有多少打小算盤的，有多少心無旁騖的，有多少死磕到底的，老賈來了句：“還沒有給完！”沒有給完，就沒法完全放下，也就沒有從頭開始的承受力。老賈說自己是給完了的。他務農後的人生軌跡，幾乎透明：談戀愛、結婚、鬧離婚、生小孩、離婚、談女朋友、分手……很多人看笑話。當聽說我要來崇明島時，有人自告奮勇給我講了老賈的隱私，導致我對他有了偏見。如果不是大福在他那兒，我可能不會主動去，但見面後，我對他的世界又產生了好奇。這位心繫天下卻把自己的日子過得亂糟糟的農夫，究竟在想什麼？我和大福討論起他。在某些方面，我們無法認同他，但在另些方面，又覺得人各有活法，只要他想得通，有人願意加入，那旁人是無權干涉，更不好說三道四的。大眾認為某一種價值觀是正確的，那是因為他們身處這個價值觀體系下，被同化了。對不接受這個體系或自有一套價值觀的人，他們是與大眾活在一個地球上，卻分處平行世界的人。如果他們寧願付出代價，也要過自己的生活，那麼社會能否讓出些空間呢？哪怕他一個人，哪怕亂糟糟的，哪怕被嘲笑或無視？偏見帶不來和解，偏安一隅卻能造就多元。

老賈種的蘿蔔

隔天，大福帶我逛早市。他推薦了一家包子鋪，每天只賣兩種餡兒——豆沙餡和蘿蔔餡。買完包子，我又買了竹筍。

從菜市場回來，大福說地裡沒東西，下一週方聲嵐要來，他不知道吃什麼。

“有一個禮拜長出來的菜嗎？”

“沒有。”

“最少也要四十天？”

“是的。”

著急也沒辦法，何況大福只種自己想吃的菜。他說：“你都不吃的東西，它就不會長啊！”過了四月，他不想吃南瓜和蘿蔔，只想吃青菜。“南瓜一到四月就爛了，老天不讓你吃。”自然的規律與身體的喜好，是一致的。

中午，我憑印象炒，試圖還原在安徽黃田吃到的筍鮮味，但筍子忘了泡水，吃起來特別苦。大福心好，動了幾筷子。直到現在，我仍記得那苦澀味，還有大福說的話：“我發現只要迎合別人，做出來的飯就不好吃。”大福為了做飯，才來種地的吧？

偶爾，他也抱怨“種地太累了！”，但既然地球上沒有速生的食物，那麼想要吃它們的農夫，就沒得懶撿。即使自然農法，也並非不管不顧，而是與一片土地，持續地交朋友，讓它信任你的勞作，信任你，再把果實交給你。經營一塊自然農法的田地，想要有所產出，通常都得八年以上。不知大福有沒有向老賈討經驗。

老賈的家

大福與老賈不同，沒有把心放在地上。他說：“很多人，忙來忙去，把自己都忙空了。”對藝術家來說，放空是必要的。不過，大福有一點不太像藝術家，他愛整潔。所以，他會因老賈亂放東西、把辦公室搞亂而生悶氣，還不大使用老賈農場的廚房。

一天早晨，大福要到老賈那兒做豆腐。他跟我打了幾次招呼——老賈家特別亂，連下腳的地方都沒有，彷彿是在給我做心理建設。到了老賈的家，房子是還沒有拆的老宅，院外有幾棵枇杷樹。院裡停著一輛破舊的麵包車，車輪子壓著雜草，車頭對著一個水泵，水泵旁是做豆腐用的爐子。屋裡很暗，沒有安裝地板，地上散落著工具、鞋子、水盆等雜物，桌上放著咬了一半的餅。大廳最顯眼的是一個梯形的木櫃，頭輕腳重，三四米高，有些年份。大福說它是崇明櫃，但我沒查到資料，不確定它的名稱。“亂”是事實，但“髒”就見仁見智了，有些人覺得土和灰髒，但有些人卻覺得消毒水髒。

剛做的豆腐我來不及吃，但“大福牌”自然發酵的麵包，我不僅嚐了，還帶了兩個赴韓國。從大福家離開，前往釜山參加第六屆“東亞地球市民村”活動前，他還裝了一罐酸蘿蔔，託我交給金載亨老師。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