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學堂課程體系的重構都經歷了什麼，遇到了哪些困難？

引言

晚清時期，學堂課程體系的重構都經歷了什麼，遇到了哪些困難？——首先，我們要知道，中國自西周時起就已產生系統的教育制度，不過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學制始自清末頒佈的“壬寅學制”與“癸卯學制”。學制具有培養人才的重要作用，意義重大。晚清學制的頒佈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對

以經

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教育而言，清末學制的頒佈與實施是一場劫難。

經學教育起源於漢代，科舉制度形成之後逐漸走向完善，早已形成一套獨特的課程體系，而西方現代學制的引入，打破了這一穩固的課程體系。

清末學制下的經學教育在課程內容、教學方法、教育目標等方面具有新的特徵，並在新式學堂中以另一種新的方式呈現出來。

清末學制規劃下的經學課程具體而明確，在實際學堂教學中卻出現因循守舊、地域差異等問題。

嘗試變通：學制醞釀時期的學堂經學課程

據統計，

19

世紀末期全國一共創辦了

30

多所新式學堂，基本上分為軍事、語言和工業技術學堂。晚清教育改革時期，統治階級內部不得不先仿照西方教育方式來嘗試興辦一批新式學堂，以培養各類急需人才。

洋務學堂為清廷培養了不少實用人才，但是卻相互分割、獨立而不統一，成為洋務派不同集團的私有物。除京師同文館外，

“就總體而言，各學堂之間沒有形成依次遞升的銜接關係，而且多數學堂僅為一級制，下無預備學校，上無繼續研修機構。”

這些問題導致洋務學堂呈現出雜亂無序的狀態。為便於日後新式學堂的穩步發展與教育改革的有序推行，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統一且完整的學制顯得尤為重要。

內憂外患的局面在1900年以後變得更為嚴重，清政府亟需改革來扭轉乾坤。

在全國建立新式學堂、學習西學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改舊學、立新學成為不可逆轉之趨勢。清末新政改革時期又重拾維新派對教育改革的幾乎全部建議，開始大力提倡興辦新式學堂。

“維新運動時期的教育改革影響是巨大的，各地公私立學校從此發展迅速，特別是私立學校受到很大鼓勵。至

1901

年，僅武昌

一地學堂就達

90

所以上，江蘇有各類學堂

99

所，蘇州一地即有初小

40

所，四川有各類學校

150

所。”在清政府的鼓勵與提倡之下，全國各地興辦學堂的熱情空前高漲，新式學堂的數量逐漸增加，建立完整、科學、統一學制的要求被進一步強化。

有識之士與朝中大臣開始學習探索建立學制，一些在各地辦理學堂及開辦新式書院者亦開始在當地展開試驗，新的全國統一的學制進入醞釀時期。作為傳統教育核心內容的經學得到這一批探索者的重視，出現在各地各類學堂的課程設定中。

新式學堂保留經學課程

在清末學制醞釀時期，不少地區已開始嘗試創辦新式學堂。這些新式學堂或由書院改辦，或直接創辦，總體上都呈現出一個共同特徵：皆設立經學課程。統治階層在順應社會趨勢興辦新式學堂的同時，對經學教育難以割捨。

這首先是由於以“四書五經”為中心的傳統教育宣揚並維繫著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

傳統教育中蘊含的倫理綱常（如忠於君主）思想，實為統治者保持其政治利益的利器。

其次，當時“體用之說”盛行，“中體西用”的思想自張之洞進行過系統地總結概括之後，廣為流傳，成為清廷教育改革的指導思想。

在興辦學堂的過程當中更是衍生出“‘四書’、‘五經’為體”，“歷代史鑑及中外政治、藝學為用”這一在課程設定方面的“體用之說”，用以凸出經學課程的重要位置。再次，拋開盤根錯節的政治利益及個人因素，還存在課程設定者對於“中國之理”及中華文化斷

絕的擔憂。

維護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

清政府辦新學的一個重要舉措是令各省所有書院改設學堂，皇帝在詔令中提及：

“其教法當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為主，以歷代史鑑及中外政治、藝學為輔，務使心術純正，文行交修，博通時務，講求實學，庶幾植基立本，成德達材，用副朕圖

治作

人之至意。”

“心術純正”、“文行交修”、“用副朕圖

治作

人之至意”，體現出統治者希望書院改學堂之後，學生在學習西方實用學科的同時，仍然堅持“四書五經”等中國傳統學問的學習。其目的在於對受教育者進行倫理道德教育，使其成為維護封建道統、忠於君主且具有實用技能的人才。

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率先響應皇帝號召，在山東創辦山東大學堂。

在其奏摺當中提及兒童必須學習經史，他認為：

“惟是中國經史精深廣博，如與各國政治、藝學同時並習，既慮致功無序，泛涉不精；又恐髫齡子弟，血氣未定，見異思遷，或至忽其本根，歧其趨向。必須另設蒙養學堂，挑選幼童，自七歲起至十

四歲止，此八年內專令講讀經史，並授以簡易天文、地輿、算術，畢業後選入備齋。

”

袁世凱認為中國經史有維繫“本根”的重大作用。中國傳統經史，代表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必須持續宣揚，否則可能導致學生“見異思遷”。

經學教育與史學教育成為學生在學堂學習的重要內容，主要承擔道德教化、宣揚意識形態的作用。此時在學堂教育中，經學教育在傳統教育中所具有的謀取生計、改變命

運等作用開始淡化。

“體用之說”與依照慣性

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整理提出的

“中體西用”觀點，成為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也是當時人們對待西方事物的參考標準，在教育改革中亦發揮著重要作用，成為清末教育改革的重要指導思想。

清末各地在興辦學堂的過程中，面對如何設定與分配中學與西學課程，又衍生出“當令以‘四書’、‘五經’為體，以歷代史鑑及中外政治、藝學為用”的一種“體用之說”。

經學課程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因此而確定，在這種觀念之下經學課程的地位高於其他課程，二者存在“體”與“用”的區別。

新式學堂在創辦初期挑選學生首重中國經史，可見清末教育改革興辦學堂之際仍然將經學作為重點。

當時處於清末教育改革及興辦學堂的探索與初創之時，辦學形式與課程安排習慣依賴前人經驗或延續舊學傳統。洋務學堂及

1898-1900

年間的京師大學堂在強調學習西方軍事、科技、翻譯等實用學科的同時未曾放棄經學課程，此次興辦學堂也設定了經史科目。

在選取學生方面，“所有中學、小學以及蒙學，均尚在議而未設之列，只可先用經義史論考選學生，挑入備齋肄業。”經義、史學是舊

學的重要內容，在缺乏考試標準以及學堂學生大都未有西學背景的情況之下，只能依照舊學慣例來進行篩選。

由舊到新需要一個轉變的過程，舊的制度作用力減弱時，新的制度想要取而代之，也需要一個過渡時期。

在提倡創辦新式學堂的初期不可能完全拋棄舊有學問只學習西學。經學課程在清末教育改革時期被提至極高位置，是統治階級依賴舊有制度的表現。

對中國之理斷絕的憂心

張之洞曾說：

“但令仿古人專經之法，少讀數部可也，或明其大義不背全文亦可也。若小學不讀經，中學不溫經，則萬萬不可。”張認為即使對經學教育的學習內容及方法進行刪減，也“萬萬不可”不學習經學課程。

他將中國經學比作西方宗教，“西國學堂皆有宗教一門，經書即中國之宗教也。今日略知西法，辦學堂者動謂讀經書為無益廢時，必欲去之，百喙一談，牢不可破，此大謬也。”

其認為經學作為中國特有且十分重要的內容不可廢除，並對認為讀經無益者進行批判。

為深入闡發學生必須讀經的原因，他對不讀經的後果作出假設：“若幼學未經上口，且並未寓目，中年以往，必更苦其奧澀，厭其迂遠，豈耐研尋？不惟經典，即隋、唐以前之子史文義亦皆深雅。若少年不讀古書者，長大必不能解或謂可。

俟中學普通既成，再令讀經、講經，此必無之事也。

普通學成，中

人之資

大率總在二十五歲上下，既自命為畢業通才，豈肯伏案誦讀經傳？

始則無人肯讀，三十年以後則宿儒已盡，後學茫然，

必致

無人能解，從此經書廢絕，古史亦隨之，中國之理既亡，中國豈能自存乎？”

經史子集皆不易學習，若不從幼時開始學起，成年之後就

“不能解或謂可”。

結語

總的來說，

張之洞認識到西方實用學科具有極強的吸引力，若不強調學習經學課程，學生畢業後成為“通才”，具備就業與改善生活的資格之後，也不會再“伏案誦讀經傳”，將導致幾十年後經學教育的斷絕，以經史為代表的“中國之理”也會隨之而亡。張之洞憂心經史斷絕、文化斷層、國家覆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經學課程需要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