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朝廷大力提倡興辦學堂，但並未給辦學提供可操作的方案

引言

晚清時期，朝廷大力提倡興辦學堂，但並未給辦學提供可操作的方案——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在接到皇帝詔令後，立刻“組織有關人員起草了試辦山東大學堂的奏摺及暫行章程，於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奏光緒皇帝”。

此舉得到光緒皇帝的大加讚賞，山東大學堂及其章程也成為各地興辦學堂的參考典範。袁世凱在創辦山東大學堂時，參考了當時在山東辦學成功的登州文會館，並邀請登州文會館的“赫士博士親自掛帥，率文會館的一班人馬，沿用文會館辦學方法、校規，甚至課本、教材、教學儀器裝置，都來自文會館”。

在清末大力興辦學堂的初期，大都模仿他人案例

，山東大學堂恰恰為各地提供了一個辦理學堂的可操作模式，遂這一時期各地所試辦的學堂幾乎都仿照山東大學堂的試行辦法及課程安排。

經學居課程首位

為順應改書院為學堂的潮流，

1901

年

10

月濟南濼源書院改為山東大學堂。在初創時期，由於缺乏合格的生源和師資，山東大學堂只能預先開裝置齋課程與正齋課程，等正齋學生肄業後才開設真正大學堂級別的專齋課程。

山東大學堂備齋與正齋在每年的首季與次季都設立經學課程，並且將其放置首位。

備齋兩年四季都設有“溫習‘四書’、‘五經’”以及“古文（作中文策、‘四書’義、‘五經’義）”兩門課程；正齋四年八季都設有“經意（性附理）”與“古文（作中文策、‘四書’義、‘五經’義）”兩門課程。

山東大學堂以經學課程為尊的特徵與校長周學熙的倡導以及濼源書院的教學傳統有極大關係。校長（當時稱總辦）周學熙，

“按照當時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方針，整肅校風，訂立章程，編印《中學正宗》一書，內選‘四書五經’，孔、孟、程、朱等人的著作，用來教學，以正‘中學根本’。

”

周學熙還聘用“清末進士宋書升等

30

餘人任經學教習”，當時山東大學堂師資力量最為雄厚的課程當屬經學。

山東大學堂的前身濼源書院為清代山東最大的書院甚至在全國享譽盛名，具有深厚的舊學傳統，晚清經學家、山東名人宋書升曾在此任教，書院改學堂後宋與一批書院教習亦持續在山東大學堂執教。山東大學堂最初“教學內容以‘四書五經’為主，開設的第一門課就是經學”。

雖然山東大學堂同樣開設英文、法文、德文、數學、天文等西方實用課程，

但相比較而言，經學課程在學堂開辦之初更受重視，佔據首位。

各地遵循

“‘四書’、‘五經’為體，以歷代史鑑及中外政治、藝學為用”的旨意，仿照山東大學堂的辦學事例，開始嘗試創辦學堂。這些學堂大體上皆以經學課程為首，中西課程兼顧。例如河南巡撫林開諅將開封遊擊衙署改設為學堂，課程以四書五經為主，輔之以中外政治及藝學，“其章程則仿照山東學堂規制，由備齋、正齋而入專齋，次第畢業，無躐等，無曠工，以收成德達材之效。”

蘇州書院改學堂亦遵循山東大學堂辦學章程，課程設定與年級班級分類都與山東大學堂相似，首先裝置齋與正齋，後設專齋，“並擬購置各種圖書、儀器，添課德文、俄文。又編刊中西學分年課程表。”

貴州大學堂亦是參照山東大學堂的辦學模式，建立備齋、正齋與專齋，備齋、正齋先行，二齋“逐年課程，分春秋兩季。按山東章程所列課程表，規模略具，應參酌仿照。”這些學堂課程皆模仿山東大

學堂，以經學課程為首，同時兼設西學課程。

經學課程劃分粗淺

這一時期創辦的學堂雖然設定了經學課程，但是與西方實用課程相比，則較為粗淺。以山東大學堂為例，備齋、正齋的西學課程按照級別與學期，程度逐級由淺入深。

以英文課程為例，備齋兩年四個學期的英文課程分別為英文（初學淺書、英文功課書初集）、英文（功課書二集、英文書法）、英文（功課書三集、英文造句）和英文（功課書四集、英文書成段）。

正齋四年八個學期的英文課程分別為英文（功課書五集、華英捷譯法、英文尺牘）、英文（史鈔讀本兼習應對接談法、英文尺牘、翻譯英文）、英文（兼習應對接談法、英文公牘、翻譯英文）、

英文（英文公牘、翻譯英文、作英文論）、英文（富國策、作英文論）、英文（理學、英文地學、作英文論）、英文（性學、英文上半部、文學推原、英文講論）以及英文（富國政策、性學、英文下半部、英文講論）。

反觀經學課程，備齋兩年四個學期同為

“溫習‘四書’、‘五經’”，而正齋四年八個學期同為“經意（性理附）”和“古文（作中文策論、‘四書’義、‘五經’義）”課程，並未按照不同層級進行較為具體明確的課程安排。

山東大學堂開設的經學課程若干學期為同名課程，但實際所學內容必定不同。

此時學堂章程中對經學課程具體應該如何設定，山東大學堂尚未做出細緻、合理的安排，對經學課程的劃分也比較粗淺。

這一方面是由於朝廷突然要求全國大力興辦學堂，人們對合理設定經學課程，沒有可借鑑的經驗；另一方面是由於經學教育本身有其獨特的結構與學習程序，與西方課程的劃分方式及學習程序不同，經學課程與西方課程設定方式難以匹配。

簡化經學課程，改變教學方法

官方對經學課程在新式學堂中的開設效果似乎充滿自信。除提出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思想外，

張之洞還對學生在小學與中學階段如何學習經學課程做出較為具體的安排

：“核計諸經字數，自十歲起十八歲止，即日讀一百字，可讀畢‘四書’一部、大經一部、中、小經一部，可期記誦純熟。其願讀何經，聽父兄及本人自擇。

查小學日課西法，每日十六刻，中學日課每日二十四刻。今湖北

章程，擬小學加八刻，為每日二十四刻；中學加八刻為每日三十二刻，較之中

國書塾舊法，尚覺寬舒。若謂十一歲以上之學生，每日小學堂入學三個時辰，中學堂入學四個時辰，日讀一百字，即致傷損腦筋，促人年壽，恐必無此理也。蓋經文古奧，幼年讀之，明其義理之淺者，長大以後，漸解其義理之深者。”

他認為學生從八歲至十八歲堅持讀經則可以完成基本經書的學習，學生不必擔心“傷損腦筋”。

張之洞此時已經開始嘗試按照西方課程模式來簡化學堂中的經學課程。這樣安排可以使學生感到“寬舒”，並無太大負擔，經學課程在新式學堂中可以順利推進。此時相較於傳統學校的經學教育來說，學習內容開始簡化。

在對經學教育內容進行簡化的同時，經學的教學方法也開始發生變化：

“中學、西學課程，均以講解為主，而西學有必須試驗其理始明者，則以試驗補之。凡講解之書，次日須由學生答問，試驗之理，次日須由學生演說。”

學堂中的經學與西學課程大都以講解為主，開始有意識地改變傳統私塾熟讀、背誦且不求甚解的教學方法。

《奏辦山東大學堂折》中提出：“學堂中學課程，責成監督，率同中學各教習認真督課。總以正心術、敦品行、明倫理大體為主，擇四書、五經及先儒性理諸書要義，反覆詳釋印證，俾諸生有以植其本而立其基，庶幾成德達材，體閎用大。”

新舊雜糅：經學課程內容的變革

為順利推進新式學堂的廣泛建立，在一批官員與有識之士嘗試開辦新式學堂的同時，清政府派遣相關人員遠赴日本，學習日本學制建立的經驗。在訪問日本期間，他們找到對待中國傳統學問與西學的參考方式：

“且現其出洋之人，皆學業有成之人，否，亦必學有根柢之人，故能化載西學而不為西學所化。視棄本國學術而從事西學者，亦實大相徑庭。”

日

本出洋留學者深刻了解本土傳統文化，“不為西學所化”，這就為國內新式學堂開設經學課程尋找到有效例證。

不少日本教育學者亦認為中國新式學堂應當保留經學課程。羅振玉訪問日本期間，其日本友人伊澤修二提議，不應忽略道德教育，中學以上學校必須講授《孝經》、《論語》、《孟子》，之後再講授群經。

在探索學制的過程中，吳汝綸瞭解到各國皆欲縮短學制，而中國卻再次增長

學制年限，實為教育之大忌，想要獲得教育實效，必須要縮減功課；對於中學課程的安排，

“則國朝史為要，古文次之，經又次之，經先《論語》，次《孟子》，次《左傳》，他經從緩。”

結語

總的來說，在教學方法上“擇四書、五經及先儒性理諸書要義，反覆詳釋印證”，強調使學生理解所講內容，目的是為了“正心術、敦品行、明倫理大體”，希望經學課程可以發揮道德教化的作用。傳統私塾與書院只嚴格要求學生熟讀、背誦且不求甚解的教學方式則不被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