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拯評《國家建構：聚合與崩潰》︱政治包容與國家認同

《國家建構：聚合與崩潰》，［瑞士］安德烈亞斯·威默著，葉江譯，格致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357頁，85。00元

國族建構（nation building）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大課題，也為人們所普遍關心。格致出版社新近翻譯推出了哥倫比亞大學安德烈亞斯·威默（Andreas Wimmer）教授的專著《國家建構：聚合與崩潰》

（原書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於2017年出版）

。威默是如今這一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國家建構》建立在他過去二十多年間的相關研究之上（威默在“前言”中回顧了其思考與研究推進的過程，值得留意），曾獲得美國社會學協會歷史社會學巴林頓·摩爾圖書獎。

《國家建構》提出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一些國家會沿著族群（ethnic group，即我國五十六個民族意義上的“民族”，譯者序對相關術語的翻譯選擇做了充分討論）的裂痕而分崩離析，而另一些國家雖然人口構成多元，但仍長期整合在一起？威預設為，國家建構的本質是公民與國家間的權力關係問題，而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和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則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前者涉及建設各種現代國家制度，推進不排斥任何族群的包容性“政治整合”。後者則是要建立起各族群對“國族”（nation，即我國“中華民族”層次的 “民族”）和“民族國家”（nation-state，又譯作“國民國家”）的認同。而要實現這兩點，關鍵是要在國家與公民之間建立起跨越族群界限（ethnic divides）的政治聯絡，將各族群整合進某種包容性的權力安排中，形成公民對民族（nation）和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認同。如此，國家建構就被轉化為一個經驗問題：包容性的政治整合安排在哪些條件下更有可能出現並取得成功？在這裡，威默明確區分了國家建構與民主化，強調後者並非西方世界不少研究所假定的那樣，是國族聚合的充要條件或是根本因素。

近些年來，西方有關族群的社會科學研究越來越傾向於以行動者為中心，關注各種微觀機制與短期要素的作用。與之不同，《國家建構》沿襲了歷史社會學的宏觀分析傳統，重視長期而緩慢的政治發展過程的影響。威默基於社會交換網路的視角搭建了全書理論框架，中心邏輯是：與所有大型組織形式一樣，國家的基礎是其內部人與人、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間所形成的聯盟網路。國家建構過程與這些政治性聯盟網路的性質與覆蓋範圍密不可分。國家與公民間的交換關係又分為三個不可通約的基本維度：一、組織維度：描述兩者的關係是否制度化以及如何制度化，涉及資源交換的渠道；二、政治經濟維度：關於兩者交換的資源，主要涉及公共物品的提供；三、溝通維度：涉及意圖和資訊的交換，關注合作伙伴如何相互協商和溝通。與這三個維度相對應，威預設為，發達的志願性組織，較強的提供公共物品的國家能力以及較低的語言溝通障礙這三個條件，有助於政治聯盟網路實現跨越族群界限的擴充套件，支援國家認同的構建。這三個條件都是歷史形成的，取決於在殖民時代和現代民族國家出現前就已開始的歷史過程，特別是早期國家中央集權的發展程度。

威默用三章篇幅分別展示了這三種機理。首先，社會組織的狀態影響到政治聯盟所採取的制度形式。不同於恩庇型組織的垂直關係網路，志願組織的橫向關係網路有助於跨越族群邊界，建立起跨域族群的政治聯盟，推動包容性國家的形成。第二章透過瑞士和比利時經驗的比較展示了這一點。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上半葉的瑞士，讀書會和合唱團等志願性組織取得了跨域族群（區域、語言、宗教及其它）界線的擴充套件，成為政治動員與聯合的基礎。語言多樣性在瑞士沒有成為嚴重的政治問題。而同時代的比利時則相反。在外國佔領者（拿破崙和後來的荷蘭國王威廉一世）的壓制下，民間社團侷限於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法語區與法語社群。結果，比利時獨立後，統治者更傾向於與法語社群相聯合，而講佛蘭芒語的社群則被邊緣化。語言問題高度政治化，國家沿著語言分界線出現分裂。

第三章從國家與公民之間如何相互交換資源切入。政府越能夠在不同地區向更廣泛的公民提供公共產品，作為交換夥伴的吸引力就越大，更多公民越將嘗試與國家建立聯盟，繼而政府精英的構成也越能反映出人口的族群多樣性。同為後殖民國家，波札那與索馬利亞的對比說明了這一點。波札那獨立後，政府在養牛業等上提供了均衡的公共物品，獲得了跨地區和跨族群的支援，進而提高了議會和內閣構成的族群代表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包容性的權力配置推動了國家認同和少數族群的融入。索馬利亞統治者長期持續的恩庇政策與族群分裂後果則從反面展示了這一點。

第四章透過十九世紀早期到二十世紀末的中國和俄羅斯，說明了傳播溝通機制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共同的語言，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並由此建立持久的信任關係，使得建立跨地區和跨越族群分界線的聯絡也更加容易。在中國，雖然漢族居民所說的語言不同，但統一的書寫文字方便了不同方言人群的相互理解。政府也能不給持某種語言的人以特權，基於經典，透過書面考試來招募政治精英，保持了精英來源的多樣性和包容性。漢族也成為語言多樣但族群同質的群體。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俄羅斯：全體人口所說和所寫的語言極度不同，而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統治者將俄羅斯語族提升為行政管理者，結果語言民族主義則使得帝國兩次沿著族群語言分界線而解體。

總之，志願組織的密度，國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以及語言的同質性，都影響到能否建立跨越族群邊界的政治聯絡，從而產生更具包容性的民族-國家認同。人們進而會追問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以及居民的語言同質性從何而來。威默的回答是，這些都來自於十九世紀晚期大眾政治興起之前就享有的歷史遺產。語言的同質性以及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與在國家建構的嘗試之前中央集權國家是否出現有很大關係。一方面，那些繼承了傳統官僚機器與經驗訣竅的政府，更有能力為其公民提供公共物品，從而培養政治忠誠。另一方面，在那些中央集權統治早已出現的地方，公民們如今也更可能使用同一種語言，也就更容易跨越族群和區域的分界線來建立政治聯盟。最後，公民社會組織的早期興起使政治家們能夠將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編織成一片政治網路。這些都減少了族群在政治上的顯著性，削弱了對分裂主義的支援。

威默承認，他的宏觀社會學理論與該領域眼下時興的微觀研究取向並不合拍。這些研究越來越流行採取調查實驗和隨機對照試驗（如最近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所反映的），對個體層次及短期社會機理進行更為精確、嚴謹的因果關係驗證。威默承認微觀研究的長處，但強調長期過程的巨大影響也不容忽視。他主張“透過在原來的努力中加入理論精確性和方法嚴謹性來重振這一宏觀政治和歷史的傳統”

（45-46頁）

。因此，雖然採取了異於時俗的理論思考路徑，《國家建構》在研究方法上卻採取了近年來頗為流行的巢狀分析和混合方法取徑，將比較案例研究和大樣本統計（large N statistics）分析結合起來，注重因果關係的識別。

首先，前面的第二到第四章透過一系列成對的案例比較來檢驗各種交換關係對國家建設的影響，並透過細微的過程追蹤，在不同的時間點觀察歷史發展，排除了反向因果關係。雖然案例研究初步驗證理論假說並展示了因果機制，但是並不能有效排除其他因素（如殖民地經歷、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等）的干擾，也無法比較不同機制間的重要性。隨後三章轉而採取大樣本定量統計的方法來檢驗上述三個機制在其它案例中是否有效。威默構建並利用了多個數據集，透過工具變數等統計技術，更加充分地論證了上述三個機制的重要性。例如，他驗證了，各個國家的民族政治包容程度與識字率、鐵軌密度、語言同質性以及政治和公民組織的密度呈正相關；而十九世紀下半葉由中央集權化政府統治的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也能在國內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其語言多樣性也較少。威默還發現，語言多樣性高和公共物品供給程度低之間的統計相關性更多是因為它們都出現在缺乏中央集權國家歷史遺產的社會中，實際上並不存在真正的因果關係，而語言多樣性發揮影響更重要的機制是建立政治網路的難易程度。透過大樣本統計研究，威默很好地驗證了人均志願性組織，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以及居民語言同質程度這三個變數的顯著性。此外，他在後續章節還討論了民族自豪感、國家認同與忠誠等問題。

威默用嚴謹紮實的研究工作再次證明“族群之間的政治平等是國家建構的關鍵決定因素”

（第7頁）

，復興了民族主義和族群衝突研究中的宏觀歷史社會學傳統。當然，《國家建構》還是有許多值得繼續討論的問題。比如結構性解釋與自主能動性（以及長期宏觀影響與短期微觀要素間）的張力。威默試圖展示的是歷史經驗與宏觀結構如何影響了世界上不同國家的國家建構前景。威默更相信：“這樣的歷史事件都沒有將國家建構的程序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它們似乎僅僅是修改而不是重新設計建造本書所關注的長期歷史力量。”

（44頁）

然而，諸如政治勢力的領導與決斷，某些重大而意外的事件（重大自然災害和瘟疫等）以及人們對它們的處理應對等短期要素同樣對一個國家能夠發展包容性的民族認同有著影響。如威默所承認的，國家建設並不總是一條單向的路。歷史中充滿了偶然、意外與逆轉。路和門可能都是雙向的，並沒有前定的命運，也沒有多少簡單的選擇（比如當我們談論“包容性”時，是應該更注重推動語言與文化的同一性還是尊重和保護內部的差異性？）。在某些歷史的關鍵節點上，民族身份有時會由於各種衝擊而經歷挑戰而發生劇烈的波動，展示出多重的可能性（雖然機率有所不同）。相關的社會歷史與政治程序並沒有（也不會）以今天或某個時點所存在的任何民族形式就此終結。曾經看似穩固的國家可能會崩解（如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而曾經被邊緣化的民族身份後來可能會再興起（如蘇格蘭）。相關研究不能假定歷史上（也包括如今）穩定的民族（nations）是合適的觀察單位，也不能假設國家建構的成敗是由某種歷史條件預先確定的

（第7頁）

。“抽刀斷水水更流”，這就給研究帶來了巨大的困難。許多時候，我們恐怕不得不承認，“國家的成功和失敗很隨機，我們不太知道為什麼”

（24-25頁）

。

此外，需要考慮的還有外部因素對國家建構的影響。本書的討論專注於國內條件，但國家建設的程序總是在一定的國際體系和周邊環境背景下發生，不可避免地受到後者的影響。如許多研究所指出的，不少國家（特別是在非殖民浪潮中出現的新興國家）國家建構所面對的關鍵挑戰就在於，其現有的國家邊界本就不是由歷史“自然形成”形成的，而是為外部力量所強加，並且不斷受到外部因素的約束和干擾。例如，就有西方學者認為當今國際社會的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規範使得像在非洲這樣的地方，不少領土與邊界無法進行“恰當”變更來符合“現實”，結果跨越國境的族群網路構成了國家構建過程的重大挑戰。不少族群的存在是跨越政體邊界的。發展威默的社會交換網路模型，納入國際體系環境要素，或將是一個令人期待的研究方向。

注意到種種複雜性，我們就越發能認同威默在理論主張與政策建議上的審慎節制，謹慎而謙卑地承認我們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所知和“能做的並不是那麼多”

（20頁）

。威默對西方世界頗為流行的改造其他國家的衝動提出了明確警告：國家建構需要時間，外部力量缺乏足夠的合法性和必要的耐性來等待並培育政治聯盟網路在不同區域蔓延，即便從外部提供公共物品並不能有效地幫助實現這一點。畢竟“國家建構是幾代人而不是幾年就能完成的事情”

（第2頁）

，需要久久為功。對中國而言，無論如何評估歷史給我們的遺產，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維護依舊需要我們做出不懈的努力來推進包容性的國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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