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後，唐代地方實行“健兒”僱傭兵役制，分析“健兒”來源

唐代安史之亂以後，地方普遍實行僱傭兵役制度

——健兒制度，國家竭盡所能，厚賞軍人。這些已脫離生產，“無所事”的驕兵悍將每每發動反對當局的叛亂，而在府兵、兵募制的條件下，卻罕有“犯上作亂”事件的發生。為什麼？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對此不同的人有著迥然不同的解釋，或認為唐代封建莊園經濟的發展所導致

，

或認為是東北少數民族血統兵將的強悍剽掠的性格的使然，或認為是一些仕途失意的不逞之徒

“鬱郁適茲土

（

驕藩

）

”的助紂為虐，或認為是藩鎮計程車兵階層的“逐利性”的驅使

，

或認為是藩鎮的兵健階層由破產農民和無業遊民投身軍隊的後果等等，不一而足。當然，並不否認以上諸因素都是導致藩鎮動亂的原因之一，但藩鎮的官健來源的複雜性以及軍人封建綱常的缺失也應是其重要的因素。

唐代安史之亂後的國家僱傭職業兵——健兒的來源頗為複雜，《全唐文》卷

463

《令諸道募靈武鎮守人詔》中可見一斑：“宜令諸道節度觀察使，各與本管諸色人中，募能赴靈武鎮守者，取其情願，重設科賞，

仍需

精選驍壯，簿閒武藝，便以本道諸色錢物給付，仍優厚裝束，發赴上都”。

該詔只提從軍的人員須“驍壯”與“簿閒武藝”，即只要求身體健康，其它一概不問，一切諸色人等均可充任健兒。而在府兵制度下，一向有富戶從軍的傳統，“戶殷丁多”是服役的必要前提。因為對於府兵與募而言，國家一般不負責供給軍人的衣糧。因此，只有經濟條件殷實的家庭才能承擔，與以後的健兒的混雜的人員構成來說，人員來源比較“單純”。

健兒來源非常複雜，國家不限制人員的出身，不論何人，只要

“情願”且身體條件合格，均可投身國家僱傭軍——健兒，以此作為謀生的職業。首先，投身軍旅的主要是下層民眾，他們以當兵作為養家的手段，許多客戶流民、兵痞、亡命之徒、甚至各類“盜賊”紛紛擁入健兒之列。

《冊府元龜》卷

124

《帝王部修武備》載開元二十五年詔，明確強調要在“諸色徵行人內及客戶中召募”，表明健兒的主要來源。其實從以下史料也可以得到說明：如代宗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招集亡命之徒，繕閱兵仗”；德宗時同華節度使周智光“聚亡命不逞之徒，眾至數萬”；憲宗朝淄青鎮李師道部官健“皆亡命之徒與皂隸耳”；武宗朝江西觀察使裴誼“召以賊帥陳璜，署以軍中職名”；

懿宗朝，徐泗團練使從

“結聚山林”中，“選練、招募官健三千人赴邕管防戍”

。

穆宗在《敘用勳舊武臣德音》中承認：天寶之後，官健已

“不習農桑之業”，如果“一朝罷歸隴畝”可能會“頓絕衣糧

。

由此可見，健兒的出身

多為

客戶流民的事實。

其次，普通的

在籍

民丁，是健兒的來源之一。安史之亂平定不久，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在本道

“計戶口之眾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壯從徵役，故數年之間，其眾十萬”。又代宗時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在安史未平的條件下，為了徵集足夠計程車兵，“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

，

這些士兵忙時務農，閒時訓練，三年之後，這些鄉兵徵被徵為藩鎮兵。田承嗣、李抱真他們都是依戶籍徵召軍隊，這些兵士一旦登入戶籍，領取衣糧賞賜，就成為終身職業僱傭軍

——健兒。

再次，富家子弟從軍者也不乏其人。如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妻裴氏，其弟裴問駐兵邢州，募兵五百，號

“，夜飛將，，多豪姓子”

。

但是投身軍旅的主體仍是

“破產的農民或流民無產者”。

由於健兒來源的複雜性，決定了健兒思想的

“不純”和政治品質的低劣。杜牧把它們歸結為無“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慨之”，他們常常“居外則叛，居內則亂”。與唐前期的府兵截然不同，軍隊除注重封建綱常教育，復有“父兄相言，不得業他”，因此，“人人自愛”，“自貞觀至開元末，百五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

健兒具有與生俱來的貪婪與逐利性，他們對朝廷乃至節帥的順逆以自身利益的獲取為指歸，常常見利忘義，“撓削法制”，他們沒有是非標準的判斷，只有利益得失的權衡。藩鎮叛朝廷，兵將叛節帥，屢屢發生，封建綱常之義的缺失，不能不說是重要的原因。

安史之亂的爆發不僅給王朝的統治秩序帶來極大的損害，對當時人的思想觀念衝擊同樣是不可估量的，所謂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觀念發生動搖，特別是皇權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神話的破滅，引起人們思想的極度混亂，給當時“犯上作亂”提供某種思想的土壤，使“士卒得以凌偏裨，偏裨得以凌將帥”的現象得以出現。

時人也不得不承認，

“今之將校罕有義心，

因利乘便

，必相傾陷”

。

他們為了謀求賞賜，常

“喧噪邀求

”，

如果要求得不到滿足，兵士會非常

“不悅”，有時甚至會演變成軍事譁變事件的發生。將帥

“

或優賞小不如意，則舉族遇害”的醜劇屢屢上演不絕。兵士“久在戎行，未知朝典；或陷於邪說

，

憲宗也承認

（

士兵

）

健兒“陷於邪說”是他們每每干犯朝典，犯上作亂的思想上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