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解決問題的辦法很奇怪，竟然用當眾脫光衣服來對抗

衣食住行，泛指人的穿衣、吃飯、居住、出行等生活上的基本需求。衣食住行最早出現在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第三講中：“大家都能各盡各的義務，大家自然可以得衣食住行得四種需要。”沈從文的文章《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北齊張肅俗墓》中提到“前後相繼約兩個世紀，衣食住行相互影響，極為顯著。”

這其中，“衣”就成了一種文明的產物，因為人本來是不穿衣服的，但人不能不吃飯。之所以將衣服排在首位，因為人穿“衣”不僅僅是為了“蔽寒暑”、防蟲防風雨、遮體避羞等，還具有裝飾身體、美化生活，顯示人的身份地位、民族信仰等作用。因此，“衣”的影響深入到了中國文化和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據記載，中國人從商朝開始，就有了穿衣的習慣。

衣服不僅可以為我們抵禦嚴寒，也能夠襯托出我們的身材，給別人留下好的印象。這種習慣隨著歷史的發展，逐漸演變成一種文化，獲得了大家的認可。如果有人不遵守這種文化，很可能就被當做異類，不被大家所接受。以至於，現在的人都認為：喜歡裸露的人就是異類。因為，大家無法接受這樣的行為。

京劇《擊鼓罵曹》講述的就是這樣的裸體藝術，禰衡脫光了自己的衣物，在公眾場合擊鼓，還辱罵曹操。《後漢書》記載過當時的情況，禰衡是一位鼓手，他經孔融的介紹，成為曹操府上的一位掌鼓小吏。一次，曹操在府上大擺宴會，邀請了重要的賓客，於是，曹操要求禰衡在宴會上擊鼓助興。

禰衡早就看不慣曹操的為人，於是，藉此機會當眾羞辱他。禰衡乘大夥不注意，悄悄的脫光了衣服，然後，來到宴會上表演擊鼓。在這個過程中，賓客覺得有些奇怪，而禰衡自己卻覺得很正常。曹操也感覺奇怪，急忙詢問禰衡為何如此？禰衡自辯為“以顯清白之體”，然後，就開始辱罵曹操了。

魏晉時期，竹林居士劉伶也是一個喜歡裸露之人。他在家裡喝酒，一般都是不穿衣服的，光著身子在屋內走來走去。就算是有朋友到訪，劉伶也不穿衣服，跟朋友坦然相對，一點也不尷尬。劉伶說過：我把這天地比做房屋，把房屋比做衣褲，既然別人願意鑽到我的褲子裡，那麼，為什麼會是我劉伶要尷尬呢？這句話說的可真是前衛。

劉伶的事蹟一直被他人傳頌，大家都為他的真性情而喝彩，並非是嘲笑他。在劉伶看來，人活在世上，滿口的仁義道德，是一種虛偽的行為；只有在家裡，才是自由自在的，此時，必須脫去所有外在衣物，才能盡顯真我。

在公眾場合脫光衣服的行為，明朝的唐寅也做過，他這樣做只是為了保全自己。那時候，皇帝朱厚照昏庸，而南邊的寧王總有取而代之的想法。為了壯大自己的隊伍，寧王請唐寅出來幫他。唐寅雖然玩世不恭，關鍵時刻還是很清醒的。他知道寧王的野心，如果服從於他，必然會引火燒身。

所以，為了擺脫寧王的糾纏，唐寅乾脆扮成了瘋子，讓寧王覺得他已經沒有什麼利用價值了。唐寅在寧王府喝酒，喝的差不多的時候，就脫去了所有的衣服，然後，在府裡狂奔。這樣持續了很久，寧王終於看不下去了，將他給放了。唐寅走出寧王府後，遠遠得離開了。

之後，他在桃花塢建造了房屋，然後，就定居在那裡，整天飲酒作樂，生活過得非常快活。

禰衡在公眾場合裸露身體，是故意這麼做的，只為能夠羞辱曹操；劉伶在家裡裸露身體，是性子使然，只為追求真我；唐寅在別人家裸露身體，是裝瘋賣傻，只為保全自己。這些名士裸露身體都有各自的目的，但是，他們的行為卻促成了一件事：原本見不得光的裸體突然被世人所傳頌，擁有無盡的風采。

有人說過：一個人越是炫耀某件東西，這件東西越是他需要的。這些名士敢於在大眾面前裸露身體，其實，衣服才是他們最需要的。他們看上去堅強，其實，內心是脆弱的，他們急需一件衣物來遮蓋肉體，為他們的心靈提供一層保護膜。當然，還有就是，脫光衣服不一定能夠解決問題。

禰衡把衣服脫光了，把曹操罵了一頓，結果呢？政權還是掌握在曹操手裡，禰衡一點也危及不了。禰衡最後還死在曹操手裡。跟司馬懿父子相比，禰衡確實差了很多。司馬懿父子沒有脫衣服，卻悄無聲息得謀得了曹氏的政權，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所以說，王朝更替可不是單單脫衣服能夠解決的。

烏克蘭有一個女權主義，名字叫做FEMEN，這個組織的成員都是女性，她們就是用自己的裸體作為武器，在男權社會做著鬥爭。她們聚集在大街上，抗議壓迫、抗議政府的不公。這個過程中，有很多警察會出來干涉，阻止她們的抗議。於是，抗議者和警察在大街上你追我趕、相互拉扯。

這個過程自然引開了很多人圍觀，民眾看到這個場景，自然也會了解女權主義者抗議的內容。如果，民眾支援女權主義者的意見，勢必會給政府造成巨大壓力。當然，女權主義者就是希望政府能夠聽到她們的聲音。因為，她們也始終認為，自己的聲音會得到政府的某些迴應。

參考資料：

【《民生主義》第三講、《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北齊張肅俗墓》、《擊鼓罵曹》、《後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