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改革與增長的數理邏輯及未來增長5.5%左右的模擬估計

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今天在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實驗室2022年一季度經濟形勢分析和研討會上，報告一下我們這幾年關於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的研究內容。並解釋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之間數理邏輯關係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同時也釋出一些資料結果是怎麼計算出來的。

我講四個方面。第一，二元體制的學理邏輯；第二，經濟奇蹟和增長核算；第三，中國二元體制下的自然經濟低增長速度；第四，未來大力度改革與重大發展舉措促進經濟增長速度的模擬估算。

一、二元體制的數理邏輯

改革與經濟增長的數理邏輯關係。目前現代經濟學的模型數理有經濟發展劉易斯二元結構理論及其一直到喬根森的模型；有市場經濟新古典主義的索羅模型，還有凱恩斯主義的哈羅德—多馬模型等。而如改革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怎麼去計算，過去大多數的文獻都是定性的猜測，還有一些文獻用改革前和改革後資料對比的方法，實際不是內生變數分析的方法。

首先將分析的客體進行分類。比如說，有市場經濟、發展中國家經濟、轉軌國家經濟。但是，轉軌國家要說的是前蘇聯和中東歐這些原來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一般五年左右就從計劃經濟轉型到了市場經濟。一個五年時間的體制轉型，都是薩克斯等設計的改革方案。而去總結改革會帶來多少經濟增長的模型，在時間上不足夠長，實踐上也似乎沒有必要。而中國二元體制轉軌，是一個已經進行了近45年，而且還沒有結束的特長週期的轉型過程。

比如說發展中國家從經濟落後到發達的歷程，可能40年，也可能80年。是結構轉型的發展經濟體。因此形成有專門的結構主義的發展經濟學。二元體制，表現為計劃配置和市場調節，競爭主體和非競爭主體競爭，人口城鄉分割管理和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市場價格與價格管制，市場化信貸和所有制歧視，土地計劃與市場拍賣。

原來我們想建立和建設一個國家、企業和個人利益高度一致的計劃配置和產品生產的經濟和社會，力圖取消商品和市場，進行計劃管理。30年實踐證明，資源配置並沒有按比例，生產建設低效率，技術進步缺乏動力。1978年開始，我們進行產品計劃經濟向商品市場經濟的體制改革。

我們先承認了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有著不同主體的利益。這形成了追求經濟利益的企業和勞動者主體。逐步放開了市場，有了經濟主體間的競爭。然而，因漸近轉軌，二元體制長期並存，體制扭曲成為常態。一些體制扭曲，可以透過競爭主體追求經濟利益的行為而加以糾正。如農村土地要素不能市場化配置，但是透過農民和鄉鎮企業在自己承包耕地和鄉鎮企業生產，產品可以市場化銷售，實際上其勞動和土地實現了市場化，獲得了勞動力的務工和土地的地租收入。

然而，一些扭曲是無法由競爭主體糾正的。如戶籍管制不讓購買住房和子女不能就學等，勞動力無法最優配置；如信貸歧視，競爭性效率高企業得到資金成本高或者配額少，而非競爭性低效率企業得到資金成本低和配額多；如建設用地要素農村創業者得不到，民營企業獲得難度大等。一些土地的計劃、規劃、用途管制和各類審批管理，阻礙土地要素的市場最佳化配置。

於是，二元體制經濟中，既存在著許多市場競爭性的標準值，也存在著非市場的扭曲值。比如，2020年競爭性民營企業資本利潤率約5%，而國營企業權益資本盈利率只有1。64%；比如說勞動力農業就業率，在人均GDP12000美元的經濟體，一般是在12%左右，我們是24%。諸如此類，我們可列出很多。

對於市場競爭性值與非市場扭曲值，我們可以求出二者之間的扭曲差，可以稱之為二元體制扭曲差值。在二元體制改革與經濟產出增長之間數理關係方面，體制性扭曲差值是一個最為關鍵的內生變數。其實我們天天觀察和感覺到市場競爭和非市場體制間的這種差別，但是忽視了它成為關鍵經濟變數的重大學理意義。其實，我們可以透過體制扭曲差值，計算出各種生產能力的閒置浪費，求出要素和資產剩餘數量，收入和消費缺損，也即體制扭曲性要素、資產和消費剩餘。從反事實法可以計算扭曲的損失，從還原法可以估算改革可以獲得的生產力潛能。

二、改革TFP和土地零到市場價溢值直接計入GDP

我們的研究還有三個重要的研究結論。一是發現存在廣義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簡稱TFP，下同）和體制改革全要素生產率之分。國內外一些學者認為，廣義技術進步是加速經濟增長的最主要潛能。我們發現從1971年一直到現在的TFP增長，歐美日韓這些市場經濟國家的全要素生產，年平均增長率幾乎穩定在0。8%到1%之間。後來我們看到瓊斯和菲斯佩奇所著兩篇經典的論文，他們研究發現TFP增長從長週期來看，上下波動幅度較小，較為平緩。幾乎是一個平行於橫軸的曲線。如瓊斯研究歐洲和美國研發人員投入是向上向右傾斜的一條曲線，然而TFP增長曲線則是向右平行的曲線。也就是說你可以進行指數性的投入，但並不會帶來指數性的增長。

但是，我們國家發現TFP增長在三個改革力度非常大的時期，都呈倒V型較大幅度。而且最高的TFP年增長率到了8%左右，這是不可思議的。1971-2018年的亞洲生產率組織的資料，1971-1977年中國TFP增長年平均是負2%。但是1978年到2018年，中國年平均增長率是3。49%。這肯定是改革獲得的。即使我們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廣義技術進步TFP年平均增長速度樂觀地確定為1%，則其他的2。49%則是體制改革獲得的。

二是體制改革TFP也有所區分，一類是要素市場配置化改革TFP，另一類是城鎮住宅零到市場價溢值形成的TFP。對此，在今年4月知網首發《財經問題研究》刊登的

“

經濟增長：要素市場化效率與土地和住宅資產化溢值——基於二元體制改革視角對中國增長奇蹟的一種解釋”一文中詳細進行了分析。

三是土地資產化改革零到市場價溢值直接進入了GDP核算。我們看國家統計局1978年到2018年，建築金融房地產三業，增加值佔GDP比例擴張了12。5%。然而，製造業和農業增加值比例一直是收縮的。因此，增長的源泉是土地房屋的貨幣化、債務化和財富化。特別是土地，支出法上企業支付了購地款；分配法上地方政府獲得了土地出讓金；生產法方面，建築土地不分成為資本利潤，房屋和工商物業獲得出租租金，按核算國際規則居民自己所有的住宅給自己虛擬收取並支出一筆房租。

因此，解釋中國過去經濟增長奇蹟，需要總結核算型數理模型。

計算總GDP增長速度和TFP增長速度，假設廣義技術進步TFP是一個常量，我們假定是1%，總的GDP增長減去廣義技術進步就是改革TFP的增長。1978到1997年，改革TFP幾乎全部來自於要素市場化改革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而1998年及以後，除了要素市場化改革TFP外，還有城鎮住宅改革零到市場價溢值TFP；而很比例的土地零到市場價溢值，則直接核算計入了GDP。

如三次大力度改革的GDP和TFP的高增長為：1978年到1985年均GDP增長了11。06%，但是TFP年均增長了5。57%，TFP增長貢獻佔了50%多。1991-1995年，GDP年均增長12。28%，TFP年均增長6。20%，也是佔50%。2001-2008年這幾年GDP年均增長10。83%，TFP是4。46%，佔41%，降下來了一點。但是改革TFP的比例，把改革TFP分幾塊，紅的是要素和效率提高的TFP，資產一直是緩慢的釋放。

三、二元體制自然經濟低速增長

我們研究還發現市場經濟國家和二元體制國家有著不同自然經濟增長率、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增長潛能。市場經濟國家增長潛能主要來自於擴張性經濟政策對流動性不足的刺激和釋放，二元體制增長潛能主要來自於改革對體制禁錮生產力的放鬆和剩餘的釋放。這是一個本質性的差別，市場經濟發展體制，經濟自然增長的區別是什麼？二元體制的經濟潛在增長速度是體制改革外部推動實現的；一元市場體制國家是政策調節，但經濟增長動力內生獲得。所以要想達到潛在的經濟增長速度，二元體制國家更重要的改革，而不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

關於人口生育管制的經濟後果，人口自然增長滯後20年影響經濟增長的變動關係，我發表過兩篇學術論文。如將1973年到1996年人口自然增長率作為自變數，與1993年到2016年GDP的增長率因變數進行迴歸，相關度彌合度很高。形成了一個迴歸模型。我們用其代入2002年到2015年資料推測2022年到2035年的經濟增長，得出了年均GDP增長2。8%左右的結果。

2011

年到2021年就業平均增長是負0。18%，投資平均增長平均6。92%，GDP平均增長也是6。92%，如果按照這個來算，2022年到2035年就業可能平均負增長1。11%，因為人口是一個定數，投資增長平均3。5%，GDP平均自然增長速度則會是2。5%。

我們用生產函式也進行了估算，自然經濟增長速度大概在1。5%到3%之間的，中位數是2。5%。

四、經濟體制改革還會促進經濟中高速增長

溫故而知新。改革前1957年到1997年期間，投資平均增長率是42%，就業平均增長2。62%，GDP平均增長是5。5%。改革以來，1978-2018年投資平均增長率22%，比沒有改革前降低了一半，就業平均增長是2%。但是我們在投入下降幅度這麼大的情況下，GDP年平均增長率多出了4個百分點。這是哪裡來的？其實就是經濟體制改革所獲。

對未來大力度改革與重大發展舉措經濟增長的模擬估算。一是先計算二元體制自然經濟增長速度，包含廣義技術進步TFP增長；二是農村住宅和宅地資產化零到市場價溢值TFP；三是勞動力、資本和土地要素進一步市場化配置改革對剩餘盤活的釋放，實際是體制性各類剩餘要素的再投入；四是城鄉，特別是農村土地的資產化改革，土地資產化零到市場價溢值，用核算三法平衡計入GDP；五是重大發展舉措，調節水資源分佈，增加可利用土地要素投入。

因此，在解釋過去經濟奇蹟時，我們用的是核算模型，重點是計算改革TFP和土地資產化零到市場價溢值直接計入GDP的核算。而在預測和展望時，我們建立的是未來變動的模擬模型。需要指出的是，要符合中國二元體制改革實際，必須對索洛增長模型進行改造：1、迴歸古典模型，增加土地變數。因為一是要將體制扭曲性閒置剩餘的土地要素透過改革釋放再投入；二是土地零到市場價溢值需要按照維塞爾要素生產力貢獻作為地租計入；三是如果國土開發利用率低，還可增加可利用土地，則可將土地的垂直借給曲線改變成向右上傾斜的曲線。2、對於農村住宅，如果其進行資產化改革，其從零到市場價溢值貢獻，還是應當計入TFP核算之中。3、與前面經濟奇蹟解釋不一樣的是，由於扭曲差值可以計算出各要素的數量，在迴歸古典的模擬增長模型投入變數中，既有每年實際增加的勞動力、資本和土地要素，也有改革盤活體制性剩餘要素數量。其生產結果不再以TFP的形式體現。

我們還是像前三次一樣，來第四次大力度的改革，猛推一下，GDP未來的速度可能是這麼一個情況，如果二元體制扭曲的自然經濟增長率大概是平均2。5%的曲線。如果採取重大改革和發展舉措，就像1978年以後三次大改革時的局面，GDP增長會有一次大的倒V型波動。我們分解，未來要素市場化改革，比如說戶籍管制及其相關體制全面放開，國有企業以效率為導向深化改革，信貸和資本市場公平化，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GDP增長率曲線就是倒V型形狀。而農村房屋的資產化和土地資產化改革，其零到市場價溢值，由於是連續和較平均交易釋放的過程，即增加值增長就是兩條平緩的增長曲線。

結果就是2035年前的階段，GDP年平均增長潛能，要素市場化改革是1。4%，農村和城鄉土地房屋資產化改革1。6%左右，實施調水增地重大發展舉措還可獲得0。5%左右，假定自然經濟增長速度中包括廣義技術進步年平均增長率為1%左右，而順其自然的經濟增長速度為1。5%-2。5%之間，總的經濟增長速度趨勢可在5%-6%之間，可以實現GDP翻兩番，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和初步建成現代化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

今天出席釋出和研討會的有李雪松所長、王遠鴻副主任、楊曉光副所長和王維同副校長，都是資深的數量經濟學家。我們的二元體制數理邏輯，只形成了一個初步的框架，需要進行更深入細緻的研究，還需要批評指正，以便進一步完善。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