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商人的職業素養，探究“商人重利輕別離”的原因

所謂

“倫理”，就是指人文道德之理，是一個社會的道德規範系統，它賦予人們在動機或行為上是否善惡的判斷標準。

價值觀和人生信條是商業發展以及商業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商業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又決定了商人有著特定的職業角色。商人的形象與商人的倫理觀念有著內在的、必然的聯絡。

在唐代，商人在社會上屬於比較特殊的群體。突出表現在他們的身份、地位正隨著社會的變化，處在不斷的上升期。因此，唐代商人的職業倫理觀念包含了豐富的內容。唐代商人的職業倫理觀念不僅體現了商人個體從商的基本原則，更標誌著唐代商業市場的發展水平。

（一） 勤勉為本

“勤奮”是唐代商人職業倫理觀念中的重要內容，它是商人的經商謀生之道。

唐代時期，以長江為主線，南北遍佈著許多的支流以及運河與之相通，除此之外的其他航道也是縱橫交錯，商人在商業貿易中廣泛使用舟船，這使得水運事業十分發達，當時的商船之多、往返之盛。作為商人，凡是有利可圖的地方。

都會出現他們的身影。當然，唐代的商人也不會脫離這個規律，他們為了謀求利潤、積累財富，常常是不辭辛苦，或是早出晚歸，耕耘收穫；或是往返奔波，居無定所。

在唐代筆記小說《三水小牘》中，有一則

“衛慶耕田得大珠”的故事。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社會中的一些現實。故事中說到，衛慶之所以成為富翁，是因為他得到了一顆合浦寶珠，他之所以得到這顆大珠，完全歸功於他起早貪黑的辛勤勞作。

或許筆記小說中的這種記載太過偶然性，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衛慶的確是一個勤勞的入，因而勤勞致富在他的身上得到了體現。

另外，由於長途販運的空前興盛，一些商人出入

路途遙遠

、常年在外奔波忙碌，生活的極為辛苦。當時商人的活動範圍之廣泛，遍及了大江南北。

古代時的交通遠不如今天便利，所以商人行商不得不靠腳力，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做生意要多跑才能多賺，如果商人不是以勤勞為基礎，那麼他就無法適應經商生活的奔波勞苦。作為商人，除了資本之外，勤勉是開創事業的根本因素。

當時唐代商人長途跋涉的艱辛。值得一提的是其中

“便換飛錢”的出現，就是唐代商品經濟發達的一個顯著標志。嚴格說來，“飛錢”只是人們的俗稱。由於是憑紙券取錢而不必運輸，錢無翅而飛，故日“飛錢”。在官府文案中，這種現象叫“便換”。

實際上，

“飛錢”是一種匯票或者說是匯兌券。“飛錢”的出現，大大的方便了商人的出行，不必再攜帶大量笨重的現錢，保證了商人的行商安全。

崇尚勤勉。

是儒家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唐代商人職業倫理觀念內涵的一部分。勤勞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商人積累財富的一種重要手段，是一種人格精神的體現，也是中國古代商業倫理精神一貫倡導的美德。

（二） 寓利於義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多把儒家經典奉為

正

統。儒家文化的指向是積極入世的，它與人們的社會生活息息相關。商人接受了儒家文化的薰陶，那麼他的做事哲學就是來自於儒學的，他的行商原則也是這個文化的反映。

儒家文化對於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闡述及其主張，反映在商人的人際關係上就是商人的義利觀，即仁義取利。在商人這樣一個群體中，並不缺乏讀詩書的知識分子，或者他們與同商賈有著特殊關係的知識分子保持著密切的交往，這也正是讓商人從中汲取到精神上的養料，充實了自己的思想，並影響了商人的義利觀。

唐代商人在經商過程中，與各行各業、形形色色的人們往來買賣，並且與朝廷的官員交往，其職業倫理思想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呢

？

司馬遷在《史記》卷

129

《貨殖列傳》中，對商人的求利行為作了精確的描述：商人們像流水一樣到處奔忙，無非都是為了求得利潤。商入在商業活動中追求物質利益的行為，有其合理性的一方面，即取得正當的勞動回報，它是商人從事商業活動的決定性動機，也是社會財富流通和社會進步的力量源泉。

幾千年來，儒家文化一直反對唯利是圖的、無限制的、不仁義的經濟行為，主張把商人的經濟行為約束在道德的範圍內。

在這裡，孔子一方面承認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是合乎情理的，另一方面又強調了這種追求必須符合社會道德的標準。從商人這一階層來講，就是說商人在追求物質利益的同時，要講商人的職業倫理觀念。如果不講商人的職業倫理觀念，那麼商人取得的就是

“不義之財”。

儒家的

“義利觀”的思想內容，貫徹到唐代商人的經營和社會實踐中，就是要求商人要仁義治商、仁義取利、寓利於義。

在《太平廣記》中，記載了竇義

“仁義治商”的故事。竇義遇到一個胡人名叫米亮，米亮當時飢寒交迫、難以生存。竇義“凡七年，不之問”，長期慷慨的資助他錢財。

這件仁義之舉給竇義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商業收益：經米亮的建議，竇義買下了崇賢裡的一所宅院，院內有一個搗衣砧，乃是價值連城的真玉，這下，他獲利數十萬貫。竇義將這座宅院送給了米亮，表示感謝，竇義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將錢財用於仁義行善，救助弱者，這是很自然的事情，說明他已經將此作為一種職業信念，採取

“寓利於義”的商業經營的方式。其行為能稱得上是一位“儒商”的代表。

作為商人，在通曉了商人的職業倫理後，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商人。商人謀利，天經地義。利者，利益，利潤。義者，道義，仁義。商人必須要寓利於義，寓義於利，義利結合，義利相生，義和利方可兩全，利才能增利於利和義。

商人經商總是要盈利賺錢的，但是賺錢要符合道德要求，提倡

“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商人在做買賣的時候，首先要符合自己的行業道德，不能因為一時之利而毀壞自己的名聲。商人應該去掉貪慾，經常懷有一顆仁義之心來經營生意。

《唐國史補》中，記載著有位叫宋清的賣藥商人，就是將義與利相統一的唐代商人代表。做買賣，要少取多予，該施捨的時候就要施捨。藥品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特別是在危急時刻，其作用不可低估。宋清開了藥店，專門經營藥品買賣。他對

“貧士”，經常是“多折券”，就是少收錢，而對於“有急難”的病人，他更是“傾財救之”。

宋清經營藥店，已經不是僅僅為了謀取高額的利潤，他是懷著一顆惻隱的仁義之心來救人的。所謂

“醫者父母心”，其實賣藥之人同樣是這樣的。正是宋清的“仁義取利”。

長安的人們互相之間傳送著

“人有義聲，賣藥宋清”的資訊，宋清仁義的口碑在外，所以“歲計所入”，才會有“利亦百倍”，這樣可觀的利潤收入是和宋清從商的利義觀分不開的。可以說，正是宋清的本著“仁義”治商，才能夠讓他得到“百倍”利潤的回報。

唐代商人的義利觀中，還包括誠實守信，就是要求商人在正直、誠實的基礎之上取得物質利益。誠信是一個商人從商的基本品質。

“誠信”的品質必須從“不說假話、不欺騙”開始，經過長久的素質修養，一個人才能達到“言行一致、表裡如一、處事坦然”的境界。故而商人對“誠信”二字的重視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唐代商人在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之後，成為富甲一方的巨豪。他們不僅在從商取利中講求

“仁義”，而且在社會實踐活動中同樣重視“仁義”。無論是王元寶“掃雪迎賓”，還是長安富家子“結棚避暑”，都反映了當時的富商大賈在社會活動中重視表現“仁義”的品德。他們以此來樹立自己的形象，顯示出唐代商人的社會地位逐漸被提高。

儒家的

“義利觀”的思想內容，貫徹到唐代商人的經營和社會實踐中，就是要求商人要“仁義治商、仁義取利、寓利於義”。唐代商人只有樹立起這些職業倫理觀念，才能夠得到世人的認可，才能夠為他們求取財富提供便利。

（三） 險中求勝

唐代商人為了牟利，常年奔波在外。富商大賈經營的內容和活動的範圍都十分廣泛，但最主要的是靠長途販運、買賤賣貴，利用在不同地區價格上的差異來牟取暴利。商人買賣貨物，靠的是對市場的準確判斷和勇敢決斷，為了爭取到更大的物質利益，他們不得不身犯險境，以取得競爭上的優勢。

商人的膽量、膽識、膽略，體現了他的一種冒險精神。唐代商人外出經商。並非經常是一帆風順的，難免會估計不準市場的行情，行情漲則盛，行情跌則衰。

商入在經商時很可能遇到很多很大的風險，甚至賠本無賺。但是他們敢於冒險，這是符合價值規律的市場運作的結果。

除了遇到賠掉本錢不獲利的風險，商人還可能遭遇到各種複雜的、難以預料的事件，因而，他們每次出行都是一次冒險。難以預料的社會動盪、自然災害對於商人生命財產的威脅，幾乎無處不在。

且除了行商路途的風險之外，平時還有地痞流氓的欺行霸市，對於一些普通的商人來說，這也是一個嚴重的威脅。

總之，商賈逐利同樣要付出艱苦的勞動，有時甚至還要付出生命的代價，其中有艱辛、有痛苦、也有風險，他們是應該得到人們的理解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