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以雷霆手段反覆，為何死後卻留下一個腐敗的帝國？

這個問題，要是仔細說，能寫一本極厚的歷史學或是社會學的專著。在下沒有這個水平，估計就算寫出來諸位也不愛看，因此，我儘可能寫得簡明清楚一點。

朱元璋對待貪腐的態度是什麼呢？非常簡單，嚴刑峻法。你只要敢貪汙腐敗，我就敢動刀子。一開始定的是八十貫，後來乾脆只要被查出來貪汙就直接砍頭。後來又因為沒人幹活，只能給那些罪官判死緩，幹完一任再砍頭。

這麼搞是好還是不好呢？熟悉明史的人都知道，不但不好，還把明朝生生逼成了中國歷史上貪腐現象最嚴重的朝代之一。那麼為什麼呢？

很多人認為是低薪所導致的，其實不全對。舉兩個例子就可知了：

宋朝的薪水是歷朝最高的，可宋朝的貪腐依然可以透過《水滸傳》窺見一斑；

清朝後來為了防備這種情況也設定了養廉銀，結果清朝的腐敗比明朝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因此，過低的薪俸確實容易滋生腐敗，但是高薪養廉卻也未必靠譜。

實際上，過於嚴苛的法律以及過於低廉的薪水，加在一起反而促進了官員的貪腐的滋生。這牽涉到犯罪成本的問題。

有關犯罪成本的問題，是法律學一個比較深層的問題。具體到這個問題上，就是說，反正當官的，手裡難保不會有點說不清的賬目，反正一貫也是死，一百萬兩也是死，那我幹嘛不加緊摟一筆？

六百年後，當人們氣勢洶洶地要給拐賣兒童者判死罪的時候，立法者們總是顧慮到這一層，因此遲遲沒有將拐賣罪定為死刑。可是六百年前，農民兼和尚的朱元璋，卻不懂這個道理。最後的結果，就是明朝的貪腐如洪水般滔滔而下。

也許有人要問，明代不是有很嚴密的監察制度嗎？他們難道也不起作用嗎？有這個想法的，我得恭喜你，把《明朝那些事兒》讀的比較透，但是犯了一個錯誤，那就是明朝的監察其實是相當不嚴密的。

《明朝那些事兒》裡，管六科給事中和十三道御史都有一個名詞——言官。所謂言官，就是檢舉大臣們的官僚。但是，當年明月沒有告訴你的是，明朝沒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職能部門——諫官。

言官和諫官，從漢朝到宋朝，一直是兩套班子——言官負責檢舉大臣，諫官負責批評君主。大名鼎鼎的魏徵，之所以敢數次犯言直諫，不僅因為他是烈性子，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制度性原因——他是諫官。相比之下，唐初名相房杜二人，就很少留下直言進諫的記載。

而在明朝，諫官已經徹底廢除，御史和給事中都只是代替皇帝監察百官的職務。後來又覺得文官監察不夠，派軍方的代表來監察，這就是錦衣衛。再到後來，軍方都不保險，內官們又出來了，這就是東廠，還包括短暫存在的西廠、內行廠。

這麼搞的結果，是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機構越來越臃腫，監察的主題成為了不斷地謾罵、鬥爭、搞人。明代的御史搞到最後，除了成為黨爭的工具以外，幾乎失去了他們監察檢舉的作用。

實際上，這個道理也非常好理解——只監視臣子，不監視皇帝的監察制度，又怎麼可能是健全的制度呢？以操縱大臣為目的的監察，又怎麼可能不導致大臣間鬥爭不斷呢？最後的結果，就是大明在一群吵吵嚷嚷的鉅貪手裡，成了歷史的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