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新：王冕是《儒林外史》中所有讀書人的參照系

名士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型別，古代典籍中，這一稱謂層見疊出，含義也紛紜不定。或指德高望重而隱居不仕的人；或指有才名而尚未出仕的人；或指所有得名早於得官，得名並非由於得官的人；或指那些具有名士風度的人。

所謂名士風度，正式形成是在魏晉時期，其含義也大致相當於魏晉風流。這種風流的最高境界是深情，真率，襟懷沖淡，以品行、識見或才學而知名；而外在表現則可用狂、逸、怪、俠四字加以概括：

對四平八穩的鄉愿的不屑構成豪宕不羈的“狂”的風度；對缺少生氣的芸芸俗眾的抗爭構成浪漫瀟灑的“逸”的風度；對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的超越構成脫略形骸的“怪”的風度；對圓滑世故的謙謙君子的背離構成高立崖岸的“俠”的風度。

狂、逸、怪、俠，這是名士階層具有標籤意味的行為方式，我們所說的名士就是指具有這種行為方式的“士”。

吳敬梓對魏晉風流至為嚮慕，程晉芳《寄懷嚴東有》詩說：

敏軒生近世，

而抱六代情。

風雅慕建安，

齋慄懷昭明。［1］

吳敬梓白己也經常以六朝名士自比，《移家賦》這樣描寫他移居南京後的縱心肆志的生活情趣：

常捫蝨而自如，乃送鴻而高視。［2］

“捫蝨”是用王猛的典故，《晉書·王猛傳》載：桓溫入關時，王猛披褐去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3］。後來。“捫蝨而言”成為顯示一個人任誕不羈的典型細節。

“送鴻高視”取嵇康《贈秀才入軍》第十四首詩意：“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4］“送鴻高視”也是表現一個人風神氣韻異於尋常的重要詞彙。

其他如吳敬梓《買陂塘》詞自述：“身將隱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5］金兆燕《寄吳文木先生》寫他“有時倒著白接籬，秦淮酒家杯獨持。鄉里小兒或見之，皆言狂疾不可治。”［6］都見出他對魏晉風流的服膺之情。

但《儒林外史》將故事的年代託為明朝，這就排除了選擇魏晉名士來“隱括全文”的可能性。吳敬梓於是就近取材，他看中了元末明初的王冕。

王冕是元末的著名詩人、畫家。比他小23歲的宋濂第一個為他作傳，從宋濂《王冕傳》，我們瞭解到，王冕確有些怪誕：

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7］

《儒林外史》中的王冕，比這更為驚世駭俗：

又在《楚辭圖》上看見畫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頂極高的帽子，一件極闊的衣服。遇著花明柳媚的時節，把一乘牛車載了母親，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闊衣，執著鞭子，口裡唱著歌曲，在鄉村鎮上，以及湖邊，到處頑耍，惹的鄉下孩子們三五成群跟著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

何以要這樣怪模怪樣的呢？沒別的用意，只是要讓世人曉得他王冕是個目空千古的豪傑。

魏晉時代的許多高自期許的名士，便常以怪誕的言行震懾世俗，或藉以引起世俗的關注，他們是王冕的老師。

比如：劉伶常常縱飲，無拘無束。有時居然脫去衣服，在房子裡赤身裸體，別人譏笑他，劉伶卻說大地就是他的房屋，房屋就是他的衣服褲子，並問別人，幹嘛鑽到他的褲子中來？這故事見於《世說新語·任誕》。

故意驚世駭俗，意在表達對世俗的不屑。這是個體自豪感的呈現。魏晉名士如此，王冕亦然。他高自標置，志氣宏放，其尊嚴容不得世俗的玷汙。所以，假如有誰把他視為可用利祿收買的庸人，他便會不留情面地加以還擊。

宋濂《王冕傳》記下了他玩世不恭的“狂”舉：

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為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童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8］

《儒林外史》未寫王冕罵人和戲侮部使者的情節。但時知縣來訪，他故意讓牧童秦小二漢謊稱“他在二十里外王家集親家家吃酒去了”，也正是“怠慢”得緊。秦小二漢的出場尤為風趣：

知縣正走著，遠遠的有個牧童，倒騎水牯牛，從山嘴邊轉了過來。

秦小二是受王冕之託來“撒謊”的，“倒騎水牯牛”，含有不想正眼看時知縣的意思。

為什麼不想正眼看這個七品芝麻官？不是因為他的官小，而是因為他是個混賬的官，王冕說得明白：“時知縣倚著危素的勢要，在這裡酷虐小民，無所不為，我為什麼要相與他？”這就賦予了王冕之“狂”以深厚的內涵。

宋濂《王冕傳》強調了王冕的“逸”，即隱逸，其中有一節專寫他攜妻子兒女隱居九里山的生活：

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蓬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9］

同時，宋濂也突出了王冕的用世之志：

嘗仿《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10］

在宋濂看來，王冕的隱居，其性質近於孔明而異於陶淵明：他期待著明主的賞識，嚮往著建功立業。

但清初朱彝尊已不滿於宋濂的描敘，他重寫《王冕傳》，著力塑造一個沒有用世之志的隱士：朱元璋聽說了王冕其人後，打算任命他做諮議參軍；但王冕卻在正式任命之前死去了。

為什麼會突然去世呢？朱彝尊以為，“蓋不降其志以死者也”［11］，也就是不願與朱元璋合作，迫不得已，只好以死來證明自己的清白和高潔。

朱彝尊筆下這個將隱的品格貫徹到人生終點的王冕，當然更合吳敬梓的口味。閒齋老人說《儒林外史》“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辭卻功名富貴”，非隱而何？

所以，《儒林外史》採用了朱彝尊的說法：當朝廷派人來授王冕諮議參軍之職時，王冕已逃往會稽山，他隱姓埋名，後來得病死去，“可笑近來文人學士，說著王冕，都稱他做王參軍，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

毫無疑問，元末的歷史人物王冕不愧為真正的名士，《儒林外史》也是將他作為名士來塑造的，只不過進一步強化了他的“逸”的品格。

這表明，吳敬梓並不鄙薄名士，他鄙薄的只是那種並無真本事，並不清高，卻藉著狂、逸、怪、俠的外在舉止騙得高名的人。

真名士與假名士的區別，關鍵不是外在的行為方式，而是內在的素質：他真的淡泊寧靜，可以坦然“辭卻功名富貴”嗎？他真的秉賦有超世拔俗的才具嗎？“是真名士自風流”，假名士則最終免不了露餡。

吳敬梓用“不獨不要功名富貴，並且躲避功名富貴”的王冕來“隱括全文”，這個參照系的選擇提示讀者：《儒林外史》將以對待功名富貴的態度作為評價人物的核心標尺；在狂、逸、怪、俠諸種人格因素中，“逸”格外受到重視。

郵票《王冕畫荷》

滾滾紅塵中，一個可以超然於名利之外的人，才是吳敬梓所敬仰的，才夠得上做知識階層的表率。

註釋：

［1］程晉芳：《勉行堂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3冊第286頁。

［2］吳敬梓：《文木山房集》，《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428冊第444頁。

［3］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930頁。

［4］嵇康著，戴明揚校注：《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16頁。

［5］吳敬梓：《文木山房集》，《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428冊第467頁。

［6］金兆燕：《棕亭詩鈔·寄吳文木先生》，《清代詩文集彙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344冊第173頁。

［7］宋濂：《芝園後集》，《宋濂全集》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74頁。

［8］宋濂：《芝園後集》，《宋濂全集》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74頁。

［9］宋濂：《芝園後集》，《宋濂全集》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74頁。

［10］宋濂：《芝園後集》，《宋濂全集》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74頁。

［11］朱彝尊：《曝書亭集》，《清代詩文集彙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16冊第4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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