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中的曹操是什麼形象？和《三國演義》中有什麼區別？

曹操，漢魏之際著名的政治軍事家、詩人，是一位文武兼備的罕見人物。“在東漢末年動盪的社會環境中，曹操在與黃巾軍作戰和討伐董卓的戰爭中積累了自己的軍事力量，透過迎獻帝至許昌、屯田制、抑制豪強、重用人才、調整賦稅、興修水利等政策，打敗了各路軍閥，平定烏桓，實現北方的統一併逐步恢復北方的社會生產，此後透過平定馬超、韓遂的叛亂，攻入漢中、巴郡迫降張魯等征戰保證了北方相對安定的局面。雖然他統一全國的努力宣告失敗，無疑為西晉的統一奠定了基礎。除了政治軍事上成就外，曹操博學多才，擅長書法、圍棋，通音律，文學上不僅曹操詩歌和令文為人稱道，還推動了樂府詩的變革，是建安時期文學創作繁盛的推動者之一。

曹操雖然成就突出，但在實現功業的過程中可以看出他奸詐、殘忍的性格，面對如此矛盾的人物，是歷代文史作品關注的重點，經過不斷的加工，一方面曹操形象複雜多樣、真假難辨；另一方面由於側重點不同，曹操的形象開始分化，在文學、史學作品中呈現出不同特點。

曹操的史學形象可以從歷代史學家、政治家的文章中展現出來。結合歷代史書、統治者的文章的論述，可以看出史書中的曹操形象具有兩分性，肯定曹操的統一功績，對他在實現統一過程中採取的方式持不同態度。

(一）曹操形象的奠定

曹操在世時就已經存在很多評論，年少時橋玄和何顒就曾預言曹操是“命世之才、安天下者。”許劭認為在動亂之際曹操就可能取得非凡成就，是位英雄；謀士荀或將曹操與袁紹進行比較後，認為曹操具有“度、謀、武、德”。當時敵國多批判曹操的品行，對手周瑜視曹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孫權稱曹操為老賊，劉備認為曹操“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但是他們對曹操的才能稱讚有加，孫權認為曹操“至於御將，自古少有”。“曹操死後，曹植的《武帝諫》對曹操一生做了回顧，描寫了他招募士兵、陳留起兵、討伐董卓、統一北方等事件，讚頌了智謀過人、勇武果敢、崇尚節儉、能文善詩的品格，R曹操死後甚至出現了“華夏飲淚，黎庶含悲”的局面；衛覬以曹操“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勸誡明帝R。曹魏後期的史官王沉《魏書》中皆取曹操正面材料，迴避了負面問題，讚頌了曹操軍事才華、善於用人、酷愛讀書、武藝高強、精通工程、生活儉樸、注重獎賞等方面。這些論述表明歷史評價主體差異性，曹操的臣下和子孫評價多讚美之語；雖然敵國多批判之詞，其中不乏合理之處。

綜觀兩晉南北朝時期有關曹操的評價，正面評價以《三國志》為代表。西晉的統治者認為他們承接的是魏國的政權，加之陳壽寫作《三國志》的《魏志》部分沿用的是王沉的《魏書》的記載，所以陳壽的《三國志》突出的是曹操的正面形象。作者在《武帝紀》結尾處高度評價了統一北方的功績及謀略，陳壽作為晉朝的史官，委婉地揭露了曹操的惡德，如透過荀或被殺的事例表現出他的多疑。《晉書》中有對曹操的正面評價。孫楚對曹操給予了正面評價，認為他“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這是對曹操功績的讚美。陸機《吊魏武帝文》、《辯亡論》主要突出的是曹操的事功，也注意到了曹操功勳卓著帶來的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值得注意少數民族政權首領並未貶低曹操，後漢時期有人曾將劉曜比作“世祖、魏武之流”，石勒臣下徐光認為“魏承漢運，為正朔帝王”，表明魏國政權的正統性。

陳壽《三國志》記載簡略，後來南朝裴松之為其做注，並補充了大量材料，無論正史、野史、人物傳記等材料都列入其中，相比較提綱式的《三國志》，裴松之不僅豐富了曹操的正面形象，透過引用吳人《曹瞞傳》、習鑿齒《漢晉春秋》劉義慶《世說新語》等著作表現出曹操奸詐殘忍的性格。

整個蘭國兩晉南北朝，曹操是各種體裁作品關注的重點，它們記載了曹操各個方面，這為以後曹操形象的多元解讀提供了史料支援。從思想傾向來看褒貶不一，三國時期已經出現對曹操的貶低的作品。豐富的資料記載和不同的思想傾向為曹操形象的演變提供了基礎。

(二）史書中曹操形象的豐富

《隋書》中對曹操記載較少，記載了他減輕刑罰、復興雅樂的措施。到了唐朝，對曹操評價以褒揚為主。唐太宗的《祭魏太祖文》肯定曹操的功績，“昔漢室豆分，群雄嶽立……伊尹之臣殷室，王道昏而復明；霍光之佐漢朝，皇綱否而還泰……帝以雄武之姿，當艱難之運，棟樑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於往代”，R將曹操與伊尹、霍光匡正之功並列，可見對他的功績讚揚。同時唐太宗認為曹操“觀沈溺而不拯，視顛覆而不持，乖殉國之情，有無君之跡。”他不忠於國家，而且無視君主。°唐太宗對曹操的為人也是不齒的，一次大臣封德彝建議太宗以佯怒的方式試驗大臣，找出奸佞之人，李世民聽後認為這樣狡詐的方式不可取，說“朕常以魏武多詭詐，深鄙其為人。”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中談到史書中人物稱謂時候，指出“祖有功而宗有德……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唯武王。”劉知幾認為曹魏時期只有曹操無愧於祖這個廟號，可見對曹操功績的肯定。但又指出曹操在實現功業的過程中“賊殺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表明曹操的殘暴性格。杜佑在《通典》的寫作中沒有埋沒曹操的事功，R涉及到興屯田、改革官制等內容。

北宋建立後不久，宋太祖便在毫州修建了祭祀曹操的祠廟。宋真宗曾到此增修，並命穆修撰《魏武帝帳廟紀》，文中描寫曹操“帝於時得機會策，嘯吒馳騖於其間，用能建休功……帝扶持漢室，抗力三方……卒減袁而沮權，備之強者，惟帝之雄”，結尾寫道“為鄉里人所愛，後懷思其德，共自尊祀之，遂傳於今不息”，表達了對曹操功績的讚美。司馬光《資治通鑑》中給曹操的評價為“王知人善查，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雅性節儉，不好華麗”，肯定了曹操的知人善任、崇尚節儉的品質。司馬光又透過史料的選取揭示了曹操的負面，征討陶謙過程中捨棄了《三國志》中“所過多所殘戮”的記載，採用的是范曄《後漢書》中“凡殺男女數十萬，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這樣的處理方式表明的是作者對曹操殘忍性格的批判。

綜觀隋朝至北宋的作品，從內容上來看，多關注的是曹操的軍事政治成就及其實現方式。從思想傾向看，讚許其功業，貶斥其性格。

(三）史書中曹操形象的定型

南宋時期的政權偏安一隅，思想上“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秩序確立，“君為臣綱”排首位，曹操的“挾天子令諸侯”做法受到譴責，曹操形象急轉直下。朱熹第一位繼晉人習鑿齒之後把曹魏從歷史記載排除到正統外的人。《通鑑綱目》中以劉備章武承接漢建安紀年，稱曹操為“篡盜”。洪邁的《容齋隨筆》中稱讚曹操的用人，認為“然知人善任使，實後世之所難及。荀或、荀攸，郭嘉皆腹心謀臣，共濟大事，無待贊說……操無敵於建安之時，非所幸也”，卻稱曹操“漢鬼域，君子所不道”。《宋史》中曾記載紹興年間高宗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為奸賊而鄙之”，可以看出南宋時期統治階層已經轉移到對曹魏政權的批判上了。元朝政權中的漢族士人出於民族感情對曹操進行貶低，在編修宋、遼、金史主張以宋代為主線，將遼、金包括在內，理由是三國時期“必以蜀漢為正統”，堅守“夷夏之別”，表明元朝政權的非正統性。元初名儒郝經對曹操也是貶斥居多，認為曹操雖有謀略，但“崎嶇詭譎，陰賊險狠……為盜而惡盜之名，則又羿、莽之不若也。”圜到了明朝末期，思想家李贄一反先前對曹操的負面評價，認為他廿分識，廿分才，廿分膽，《焚書》中透過陳琳和曹操嫁女的事例表明曹操對人才的重視。

在評點《三國演義》的過程中表達對曹操的讚賞，表現出了對推行法家路線曹操的推崇。王夫之稱讚了曹操的用人，如“曹孟德推心以待智謀之士，而士之長於略者，相踵而興。孟德智有所窮，則荀或、郭嘉、荀攸之徒左右之，以算無遺策……故能用人者，可以無敵於天下”，肯定曹操實行屯田和厲行法制的意義。作為一名熟讀儒家經典的文人，對於歷史人物的認知自然離不開道德仁義的立場，所以對曹操征討陶謙過程中的屠城行為評價是“殘毒不仁，惡滔天矣”，表明了王夫之的兩分態度。

隨著清高宗御定曹操“篡逆”之名後，就很少有曹操正面的言論了。相對客觀的史學家趙翼也很少稱讚其好的方面，在評價三國之主用人的特點也提到“曹操以權術相御”，這似乎不是誇獎之語。對於曹操代漢的行為，他寫道“曹魏則既欲移漢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弒之名，於是假禪讓為攘奪。自此例一開，而晉、宋、齊、梁、北齊、後周以及陳、隋皆效之……至曹魏創此一局，而奉為成式者且十數代，歷七、八百年，真所謂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