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評論：打造生育友好型社會福利體系

“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本意是還權於民，把原屬於每個家庭的生育權利還給家庭。圖為2020年5月19日，杭州，西湖區古蕩街道古墩社群青春生育文化園內的雕塑《母與子》。 視覺中國 資料

2021年11月25日，浙江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二次會議表決透過修改《浙江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決定

，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修改後的這份《條例》明確，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在享受國家規定產假（98天）的基礎上，生育一孩延長產假60天，總計158天；生育二孩、三孩延長產假90天，總計188天。在生育獎勵與保障方面還增設了育兒假，規定寶媽們休產假，寶爸們可休15天護理假。同時明確：在子女三週歲內，夫妻雙方每年可以各享受10天育兒假。

修改後的該《條例》還對休假期間的工資發放問題作出規定：男方護理假、育兒假、獨生子女陪護父母假期間的工資、獎金和其他福利待遇由用人單位照發。

類似的是，11月26日，北京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五次會議表決透過修改《北京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決定，其中規定，女方除國家規定的產假外，享受的延長生育假由30天增加至60天。

自今年8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透過關於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決定以來，各地相繼啟動地方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修改工作，密集出臺了當地的鼓勵生育措施。截至11月28日，已有二十多個省份完成修法或啟動修法，其中延長產假、增設育兒假、發補貼成為高頻詞。

這些鼓勵生育的措施普遍出臺的背景是，自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五普”）以來，我國已經掉入低生育意願主導的內生性超低生育陷阱。

一、人口負增長時代即將到來

從1990年代初葉開始，我國就已進入不可逆轉的低生育社會，挑戰巨大。

過去五年來，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堆積效應也已釋放完畢，出生人口斷崖性下跌，2020年“七普”資料顯示，現在平均家庭人口規模跌破三口之家，大國空巢和單身社會已經顯現。與此同時，人口的虧損問題日益突出，16至64歲勞動年齡人口大幅度縮水，生育率下降導致少子化和青少年人口儲備不足，女性人口尤其短缺，而男性人口又相對過剩。

我國已經進入嚴重少子化發展階段，生育率、出生率持續下降。“七普”資料顯示，我國總和生育率（TFR，育齡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只有1。3，實際情形可能更糟（大機率是2020年TFR應該低於2010年的1。18），掉入超低的生育率陷阱已是不爭的事實。

新近釋出的《中國統計年鑑2021》顯示，2020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次跌破10‰，創下了1978年來的新低。同期，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減去死亡率）僅為1。45‰，同樣創下1978年以來的歷史新低，也是自1949年以來的新低。

換句話說，2020年全國人口出生率創下72年來新低。只要出生人數低於1000萬，我國人口負增長就會到來，而這一歷史性的轉折點很可能在今明兩年。人口負增長意味著人口新時代的到來，而不僅僅是人口轉變新階段的開始。

我國面臨的是相對和絕對雙重意義的人口少子化（0至14歲少兒比例下降和少兒人口規模減少）以及生育的少子化（一是水平，二是數量）。

與2010年相比，2020年15至49歲女性人數減少了5749萬人，這十年間，育齡女性人數平均每年減少575萬人。2010年，20至29歲生育旺盛期女性人數有11358萬人；2020年，生育旺盛期女性人數有7895萬。可見，從2010年到2020年這十年間，生育旺盛期女性人數減少了3463萬人，平均每年減少346萬人。

近年中國出生人口數（萬人）。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自國家推行生育的社會計劃以來，我國人口出生率“跌跌不休”，如今再創新低。資料顯示，2020年的自然增長率不足十年前的25%，特別是自2016年實施二孩政策以來，自然增長率由6。53‰降至1。45‰，2017年以後自然增長率下降速度加快。人口出生率從2016年的13。57‰降至8。52‰，用“斷崖式下降”形容其快速下降亦不為過。根據目前的發展趨勢，2021年出生率仍將繼續下降。

出生率跌破10‰意味著，我國人口負增長將提前到來，甚至近在咫尺（原來估計在2027年以後，現在看來恐怕是近兩年的事，甚至有學者估計2018年就已經到來），人口萎縮是大勢所趨，低生育-少子化-老齡化-人口結構失衡的風險顯著加劇。一個人口學意義的風險社會已經凸顯。

自2000年“五普”以來，我國已經掉入低生育意願主導的內生性超低生育陷阱。現實情況是，因為生育的經濟成本、照料成本（人力成本）、時間成本（人力成本）、機會成本、健康成本及心理成本急劇飆升，年輕一代的生育觀念已經發生根本性變革，基本是0至1孩的選擇。對有些育齡群體而言，低生育是經濟成本太高緣故；對另外一些育齡群體而言，低生育則是非經濟成本太高之故。

為此，我國需要對內生性（主導性和決定性）和外生性低生育現象同時關注，雙管齊下，對症治理。千方百計降低家庭預期的和不可預期的生養成本，是提振生育率的根本出路。

二、推行生育福利政策是鼓勵生育的根本途徑

從生育友好角度看，延長產假和育兒假無疑是正確的做法，有利於減輕家庭的育兒負擔；但對企業來說卻不一定是好事，至少加重了用工成本。必須認識到，這是一個難以平衡的兩難選擇，需要跳出來思考應對之策。

好的政策需要統籌兼顧，考量各方的利益，找到利益博弈的均衡點。換言之，追求生育友好的同時也不能過分犧牲企業利益，為此國家應該在稅收等方面優惠這些企業，開展生育友好型企業美譽度評選活動；同時，需要對企業實施生育補貼政策，爭取企業的理解和支援，共同打造“生育友好型社會責任共同體”。應該清醒認識到，延長產假和育兒假主要是對二三孩生育的事後補償，本身並不是激勵性措施，所以對提振生育率的效果難以預期。

生育與就業的平衡似乎很難。但國家和政府必須爭取企業的理解和支援，避免任何形式的女性就業歧視。那麼，到底誰來為這些育兒假買單呢？有人說：制定政策的是不用買單的，買單的沒權制定政策。怎麼樣才能做到不僅僅是“看上去很美”，而能符合實情，可行可操呢？假如規定得很完美，但多半無法落實，就是形同虛設。

中道蘊含著可持續發展的中國智慧。我國需要平衡的發展觀和政策觀，將生兒育女和微觀的家庭發展、個人發展，以及中觀的企業發展和宏觀的社會發展很好結合起來。不能為了二孩三孩生育而過分犧牲婚姻幸福、職業發展和企業利益。要允許每家每戶和育齡女性依據各自不同情形來決策，體現生育的多樣性和自主性；同時重視企業的利益訴求，用公共財政彌補企業損失的利益，以鼓勵措施打造生育友好型企業。

在理論上，生育福利政策具有事後補償和事前激勵兩種不同的功能。比較而言，我國更需要具有激勵作用的生育福利政策，能夠給生育以經濟動力和利益預期。那就是，國家要拿出真金白銀，分擔家庭的生養成本，以強有力的公共財政支援對二孩甚至三孩的追求，展示“多子多福”的國家福利，彰顯低生育時代的國家和政府責任。

延長了的產假和育兒假能不能消除年輕夫妻的後顧之憂？恐怕不能。現在國內某些地方的做法，如生育獎勵，可謂杯水車薪，起不了什麼大作用。目前國家要真正重視“生育是國事”這一論斷的深刻含義，承擔起應有的國家責任，出臺強有力的激勵性生育福利政策，以遏制生育率持續低迷的趨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國外鼓勵生育的立法可以借鑑，瑞典的做法就比較有成效。1999年，瑞典的TFR一度跌至1。5，但從1960至2018年，多數年份在1。7至2。0的範圍波動，這與瑞典政府在鼓勵生育上所下的工夫密切相關。

瑞典政府認為，生寶寶不是媽媽一個人的事兒，父親也必須承擔責任。瑞典是世界上第一個立法對男性休產假做出規定的國家，瑞典語裡甚至有一個專門的單詞叫“父親休產假”。為鼓勵父親多休產假，瑞典的社會保障部門設立了獎金，在休夠法定的60天產假後，父母每多休30天產假，就可多領取3000克朗獎金，如果父親和母親在休產假上做到“完全平等”，即每人休假240天，這對父母可領取135000克朗的最高獎金。

根據瑞典法律規定，準媽媽們可以在預產期前7周開始休預產假。在孩子8歲或讀完小學一年級之前，父母可以將自己的工作時間縮短最多四分之一，比如，如果每天需要工作8個小時，帶孩子的爸爸媽媽每天就只需要工作6個小時。

再如德國政府，於1986年出臺相應法律，規定父母可享有10個月的育兒假。1986年至1992年期間，德國的育兒假時間不斷增加，逐漸延長至36個月。相關法律還確保父母在育兒期間不會失去工作。顯然，育兒假只有立法保障落到實處才能在博弈中收到效果。

推行生育福利政策需要“全國一盤棋”。生育福利待遇包括了若干層面，譬如，有國民待遇，也有居民待遇。為此，我國需要打造“1+X”的生育社會福利體系，“1”代表一視同仁的中央國策，“X”代表各顯神通的地方政策，二者結合才能更好地彰顯“生育乃國事”的真諦，也就是國家和政府應該承受起相應的生養責任。當下，最佳化生育不僅僅是國人的需要，亦是他們的權利。實施1+X福利模式，才能形成“全國一盤棋”的格局。

國家需要拿出真金白銀，將公共財政變成陽光財政，體現社會福利的生育友好。現在我國生育友好社會福利體系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方向對頭但力度不夠，特別是國家層面的福利政策力度不夠，而且碎片化狀況比較突出，這與全國性人口流動形勢不相適應。

目前所見較多的是延長育兒假等補償性生育福利政策，但缺乏激勵性生育福利政策，如孩童花紅（國外稱兒童牛奶金）。加拿大等國直接補貼到孩子身上的做法就比較有驅動力，家庭多一個孩子就多一份補貼，這樣在孩子還年幼的時候，就能給父母帶來利益預期和激勵。實施這種育兒補貼，父母可以獲得看得見摸得著的生育福利，也可彰顯國家和政府對生養成本的責任分擔，值得借鑑。

三、打造生育友好型社會是低生育時代的必然抉擇

從某些地方的人口趨勢來看，人口負增長時代實際上已經到來，只不過存在著區域差別。亡羊補牢，已然晚也。應當抓住稍縱即逝的最後機遇，否則花再大力氣也會迴天無力。

打造生育友好型社會是低生育時代的必然抉擇。打造生育友好型社會是指，在價值和權利層面上形成了尊重生育自主性和多樣性的社會共識和氛圍，在政策和制度層面上形成了鼓勵生育、適度生育和最佳化生育的人文認同，並據此形成了相應的公共服務與福利保障體系的社會。

“生育友好”包含國家、政府與社會對生育的積極態度和行為取向，包括生育的價值與權利認同，體現生命至上、權利至上和健康至上三大理念，重視母嬰生命權、生存權和健康權。生育友好必然包含著生育的公共服務支援、福利保障支援，體現全社會對生育正向的價值取向、服務取向和福利取向。

特別是，生育作為人類生命再生產過程，關乎人類種的繁衍，是值得高度重視的有很高價值的社會再生產活動與過程。生育友好承認生育是值得尊重的特殊社會勞動，生育既是家事亦是國事；而在低生育時代，越來越具備國事的屬性，需要國家、政府和社會承擔起相應的“生育責任”。

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本質就是為千家萬戶提供豐富多樣的生育福利供給，以期生育能夠成為被全方位、全過程保護和保障的天底下最幸福的事。這是低生育時代的中國夢。

需要考慮及時頒佈具有前瞻性和戰略性意義的中央檔案。譬如，頒佈類似《關於應對低生育風險 保障國家人口安全 構建新時代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意見》這樣的檔案，防範1990年代初積累起來的持續低生育的巨大低生育人口風險，及早治理相關問題。應打造“生育友好型社會責任共同體”，構建生育友好整體性、長期性和鼓勵性社會環境，消除生育主體（家庭或者夫婦）的“生育焦慮”和“生育恐懼”。

概言之，生育友好體現在三個方面，即生育的文化友好、政策友好和環境友好。

首先是生育的文化友好。傳統是現代的母體，生育友好的現實社會一定與傳統文化具有某種對接性和傳承性，主要體現在社會能夠尊重生命（母嬰一體）的價值，並能包容生育決策的自主性和行為的多樣性。古今中外，生育本質上都是一種文化現象。在我國，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應該是長期的國家行為，必須從生育文化這個“根本”上做好文章，建立有方向感的新型生育文化，為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提供生生不息的文化動力。

重視婚姻和家庭、傳宗接代、養兒防老，是綿延五千年的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動力。新型生育文化建設需要部分迴歸傳統，彰顯傳宗接代、民族繁衍的核心價值。

新生育文化建設的三個方向是鼓勵生育、適度生育和最佳化生育。丁克文化是人類慢性自殺的文化，需要高度警惕和防範。提倡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就要著力於消除制約生育的種種不利因素，最大限度釋放沉睡中的生育潛能，讓人們想生、敢生、樂意生、養得起、養得好，讓生育從苦惱轉變成甜蜜的事業。

同時，釐清國家和家庭最佳化生育的責任邊界很有必要。國際共識是，生育權利乃天賦人權，我國也不能例外。“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本意是還權於民，把原屬於每個家庭的生育權利還給家庭，讓家庭做到自主、自覺、自由且負責地生育。把一個生命帶到世上究竟意味著什麼？年輕父母應該認真地思考孩子的權利，負責地掂量養育的能力，自己究竟能給孩子什麼樣的幸福？孩子能不能健康快樂地成長？

其次是生育的政策友好。“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另一層含義是造福於民，體現在相關政策的包容性、鼓勵性和福利性上。無論是在歐洲各國還是東亞社會，提振低生育幾乎是低生育國家和地區一致的取向，我國作為第一人口大國於2021年5月決定實施三孩政策也明顯包含著鼓勵生育的意思。生育不僅是家事而且是國事，這一點要大力強調，在低生育時代要凸顯國家、政府的責任，福利政策要強勢介入。

再次是生育的環境友好。環境友好包括了服務友好（突出如托幼服務）、設施友好（如公共場所的母嬰室）等等。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後，相當比例的家庭想生而不敢生，一些調查顯示，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經濟負擔重、兒童無人照料，以及女性難以平衡家庭與工作的關係。與“生”相比，“育”才是年輕家庭真正的難點和痛點。

四、結語：築牢人口安全防線

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提法標誌著低生育時代的社會覺醒和國家應對，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題中應有之義，具有重大而且深遠的歷史意義。社會學之父、法國思想家孔德曾說過：人口即命運。這一高屋建瓴的判斷給後人很多啟發，我國低生育所引發的人口長期風險具有巨大的國家安全含義，必須高度重視，及時防範與化解。

人口安全是非傳統安全譜系中的重要一維，在國家總體安全中佔據基礎性地位，舉足輕重。根據歷史經驗，或許可以說，人口、土地與文化構成了人類文明的三要素。沒有人口，也就談不上文明的演化。人口安全是人口均衡、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底線、紅線和防線，我國要不斷提高人口發展的安全意識或者說安全係數，牢固樹立人口發展的安全觀、平衡觀和最佳化觀。

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恰恰應從築牢人口安全防線入手，首要的前提條件就是提振過低的生育率，促進中華人口的代際均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