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時期，藝術品在發生、發展的過程中，有什麼樣的特點？
2022-08-13由 知秋文史 發表于 畜牧業
什麼叫史前時期
史前藝術在發生、發展的全程中，多元與多樣一直是其主要的特點，這是受到了史前文化多元性與多樣性的影響。
“習慣上，
‘
多樣
’
是指相同文化的多種樣式並存，
‘
多元
’
是指各自獨立發生、性質不同的多種文化並存”
。
一方面，由於中國所處的相對封閉、隔離的地理環境
，
中國文明的起源應是源自於本土，外來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可能較早，但這絲毫沒有動搖中國文明的主體特徵和發展方向。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幅員遼闊，自然地理條件差異明顯，北方嚴寒、南方溼熱，西部少雨、東部溫潤，從舊石器時代起，中國就己經出現了多元性的文化特徵，延續至新石器時代，這種多元的特徵更加明顯，以至於形成了若干區域性的史前文化區。
嚴文明曾將新石器時代的中國分為六個原始文化區
，
佟柱臣則將其分為七個文化系統
。
我國著名考古學者蘇秉琦（
1909-1997
）先生將中國主要的考古學文化劃分為六大區系
。
這是目前最為系統、權威、詳細的分劃方式。以上學者對史前文化分割槽的探討均大同而小異，這是由於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眾多原始文化多是圍繞著江河湖泊而分佈，受地理氣候條件的影響非常明顯，在各文化區內人們的經濟基礎、生活方式和觀念信仰也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特徵。
史前多元文化並存的局面，也導致了當時的藝術品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徵，而同一文化圈內部，在一元化的基礎上，又有多樣性的表現，這便是史前藝術的多元發生與多樣並存。進入新石器時代，伴隨人們認識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逐步深入與加強，人們適應自然的能力也在逐步提高，自身的存在與發展相對於以往的舊石器時代有了質的變化。相對穩定的住居生活、磨製石器的出現、製陶業的萌生、原始農業與畜牧業的興起，均使當時人們的物質生活豐富而多彩。
伴隨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精神生活領域，巫術禮儀與圖騰信仰也普遍出現於各地的原始文化之中。由於史前時代的人們所生存的地理環境、自然氣候的不同，致使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也彼此相異。在居住方式上，北方多為穴居、半穴居或木骨泥牆式的房屋
，
而在南方多水地區，幹欄式的房屋較為常見；在日常器物上，各原始文化內部均有陶器、石器、木器等的生產，由於具體的工藝水平、傳統習俗的不同，在形態上的差異也較為明顯；在觀念形態的表現上，眾多可稱之為原始藝術品的陶器、玉器、牙骨器等，所選取的裝飾題材雖然相同卻有著相異的風格。
史前藝術的交流根本上從屬於史前文化的交流。分佈於我國西遼河、黃河和江淮流域的諸多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無論它們是處在同一區域內的不同時期還是在同一時期內的不同
地區，均擁有特徵鮮明的典型器物群。這些典型器物群由於曾較為穩定地存在於某一時期的某一區域內，因此恰恰是諸原始文化彼此之間相互區別的重要標誌。
除上述情況外，在某一考古學文化內部，還可找到一些具有外來因素的極少器物，應是史前文化相互交流、影響所致，這充分證明在遙遠的史前時代，中國社會即已處於開放與互動的發展格局之中。但這種格局的形成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隨著各區域人口的逐步增多，人們活動能力的提高以及活動範圍的擴大，本來在早期基本上屬於相對孤立狀態的原始文化，開始了涉及範圍廣、持續時間長、涉及文化多的大遷徙現象
。
在整個公元前第四千紀，它們彼此之間的相互作用不斷趨於深化，以至於形成了一個
“相互作用圈”
，
各區域文化內部也漸趨複雜，並最終產生了文明的基礎。
史前文化之間的這種漸次深入的交流，具體體現為史前藝術品的形制、紋飾之間的相互影響的逐步增強。史前藝術的交流以陶器和玉器等藝術品的相互影響最為典型。陶器的形制與裝飾一直是判定考古學文化性質的重要依據，也是史前藝術研究的重要物件。對於史前時期陶器藝術的交流，考古學者已進行了相關的研究。任式楠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以陶器為典型標本，詳細分析了我國長江與黃河中下游諸新石器文化的交流現象
，
並認為這一現象的出現大體有三種情況
：
“一是文化因素的傳播、滲透，二是有意仿製、改作，三是原物的交往。”這一規律亦適用於史前時期藝術交流的總體情況。此外，從任氏的文章中還可以窺知史前陶器藝術的交流趨勢和交流程度，即從較早的新石器文化之間未發生直接的聯絡到晚期新石器文化之間普遍地相互施加影響，這正反映出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
有關史前玉器藝術的交流情況，可舉二例略加說明。在新石器時代，我國的東部沿海是玉器藝術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西遼河流域的紅
山
文化與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均擁有著高超的琢玉技藝、繁多的玉器品類以及獨特的玉器造型和紋飾。二者在玉器藝術上擁有的領先地位，致使它們對當時其他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玉器藝術施加了廣泛的影響。
紅山文化得名於上世紀
30
年代在內蒙古赤峰市發現的
“
赤峰紅山後
”遺址，其分佈的範圍大致在內蒙古東部、遼寧西部和河北北部地區，是西遼河流域新石器時代重要的原始文化。紅由文化的文明程度很高，而“與此同時代的中原地區，迄今還未發現能與紅山文化壇、廟、冢和成批成套玉禮器相匹敵的文明遺蹟”
。
紅山文化的玉器藝術，無論是玉料的選取、器物的形制還是藝術的構思等均己臻於至美的境界。玉器種類亦很豐富，有動物造型、人物造型和幾何造型諸種。
在動物類的造型中，又以蜷體勾尾的
“玉豬龍”和
C
形“玉龍”最為著名，前者作為紅山文化的標誌性器物已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同。“玉豬龍”又稱“玉雕龍”、“獸面玦形玉獸”
，1981
年朝陽博物館曾徵集到一件，出於遼寧建平，該器通高
15
、寬
10。
2
、厚
3
。
8
釐米，整體為玦形，缺口處首尾相接，肥首大耳（似豬），圓目，面部陰刻褶皺，吻部微突，並有兩對獴牙外露
。
C
形玉龍發現於
1971
年，地點在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此器高
26
釐米
，
整體呈“
C
”形，墨綠色玉質，通身琢磨，背部居中有一穿孔，吻部前突，眼為梭形，頭後有長假貼身高揚，造型遒勁有力，瀟灑飄逸
。
玉龍的出土曾引起巨大轟動，學者最初考證其屬於紅山文化
，
新近
的觀點認為其可能晚至夏家店下層時期
。
但這件玉龍可能是紅山文化時的器物
，
紅山文化的這類俯首勾尾的玉器造型，影響波及黃河下游與江淮流域的諸原始文化。
1989
年發掘山東臨胞朱封龍山文化時期墓葬時曾出土一玉簪
，
長
10
。
3
釐米，在首端雕出一蜷體玉龍的形象，當是受紅山文化影響所致。此外，在江淮流域的凌家灘文化與石家河文化中，也能夠見到類似的玉器
，
可能亦是在紅山文化的影響下製作的。
良渚文化遺存最初發現於上世紀
30
年代的浙江餘杭良渚，是新石器時代晚期分佈於我國東南地區的重要原始文化。良渚文化分佈的中心為長江下游的環太湖流域，北達揚州南抵寧紹平原，東及上海，西至安徽的郎溪，而其影響的範圍則更為廣闊和深入，並與後來的夏商早期文明有密切的關係
。
良渚文化的玉器是史前玉器藝術中的翹楚，在後世文明社會用於祭祀禮儀活動的璧、琮、鉞等器類均在良渚遺存中普遍被發現，此外還有大量用於裝飾的佩飾亦製作得非常精緻。
玉琮是良渚文化最為典型的器物，
1984
年上海青浦福泉山
65
號墓出土一件，高
5
。
6
釐米，為乳白色矮方柱形，分兩節，每節的轉折處各有一獸面紋
。
1982
年江蘇武進寺墩出土的玉琮則較為瘦高
，
全器共分十三節，並在稜角轉折處飾有極簡化的獸面紋。獨特的形制與紋飾，使玉琮成為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在其他地區的史前考古學文化中也發現有玉琮，它們或直接是良渚文化的產品，或是受良渚文化影響而製作，如廣東曲江石峽國
，
甘肅永靖秦魏家
、
山西襄汾陶寺、安徽潛山薛家港等地，這一現象也從側面證實了史前藝術交流的廣度和深度
。
以上僅以部分例項簡要敘述了史前時期藝術品的交流情況。對於史前藝術來講，從早期的彼此之間交流甚少到晚期交流的逐步頻繁，正體現了史前藝術交流的漸次深入的特徵。楊曉能先生也曾指出
“大約從公元前
3300
年開始，不同文化之間的藝術題材加速了同化和融合的步伐
，
併成為主要發展傾向。……因此，不同文化共同釆用同一種動物題材的風俗是史前
‘
藝術
’
的重要特徵。”比如，新石器時代晚期我國東部地區普遍流行的獸面紋的圖式結構，它們之間雖各自屬於不同的考古學文化，但在總體的形式和結構乃至於內涵上都驚人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