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的大晟詞有何特點，用學術理論來解釋，應該怎麼理解？

引言

北宋時期的大晟詞有何特點，用學術理論來解釋，應該怎麼理解？——首先，我們需要知道，在當時，

宋詞是繼唐詩以來中國文學史上的又一座高峰，王國維

“凡一代

有一

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便是最好的證明。總體來說，宋詞無論是在題材內容還是藝術手法等方面，與前代相比都有了質的發展。

徽宗與大晟詞

宋代詞壇上湧現出許多傑出的詞人，推動宋詞走向巔峰。宋初晏殊、晏幾道仍延續花間詞以小令為主，抒寫細膩婉約豔情詞的特點，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創新，到范仲淹、張先時又在詞境與詞體上有所突破。

到柳永後聲色大開，變一代詞風。

等到蘇軾推動詞的表現手法、題材、境界更進一步發展。

到北宋後期，在徽宗的倡導下，詞的地位提高，並且雅化。

徽宗時期詞人可以分為兩派，一派是由於黨爭失敗，被廢除罷免的元祐詞人，另一派是緊緊圍繞在徽宗周圍的大晟詞人。

“集大成”的周邦彥是北宋末期詞壇的重要人物，也是大晟詞派的重要人物。

《漢書》曾道：

“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得也。”可見統治者對音樂的重視。每當盛世到來，或統治者自認為盛世到來之際，便會製作新樂，一來歌頌自己的功德，二來使自己的權威地位深入人心。

宋徽宗作為北宋後期的統治者，沉迷聲色享樂，非但沒有意識到國家處於內憂外患的惡劣局勢中，反而聽信奸佞讒言，好大喜功，認為國家在自己的統治下一派繁榮，並希望透過製作新樂來證明自己是比肩堯舜的一代明君。

北宋徽宗統治時期專管音樂的行政機構“大晟府”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馬端臨《文獻通考》與《宋史》中都有明確記載大晟府成立的原因和過程的記錄：“八月

，

新樂成

，

列於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閱曲未終

，

帝日

：

‘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既奏新樂

，

天顏和豫

，

詔賜名日“大晟”。專置大晟府。”

這是大晟府成立的情況，徽宗最初成立大晟府的宗旨就是“銳意製作，以文太平”，兩年過後大晟府發展得更加成熟

，《宋史》中記載道：“崇寧四年……九月朔

，

以鼎、樂成

，

帝御大慶殿受賀……朝廷舊以禮樂掌於大常

，

至是專置大晟府。……

為制甚備。於是禮樂始分為二。”這時大晟府的地位升高，與原來的機構共同負責禮樂。在推廣新樂的過程中，徽宗下令禁止使用舊樂：“

（政和三年五月）舊來淫哇之聲

，

如打斷、……小笛之類

，

與其曲名

，

悉行禁止。違者與聽

者悉坐罪。

”

大晟府自崇寧二年成立直至宣和七年才被罷除，前後共存二十餘年。大晟府設立之後，其中的任職人員主要是在音樂與作詞方面有才能的人士。

這些人也是後來創作大晟詞的主要力量。

因為他們處於相同的環境中又有著相同的藝術追求，平時圍繞在徽宗周圍，以徽宗的喜好為創作標準，創作了許多詞作，因此形成了一個詞人群體，即大晟府詞人群體。大晟府詞人平日除了蒐集整理古曲併為其填詞，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依照新制的大晟曲填制新詞。根據學者統計，如今可考大晟府任職官員二十九人，《全宋詞》中收錄其中七人作品共三百六十餘首。

大晟詞的諛頌

諛頌是大晟詞的特點之一，陸游在文章中曾稱宣和間

“風俗已尚諂諛”，這不僅是大晟詞的特點，也是北宋末年社會的風氣。宋徽宗在統治期間，不僅昏庸無知，沉迷享樂，違背祖宗制定的“尚儉”之制，對國家面臨的危機絲毫沒有察覺，而且好大喜功，甚至認為自己各方面都超越了前代帝王。

面對這樣的君主，北宋末年盛行諛頌之風也不足為奇。

徽宗的性格與喜好深深地影響著官場上的大臣們，熱衷於仕途的官員們為了投其所好，不得不對徽宗阿諛奉承，這種風氣也讓徽宗產生自己是盛世明君的錯覺，更加迷失其中。

大晟詞人就是圍繞在徽宗周圍大力創作諛頌詞的代表，由於大晟府完全是在徽宗的引導下建立的，因此大晟詞人可以說是徽宗的“御用詞人”，為了常伴帝王左右，大晟詞的內容也以奉承徽宗的諛頌詞為主。如晁端禮適逢宮中蓮荷初生時，進《並蒂芙蓉》《黃河清》等詞，其中不乏“顧君王，壽與南山齊比。”“君王壽與天齊，馨香動上穹，頻降嘉瑞。”這樣奉承的詞句，深受徽宗的喜愛，晁端禮也因此出任大晟府協律一職。

大晟詞的雅化

雅化是大晟詞的又一個特點。

大晟詞的雅化體現為藝術技法上的成熟與雅化，

還體現在用字、句法、佈局、修辭等全方位加以精雕細琢。

為順應徽宗的喜好與品味，大晟詞在創作時立足於儒家正統觀念的基礎之上，排斥低俗，倡導高雅之風。

周邦彥《瑞龍吟

·章臺路》《蘭陵王·柳》為典型代表。《宋史》載

：

崇寧五年九月詔曰“宜令大晟府議頒新樂，使雅正之聲被於四海”音韻和諧，聲律高雅是宋徽宗為新樂制定的標準，大晟詞配合大晟樂而作，自然呈現出富麗精工的特點來。

大晟府是孕育大晟詞的土壤，宋徽宗創立大晟府為大晟詞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可以說，大晟詞的產生完全離不開宋徽宗的引導，因此大晟詞對詞壇的一切影響都是由徽宗所間接產生的。

這意味著討論大晟詞的影響與意義就是討論宋徽宗對文學的影響。

大晟詞雖然在內容上空洞無物，但卻對北宋詞壇以及詞體的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詞自產生開始，便成為文人士大夫們抒發私情，尤其是男女之間情感的文體，雖倍受文人青睞，但始終難登大雅之堂。大晟府成立之後，詞的創作主體由民間及個人轉變為國家正式機構。詞的地位也逐漸提高，隨著創作主體的改變和地位的提高，詞的內容和題材也需要相應的轉變，才能與之相適應。

大晟詞的內容以歌頌帝王聖明、國運昌盛為主，在後世遭到了很多的批評，後人通常認為大晟詞中充滿了阿諛奉承的迎合之句，令人難以接受。

但是對當時的大晟詞人來說，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所寫為諂媚之詞，反而認為自己筆下的大晟詞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是國家繁盛景象的記錄。

因此，雖然大晟詞多為諛聖之詞，但與之前

“詞為豔科”的定義相比，在詞的功用及性質方面確實發生了一定的變化。詞從為個人服務轉變為服務

與政治

，改變了詞單純的娛樂性質，使詞不再是“豔科”與“小道”的代表。在柳永、蘇軾等人擴大詞的題材的基礎上，又進一步開拓。不同的題材反映了不同的情感，因此隨著題材的擴大，大晟詞還豐富了詞的感情基調。

傳統詞的感情基調多為表達男女之間相思、哀怨等纏綿悱惻的愛情，蘇軾的詞常抒發人生曠達豪放的情感。

大晟詞描寫了許多熱鬧繁華、鮮豔明快的場景，在傳統詞感情基調的基礎上，又為詞增添了許多表達吉祥喜慶、歡快的情感。

北宋作為一個重視儒家思想的時期，崇尚的是溫和敦厚的“雅樂”，對民間產生的俗詞始終帶有否定的態度。大晟詞在詞“雅化”的過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充滿文人氣質的徽宗的引領及帶動下，創作雅詞的風氣流行開來，

從雅與俗的角度來說，大晟詞可以稱作“雅詞”的典範，這為詞在南宋的發展做好了鋪墊。

縱觀北宋帝王在北宋文學發展程序中的作用，不難發現北宋帝王對文學的影

響呈現出一些共同的傾向。

首先要強調的是，北宋帝王都對文學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只是與文學的關係大小不同而已。如

宋英宗在位時間較短的帝王也曾透過科舉改制等措施對文學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這是由帝王的身份所決定的。

其次，與文人對文學的影響不同，帝王在引導文學方向時，不僅以個人的興趣愛好為出發點，還結合當時社會的發展程度以及出現的問題對文學發展趨勢隨時進行調整。

結語

總的來說，北宋帝王雖然在文學中起到了引領方向的作用，但帝王在此基礎上的文學

創作水平與北宋的文人相比，卻遜色不少。如宋太宗

“白體”詩的藝術性與深刻性並不高超，但產生的影響卻極大。可以看出帝王對文學影響的重要性也並不體現在藝術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