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蒙古族時期的史學研究中，元朝文學作品在歷史文獻學上的貢獻

近幾年來，在中國史學史研究中，有一個密於漢、唐、宋，而疏於遼、夏、金的現象。尤其對於元代史學的研究，它給人們顯示了一個範例，一個少數民族統治全國的過程中，武力征錢的勝負，只能是暫時解決矛盾衝突的一種手段，

有它自身的特點:首先是繼承了前代史學的優良傳統，完成了宋、遼、金三史的編纂。

其次，是以蒙古文在譜寫中國史上一定歷史階段的史學內容，尤其是第三點是蒙古族最高統治者用國家的權力推動著當時現代史文獻的蒐集，

從而為寫元史作了大量的準備工作，而把蒙古族和各族人民及其英雄人物的活動和典章制度，納入中國史的史冊，完成了文化傳統的繼承性和連續性。

元代史學家蘇天爵對時代要求的這一使命，是做出了貢獻的。

他所撰的《元朝名臣事略》、《元文類》和《滋溪文稿》等著述，在中國史學史和歷史文獻學上應給予一定的地位。

01

元史中關於蘇天爵的記載

蘇天爵元史有傳。

真定是元中書省（腹裡），燕南河北道真定路。元代趙郡即真定路趙州，趙州領奕城，據此可以確定蘇天爵為今河北省石家莊市

親

城人。“明年（元惠帝元統二年，即1334年）預修《武宗實錄》。

從此以後，從後至元（元順帝）二羊（1336）到至正九年（1349），蘇天爵

是

在刑部、禮部、吏部任職。又在淮東、湖廣、陝西、山東、江浙、大都路等地方上和京徽任御史之類的官，都予以改正。

他所任的各種官職，都能做出好的成績。

元史載蘇天爵奉使宣撫京帶道，蘇天爵就是擔負著這種職責的。《東山存稿》趙訪撰：《書蘇奉使本末後》一文，詳載了蘇天爵此次奉使之經過。又：《贈河南省參政追封真定郡公蘇公畫像贊》，也載有此事。

元文士許有壬撰：《送蘇伯修參政序》，頌讚蘇天叮參政之德政。祝蕃撰：《湖廣省參政蘇公像贊》，讚揚蘇天爵在湖廣

時之

功績。趙訪對蘇天爵調任大都路是極力崇仰的，他的《送江浙參政蘇公赴大都路總管序》和蘇天爵的同學陳旅撰的《送蘇伯修治書西臺序》是兩篇對蘇天爵為政有方的評論。尤其是蘇天爵在慮囚和治獄方面《元史》本傳的記載和黃潛的《蘇御史治獄記》及趙坊的《讀黃侍講所撰御史蘇公治獄記後》，是可以互為印證的。

蘇天爵有組織力和概括力

，《元史》雲：“天爵為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他是一位歷史編纂學家。“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他還是一位元代歷史文獻學家。

他一生的貢獻不在於他是個有功德的御史，而在於他在史學上的成就。

02

相關作品的批判

朱子：《名臣言行錄》，據《四庫全書總目》所引各家對該書批評很多，說它是“草草為之”，“編次亦無法”。只是把宋代之“嘉言茲行”，“略具於斯”，談不上是什麼著述，只是一部未加修整的資料彙編，去蕪存真，去粗存精。杜大矽的《名臣碑傳碗瑛錄》，是將神道碑的材料，編為上集。把志銘，行狀的材料編為中集。

把別集、別傳或實錄、國史中的材料，轉引了一部分編為下集，總之，不拘時代體制，而且其中的棄取，比較零亂，編纂方法上混雜。而蘇天爵的《元朝名臣事略》，

在歷史編纂學上來說，是有批判有繼承地集以上二書之所長，擯以上二書之所短，創獨具一格的體例

，類似長篇，而不是偏年，形似紀傳，又不具本末。雖是編資料，但又經他認真地剪裁審訂，加工成為撰述的專著了。

關於《元朝名臣事略》的版本問題。因為它是根據極少見的元刊本而加以影印的，並將許有壬和王守誠的兩篇《序》附於卷首。過去只能使用《叢書整合》本，這本子很壞，書中的蒙古人名，官名、地名，皆系據乾隆中葉奉諭旨予以改譯的于敏中的家藏本進呈而鐫刻的武英殿聚珍本刊印的，給讀者和研究者帶來很大的困難。

但這個本子後的光緒年間王瀕和傅以禮的《跋》，還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影印的元刊本予以捨棄，使人們對版本流傳的來龍去脈不太清楚，雖有韓儒林先生的說明，但，尚不如儲存下來為妥，因為這兩篇跋文，足以證明韓先生說明的依據。同時，兩個本子對照起來使用，也可以看出胡亂改譯元刊本的蒙古人名、官名、地名，是對蒙古族文化和中華民族歷史文獻的不正確的批判繼承方法，是極錯誤的。

現據中華書局影印元刊本，來進行研究。

從卷一到卷五，是紀蒙古貴族和其他先被蒙古族征服的少數民族上層人物的傳略，卷五從楊帷中以後，都是漢族人。從卷一本華黎到卷十五劉因，共四十七人，皆

元朝

建立及統一中國過程中，為結束長期地方割據和分裂狀態而為分久必合作出貢獻和在統一的祖國為元帝國的強盛建有功勳的人，漢族人佔大多數。

從這一比例上來說，

蒙古的統治者和在其領導下的國史院史家們如蘇天爵等秉承朝廷的意圖，並不以種族之見而貶低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人物所起的作用。

蘇天爵這樣的編纂方法是比較客觀的，是符合歷史發展的要求的。

這種方法，對明初修《元史》起了示範作用。明初《元史》成書之速，雖有它一定的缺點，

而功績應歸於元朝和蘇天爵已為《元史》的修撰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元史》是《事略》的擴大，《事略》是明修《元史》的依據。

現在，我們就《事略》中所採資料的出處，略計一下，例如卷一《木華黎》傳，是根據四種資料編纂成二十一段，其中採自《太常元公撰·世家》十六則，《張匡衍撰行錄》八則，《牧庵姚公撰，招撫使王興秀碑》一則，《按察使趙譜碑》一則。

卷三木師淇陽忠武王，叢書整合本改譯成“伊徹察”，元刊本為“月赤察兒”，共十一段，系採自《清河元公撰勳德碑》十則，《元史》卷一一九《月赤察兒》傳說他在“至大四年，莞於第，溢忠武”，二特封淇陽工。又如《事略》卷五，立了兩個人的傳，一是耶律楚材，一是楊帷中。楊帷中傳，全文九段，有八段取材於《郝文忠公撰神道碑》，只第二段下注明該段是取材於《周子祠堂記》。

再如卷九《郭守敬》傳，據《元朝名臣事略》《叢書整合》本王顴《跋》說：“夫蘇公生於元世祖之末，迫文宗朝，有元立國已百數十年，而是書所錄，斷自延佑時”一意公所及見者，郭守敬而已。《事略》《太史郭公守敬》傳，共十段，全取材於《太史齊公撰·行狀》十二則。蘇天爵為當代

科技

家立傳，《元史》因之，立傳見於卷一六。

《事略》

址

後一個人為之立傳的是《靜修劉先生》，是劉因。王顴《跋》雲：“且四十餘人，多勳名爛然，勤績茄常，而獨終以劉文靖公，不書官，不書謐，日靜修先生，此又其特筆也”。

據《事略》卷十五劉因的傳全文四段，來源於四個方面的材料。是《野齋李公撰文集序》一則，《靜修文集》一則，《會稽袁公文集》一則，《助教吳明進策》一則。安熙是劉因的未得見師而但承其學的門人，蘇天爵是安熙的門人，由此可見，蘇天爵和劉因之學是有師承關係的。

因此，為了以示尊崇和說明個人學說的師承，特為劉因立了一個傳，《元史》以之作《劉因傳》。

03

結語

有人說這是從一百二十多篇

袋

志、行狀、家傳及其他文篇中採掇而成，這個統計是否完全確切，尚待過細的統計。我又統計了一下，綜合四十七人的事略共採文七六三段，這是取材於世家、行錄、勳德碑、廟碑、神道碑、紀績碑、墓誌，廟堂碑、文集序、行狀、墓誌銘、家傳、筆錄、考歲略、文集、先荃碑、書院記、白著的泛論和泛說，賢堂記，墓表等。關於這些資料，現在尚存的有多少，佚亡的有若干，尚待查對原文，這對於研究《元史》列傳的史源學將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元史》根據以上各傳的第一手資料，又加人其他材料，修成了《元史》各有關列傳。

有的傳，全部如《木華黎傳》，或一部分如《事略》卷八《左姚文獻公樞》傳，《元史》卷一五八，則一部分取材於《事略》，《元史》在編纂體例和卷數的比例上

，蒙古族、其他少數民族和漢族之間人物所佔的篇幅上，也基本上仿照《元朝名臣事略》的排列和份量

。我們可以說《元朝名臣事略》給我們留下了一份早已散佚的珍貴史料，沒有散佚的，此書以足以作為考證《文集》中之誤。

後來清末福建重刊姚謎《牧庵集》時，曾取《事略》“互相考證，藉資審定”。繆荃孫輯元明善《清河集》和閻復《靜軒集》時，從《事略》中搜集了不少材料。明初宋鐮等所修的《元史》，《事略》作為底本，《元史》列傳前三十三卷，是蒙古人，三十三卷以下都是漢人。

這四十七人，據《事略》只是在元朝前期，而列傳共九十七，延祐以後的時間，較前期為短，而漢族人的列傳，卻遠超出於蒙古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人數。

由此可見，《元史》仍然是以漢族為主體。雖然這個朝代的最高統治者是蒙古族，但不是狹隘的地方的民族觀點。

圖片來自網路，如有侵權，聯絡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