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並不“新版”的紅綠燈，為什麼突然在網上被罵爆了

一場“莫名其妙”的“紅綠燈恐慌”。

哈佛漢學家孔飛力，曾經寫過一本很有意思的微觀史書，叫《叫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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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透過對中國乾隆年間一場莫名興起的對子虛烏有的“叫魂”巫術的恐慌，以小見大的剖析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心理問題。

而讓我莫名想起這本書，是今天早上起來，看到微博上被刷爆了的“新版紅綠燈”規則的新聞。

網上一時盛傳說：紅綠燈要出新版了！從原來簡便的“綠行紅停”三色燈，變成特別複雜的“九宮格”，不僅看著讓人眼花，而且規則頗為麻煩，跟解數學題一樣，你一個看不懂，一腳油門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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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就沒了。

然後網友們開始各種編段子，說這個“新規”怎麼不靠譜，以後堅決不敢排在第一個過紅綠燈了云云。

但到了下午的時候，陸陸續續開始出現了一些闢謠，先是各地一些交警開始站出來表態，說自己這兒並沒有接到這個所謂的“新版紅綠燈”規則，而後是南京市某民警發了詳細的“有圖有真相”的闢謠——這個被罵慘了的“新版紅綠燈”其實根本就不是什麼新規，它依據的是

2016

年制定的國標，

2017

年下半年就開始實施了。

而該國標中寫的很清楚，所謂的“九宮格紅綠燈”，僅僅是“特殊組合中”的一類，國標中明確規定了它應只在極個別情況下才會適用——換而言之，

我們常見的那種三燈紅綠燈並沒有被廢止，“九宮格紅綠燈”從來只是一種補充而已。

至於網上盛傳的紅綠燈要“取消讀秒”的手法，也子虛烏有，因為該國標並沒有提到讀秒，讀秒裝置是各地交警按照另一套行業標準根據各地情況自行選裝的。

其實仔細想想，你會發現，這謠言本身就挺奇怪的——全中國到底有多少個十字、丁字、

x

字路口？如果真像謠言所盛傳的那樣，要“全國一盤棋”，統一改換那種九宮格紅綠燈。且不說司機們受不受得了，這是多大一項工程，各地得花多少錢、忙活多久才能辦完？中間又可能帶來多少安全隱患呢？

所以這個謠言是嚴重違背行政常識的，網民們這得是對交規制定者有多麼不信任，將其當傻瓜，才能把這種反常識的恐慌傳起來？

可是，這個謠言最初到底是哪兒傳起來的呢？

查了半天，情況可能是這樣的：

前兩天的時候，“九宮格”紅綠燈的設計者孫正良在某影片平臺發了個直播，在抖音開了個直播，講述他這個設計的原理，並試圖說服大家，他的這個設計很“人性化”，（習慣）“只是時間問題”。

但是，充分了解九宮格紅綠燈執行規則的孫老師，顯然並不太理解網路的執行規則，尤其是抖音的執行規則。

他顯然沒想過，他近似這個數學題般的紅綠燈設計，已經讓不少人錯闖了紅燈，被罰款扣分了。

平素大家被扣了分、罰了款，因為找不到這奇葩紅綠燈的設計人，也就默默忍了。但現在，這個倒黴紅綠燈的設計者自己上線直播，試圖說服你他這個設計沒錯，只是你看不懂……

那還等什麼啊？冤有頭債有主啊！於是，孫老師的直播間，頓時化身大型路怒症治療現場。短時間內就被一群吐槽他的人給衝了。

起初孫老師還想掙扎一下，呼喚大家理性討論問題。

可抖音哪裡是講理的地方？孫老師不得不先關了評論，而後乾脆登出了自己的抖音賬號了事。

而意猶未盡的吐槽者們將此事進一步散播，可能是因為孫老師在直播中“新版紅綠燈”的表述容易引起誤會，傳著傳著，這個已經頒佈很久的紅綠燈標準之一，就被誤傳成了“

2022

年新版紅綠燈統一標準”了。

這應該就是這場風波發生的始末，這就是個以訛傳訛的謠言。

就像孔飛力在《叫魂》中指出的，任何恐慌的傳播，一定有醞釀它的社會心理因素。同理，“紅綠燈恐慌”突然會在今天火的不像話，我們似乎也能說出一點道理：

從一個“模因”來看，“新版紅綠燈”這個謠傳能火，是因為它滿足了資訊傳播的三個要素。

首先，它確實有相當的“必讀性”。

一個人可以什麼時政話題都不關心，但只要他今天還要開車或過馬路，看到“新版紅綠燈被改的很麻煩”這樣的報道，他就一定會點看一看。所以這個話題踩在了幾乎所有受眾都有觀看欲的“必讀點”上，當然關注度驚人。

其次，這個謠言能給受眾提供一種稀缺的“共識感”。

在當今的這個共識撕裂的輿論場上，對幾乎一切話題，大家都有分歧：大到俄烏戰爭、臺海局勢，小到司馬南、盧克文被封，和服女孩該不該罵。這些話題不同人群的觀點都針尖對麥芒，十個人恨不得能給你說出八種不同觀點來。

但這個時候突然來一個話題，跟你吐槽“這紅綠燈設計的太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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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開過車、扣過分的人都能迅速達成統一戰線，跟著附和一句，而在這種群議洶洶之下，真相到底如何，反而成了最不重要的事情。

最終，我想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很多人透過吐槽這個“九宮格紅綠燈”，發洩了一種共同的情緒。什麼情緒呢？一種被管束時的焦慮感。

我是

2019

年拿的駕照，當時科二考了三次、科三考了三次，一本駕照拖了一年多才拿到。不過在漫長的考試煎熬中，我特別有興趣的去重讀了一本名著——盧梭的《社會契約論》。

是的，考駕照這事兒，很容易讓我想到《社會契約論》中的某些討論。因為在我看來，交通規則的形成，其實就是一種自由人們如何達成社會契約的模擬實驗。

正如盧梭說“人生而自由”，人們開車上街，歸根結底，其目的也是為了獲得一種想去哪兒去哪兒的“出行自由”。

換而言之，正如所有人都是為了享受自由而不是被管束而參與公共生活的，所有人是為了享受自由而開車的。

在這個世界上，認為“某國人就是欠管”的理論家不少。但肯說自己就是活的太自由、沒人管、或是太有錢、沒人罰，所以才想開個車上街，想去被交警管管、挨個罰單的神經病，只怕一個都沒有。

而在開車的過程中，隨著車輛越來越多，為了讓所有人都能更方便、安全的出行，大家又不得不制定一套規則，這個規則就是包括紅綠燈在內的交通規則。

所以在對交規的審視中，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公權力的產生，是後天而非先天的，是先有了參與者的自由，而後才出現對其的制約和灌輸的。交規執法權其實來自於所有出行者們自願讓渡出來的那部分權利，或者像盧梭所總結的“

人生而自由，但無往而不在枷鎖中

”——你只有遵守交通規則的約束，才能享有自由出行的權利。個體的權利和責任是在這種動態博弈中完成了平衡和對等的。

而由於不同於其他的規則，交通規則很少受意識形態、民族意識等宏大敘事的干擾，它總能最完美、最純淨的還原一個“社會契約”應該是怎樣的——

你看，大多數交通規則，都能符合行政學上的“比例原則”，既管理者只應為了保證公共安全和社會運轉的最高效率，只執行最小限度的管束。

在任何一個國家的馬路上，都是對司機來說法不禁止即許可，而對交警來說法未授權不可為。

這一點在紅綠燈上體現的特別明顯：如果你看到一個十字路口是不裝紅綠燈的，那多半意味著這個路口車流稀少，司機的行使權完全沒有必要由公權介入干涉，你們自己協調就好——這還原了一種人與人交往中最原始的“自力協調”狀態。

而越繁忙、複雜的路口，往往要設立越複雜的紅綠燈，這就意味著個體在這種場景中無法達成“自力協調”，駕駛者必須上繳一定份量的駕駛自由，由公權力代為完成這種協調。

可是這種協調，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是必須遵循“比例原則”的——通常的路口只會設立最簡單的三燈紅綠燈，讓駕駛者受到了最小的管束，以維持秩序。

綠燈亮的時候可以直行或左右拐，紅燈亮的時候也依然可以右拐。

而指使燈數量的增加，意味著你受管束的增多。九宮格紅綠燈則達到了極致，司機在這樣的紅綠燈面前，駕駛自由被完全剝奪了，無論直行、左拐、還是右拐，必須完全等待這個管理者象徵物的授權。

這種最嚴格的管理，一定只適配於最複雜、最需要公權力協調的路況，一旦脫離這種使用場景，它給人的感覺，就一定是拘束、壓抑。因為

所有人，都會在這個紅綠燈面前感受到那種被管理時的拘束感、動輒得咎、和“被安排感”。

從這個意義上說，孫正良老師開那個直播，從思路上就是錯的——

他力圖闡述自己的這個設計有多麼多麼精巧、優美、多麼“符合人性”，說服大家“時間長了大家就習慣了”。

但他忘記了，所謂人性，就是對這樣嚴格的管束，無論適應多久，都不會習慣——他們只會在必要時接受。

而紅綠燈，作為一種管理的象徵物，在任何人的眼中，都不可能是美的，

跟所有為了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而訂立的規則措施一樣，它只是一種“必要的惡”。

對於出行者而言，最美的紅綠燈一定是最簡潔、甚至不存在紅綠燈，因為它意味著出行者可以在這個路口，在遵守基本交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享受自己的駕駛自由。

所以我覺得，雖然“新版紅綠燈”只是虛驚一場，但這件事傳達的公眾審美共性，還是蠻靠譜的——

所有人都更欣賞那種越簡單越好的，如無必要勿增實體的管理規則。沒有人會主動喜歡一種所有行動都需等指示，任何自主行為都動輒得咎的規矩，和由這種規矩構建的社會——哪怕那種規矩，只是你路口上碰見的一個繁瑣、笨拙、呆板的九宮格紅綠燈。

但，怎麼會有那麼多人，輕易據相信自己明天會被困在一條佈滿這種繁瑣、過度管束的紅綠燈的道路上呢？

這本應是一樁最瘋狂、最違背現代社會常識的反烏托邦狂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