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埃德蒙·費爾普斯：現代價值觀與結構性蕭條的根源

生產率標準是如何決定的

《活力：創新源自什麼又如何推動經濟增長和國家繁榮》，埃德蒙·費爾普斯等著，郝小楠譯，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5月版。下文節選自書中的導論，原標題為《一個關於創新、繁榮和增長的理論》，有刪節。

撰文｜埃德蒙·費爾普斯

摘編｜李永博

隨著20世紀的到來，從1898年的維克塞爾和1911年的熊彼特，到20世紀20年代的庇古和拉姆塞，再到40—80年代的薩繆爾森和索洛，經濟學家們已經跳出了19世紀由李嘉圖建立並由瓦爾拉斯一般化的價格數量靜態理論，走向了經濟隨時間不斷髮展的理論。發展路徑包括經濟的資本存量和勞動力、利潤率和工資，以及生產率的增長。

幾十年來，這一學術進展一直佔據了經濟學的中心位置。除了為之前業已存在的領域提供更堅實的基礎，它還為一些具體分析開闢了新的道路，比如家庭儲蓄與勞動力供給、企業投資、匯率、資本積累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或許是熊彼特1911年的著作，它突破了國家發展只是一種資本積累（投資和儲蓄）的傳統觀點，發現了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的重要作用。

然而，這一“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因未考慮現代經濟的特徵而受到批評。1921年，弗蘭克·奈特發現做出投資決策的企業一般會面臨“不確定性”，以及凱恩斯所說的“未知的”可能性。凱恩斯在1936年指出，與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不同，市場通常無法獲得到達均衡路徑所需的知識，所以經濟可能會在蕭條和繁榮之間搖擺。在這種情況下，他相信貨幣或財政政策可以將經濟拉回到正常軌道。雖然如此，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依然是增長以及工資和利潤率方面的標準理論。

這一標準增長理論最致命的缺陷是未能認識到現代生活的核心，而奈特不確定性只是其中一個方面。

埃德蒙德·費爾普斯，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就業與增長理論奠基人，“現代宏觀經濟學締造者”和“影響經濟學程序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費爾普斯繼羅伯特索洛之後，對經濟增長的動態最最佳化路徑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經濟增長黃金律”，從而正式確立了經濟增長理論。

標準理論的關鍵缺陷

在標準經濟學中，真正的經濟增長來自一個由完全或主要是外生的技術進步（使用索洛的術語）驅動的像機器一樣的經濟體，這種增長被定義為TFP的增長，TFP是由勞動生產率和資本生產率加權平均得到的。這種“進步”就是驅動力：儘管一些國家相對其他國家可能擁有更高水平的生產率，但是沒有哪個國家能取得比技術進步速度更快的生產率增長速度。技術進步與商業應用相結合促使嗅覺靈敏且富有激情的企業家去創辦新的企業或發掘已有的企業，以期獲得相應的回報。

熊彼特和其他德國曆史學派的學者認為這種“技術進步”來自“科學家和航海家”的發現，這對於熊彼特時代的奧地利來說可能是正確的。他們認為這種發現是原始動力，使企業家所採取的商業應用成為可能。這也成為標準理論對創新的解釋，熊彼特稱之為“新事物”。在他看來，在一個國家的經濟內部沒有任何人能構思出新事物，從而對該國的創新和增長做出潛在的貢獻，也就是不存在自主創新。然而值得懷疑的是，標準理論的這些要素是否仍然適合近200年間崛起的高度現代化的社會，包括19世紀發展起來的發達社會，主要有英國、美國，以及之後的德國和法國。人文、人類學和其他一些社會科學研究已經對此提出了一些看法。

約瑟夫·熊彼特（1883-1950），美籍奧地利裔政治經濟學家，1906年獲得法學博士，後移居美國，並一直在哈佛大學任教。熊彼特先後出版了《經濟發展理論》、《景氣迴圈理論》、《經濟分析史》等數十部著作，被譽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

首先，不只是“科學家和航海家”，普通人也有能力產生原創性的想法，而這些想法中有很多（不只是來自擁有特殊才能的人）都像科學思想那樣可能具有商業應用價值。事實上，幾乎所有行業都會有工人、經理或其他人員不時迸發出新的想法。人類學家很早就相信人類具有這種才能，並且這已經得到證實。尼古拉斯·科納德和他的團隊在對德國南部一個早期智人居住過的洞穴進行考古發掘時，發現了一根可以吹奏的長笛。 如果人類擁有如此非凡的天賦，那麼整個社會只要有意願，就有可能建立起允許和鼓勵新想法產生的經濟，從而推動創新和經濟增長。

其次，一個國家的經濟遠非只有增長。毫不誇張地說，標準理論只是粗線條地將人們的慾望描繪成完全物質式的：只關心他們的消費（包括集體物品）和休閒。這樣的理論可能描述了像18世紀的英國那樣的商業經濟社會，但它忽略了在現代經濟中處於中心位置的“體驗”維度，而新的方法和新的事物正在這一維度不斷被構思和試驗出來。在標準理論中，一個人的生活被簡化為如何達到最好的條件——尋找回報最高或成本最低的一點。

最後，標準理論將社會成員視為原子式的個體，因而沒有任何去影響被提供產品的數量和質量的意識。因此，工作生活缺乏任何自由意志的運用，從而失去了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這一理論將我們看作朝九晚五的機器人。然而，這樣的感覺並不是現代經濟的常態。在現代社會，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的體驗給了人們一種“自主意識”，使他們覺得自己哪怕在一個很小的領域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因為標準理論沒有意識到這些維度，它既不能解釋經濟績效（物質和非物質的）在國家間的不同，又無法解釋這種績效的升降。

在國家間的物質績效差異方面，標準理論認為生產率是趨於均等的，資本和技術會流向它們相對稀缺的國家。而資料顯示，在G7（七國集團）國家中，英國和德國的生產率要遠低於理論預測的結果，美國則遠高於這個結果。可以想象的是，如果一個國家擁有優越的企業家精神，它就會相對其他國家保持領先位置，但這一論點可能會讓熊彼特主義者感到為難，因為熊彼特與他的理論一致堅持，由科學發現創造的商業機會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如此。

對於非物質績效來說，標準理論也沒有提到任何系統性的國家間差異，因為它看不到國家間經濟生活體驗的本質性差異。而資料證明，非物質績效指標，如平均工作滿意度，在瑞士、丹麥和奧地利較高，而在西班牙、德國和義大利較低。

關於經濟績效的跨期差異，標準理論顯然也沒有提供解釋。對於其術語——技術進步，它沒有用於預測的模型，因此也無法從物質或非物質的方面解釋這樣的發展。然而一個變化中的世界需要我們去做出解釋：歷史證據和最新研究向我們展示了19世紀在幾個國家接連出現的長期繁榮（相對於長期停滯），以及直至20世紀末幾個國家接連發生的長期停滯。無論是對於繁榮還是停滯，這一主流理論都沒有提供任何解釋，這是一個重大失敗。

那麼，一個國家經濟績效的上升或下降，包括物質的和非物質的，相對於其他國家的，以及如前所述的相對於自己過去的，究竟要如何解釋呢？顯然，在社會想要從經濟中獲得什麼以及能夠獲得什麼這個方面，如果我們想要了解國家之間有何差異，就需要深入所研究的國家內部。我們需要識別和衡量出社會中有哪些力量有助於解釋一個國家是如何實現自主創新的。

埃德蒙德·費爾普斯。

一些理論學家試圖證明一個國家的經濟在創新發展中如何發揮比熊彼特構想的更廣泛的作用——有人甚至提到了“內生”增長，以與熊彼特的外生增長相對應。20世紀 60年代，理論學家（我們幾乎所有人都與蘭德公司有一定聯絡）開始致力於科學進步的商業應用。肯尼斯·阿羅建立了一個基於“幹中學”的生產率增長模型。理查德·納爾遜等人提出了由“工業研究”和新工藝的“傳播”帶來的“技術進步”。80年代，保羅·羅默建立了一個模型，對原始的產品線引入了一系列變化。90年代，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霍依特分析了一個具有機率結果的“研究活動”產生隨機序列的質量改進創新的模型。羅默1990年的模型則納入了被稱為“新想法”的事件。

我們必須走得更遠，並且在不止一條道路上前進。我們需要找到可以產生持續增長的驅動力。當然，如果沒有新的東西可學，那麼學習模型也就不會帶來增長。尋找某些科學發現的商業應用的工業研究團隊似乎是熊彼特式進步的追隨者。（正如納爾遜所說，如果科學家們收工，那麼工業研究團隊也就無事可做了。）連續的產品線也不會帶來持續的增長。“研究活動”和“新想法”是一個黑匣子，它沒有告訴我們火花和燃料在哪兒。

儘管在一些現代經濟和近現代經濟中，有組織的企業R&D（研發）活動，比如對新應用的研究、“幹中學”、尋找問題解決方案，可能會帶來偶然的生產率改進或新的產品，然而沒有證據表明，持續的創新、增長和工作滿意度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由這些活動解釋（從統計學意義上說）。可以肯定地說，這些活動不可能是過去200年生產率爆發式增長的來源。

我們還需要考慮普通人的新想法及這些想法產生的源泉。即使將公司和政府機構中的技術人員有組織的研究活動視為創新及工作滿意度和增長的基礎，可能能發現一些統計上的相關性，但它並未觸及問題的本源：對個人來說，無論是來自公司內部還是外部，他們能想到和做到什麼，使用或不使用先進的科學知識，及他們為使自己滿意想要去做什麼事情，這些都只是一隅之見。因此，現有的內生增長理論在本質上缺失了人類可能性的關鍵維度，正如標準理論所缺失的一樣。

這篇導論所論述的，並將在本書正文部分進行檢驗的命題對此持有不同觀點。它的基本前提是，各行各業的人們，不只是科學家和實驗室研究人員，都具有構思新事物的先天能力，無論科學家是否開啟了新的可能性。而一個現代社會允許甚至鼓勵人們去將這些新構思付諸實踐——去創造和嘗試它們，又促使人們提出新的構思。這樣整個國家都將迎來新想法的蓬勃發展。

這意味著，無論發生了什麼樣的熊彼特式創新，在高創新水平的國家，這些創新大部分都是自主的：它來自在該國經濟中工作的數量眾多的普通人創造和創新的能力。

從這一點考慮，一個國家可能擁有“活力”——一種產生創新及從社會的角度將創新引入經濟的意願所必需的慾望和能力。當然，這樣的國家可能會遇到障礙，如戰爭和氣候等外部障礙、管制和官僚主義等內部障礙。但總的來說，一個國家擁有的創新活力越豐富，就越容易在創新上進行嘗試和取得成功。當然，以當前的條件，如總體的商業前景和政治困境，可能無法為這樣的嘗試提供充分的保障。

《大繁榮：大眾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埃德蒙·費爾普斯著，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版。

現代價值觀：經濟活力之本

對於這一前所未有的發展變化，不斷有人去研究它的影響，卻很少有人關注其根源。為什麼即使不確定能否取得成功，有些國家的人們仍樂於在這樣的經濟中追求事業，而其他國家的人們卻並非如此？ 為什麼今天我們會看到有些國家對這樣的經濟不如以前那樣熱衷？簡言之，是什麼讓一些國家走向一個願意並且能夠為經濟帶來更多創新活力的社會？一開始，我們可能會認為這樣的經濟帶來的巨大回報解釋了它的崛起，卻無法回答為什麼這樣的經濟奇蹟只在19世紀的英國、美國、法國和德國出現，而在其他地方難覓其蹤。

這裡假設的解釋是，一個更具創新性的經濟更有可能在人民相對“現代化”的國家出現。人與人是不同的。即使任何國家只要擁有了現代經濟就能獲得相同的非物質回報，總有一些國家的民眾會從這些回報中獲得更大的滿足感，從而相對其他國家的人來說，會更多地被現代經濟吸引：他們對某些或全部非物質回報的嚮往被更好地表達了出來。19世紀英國和美國相對現代化的民眾可能對某些現代經濟帶來的特殊滿足感具有超常的慾望。關於這樣的滿足感我想到以下幾點。

·這些“現代人”可能會是這樣的一些人，透過自己努力得到的成果會帶給他們巨大滿足感，而如果這些成果能帶來更好的條件或更多的認可，滿足感會變得更強。

·他們可能在成功（更古老的術語是“繁榮”，來自拉丁語prospere，意為“如願“按照期望”）中獲得巨大滿足。成功有很多種形式：一個辦公室職員因為某項成就獲得晉升，一個手工業者透過刻苦學到的技能做出了更好的產品，一個商人看到船隻入港而感到欣慰。

·他們可能為在人生旅程中獲得的興盛感而欣喜萬分——事業的發展、駛入未知世界的激動、面對挑戰的興奮、跨越障礙的喜悅， 以及對不確定性的迷戀。

·這些現代人也可能會深深地滿足於“改變世界”——“對這個世界做些什麼”，而且運氣好的話，“留下自己的印記”。

·他們還可能享受與同事並肩作戰的樂趣，去開創事業或阻擊對手。

更進一步，我們可以對追求其中某些或全部滿足感的願望背後的社會價值觀做出一些假設。

個人主義對這些慾望的影響是怎樣評價都不為過的。現代主義的滿足感從本質上說是個人主義的。對於成就、成功、興盛、改變世界的滿足都只是或主要是個人的滿足。（可能會延伸到最親近的人身上。）對個人主義的頌揚最早出現在16世紀，代表人物有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家喬瓦尼·皮科·德拉·米蘭多拉，以及宗教改革的發起者馬丁·路德，並且在19世紀得到了廣泛傳播。

另一個主要影響因素是活力主義。具有活力的經濟會吸引尋找挑戰和機遇的人們，使他們感受到生機。我們很難不把創新者想象成精力充沛和全心投入的人。在塞萬提斯 1605年的經典小說中，主人公堂·吉訶德的種種不安分行為成為那個時代所顯現的活力主義的一個縮影。

可以被稱為“自我表現”的價值觀代表了另一種吸引人們在充滿活力的經濟中工作的影響因素。當被允許甚至鼓勵去想象和創造一種新的事物或方法時，一個人會展露出一部分真實的自己。

《大繁榮》認為，在那些人文主義價值觀能夠刺激必要的慾望和態度到達一個臨界水平的國家，現代社會和由此產生的經濟活力將蓬勃發展。圖a。1對這些價值觀和慾望進行了概括。

活力的消失？

現代價值觀的消亡？

佩恩表以及最近由法蘭西銀行收集的資料表明，以歷史標準來看，1950—1970年TFP 在美國增長較快，在法國和義大利增長非常快，但在1970—1990年增速同時大幅下滑，繼而在美國和英國恢復了前期的快速增長，在法國，尤其是義大利，則進一步放緩。（德國是一個特例。）回顧更長的歷史時期可以得到另一個視角：根據法蘭西銀行的估計，在幾乎整個20世紀經濟處於領先地位的幾個大國——英國、美國、德國和法國——的 TFP 的增長在1990—2013年均顯著變緩，在1970—1990年進一步放緩，甚至低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1919—1939年和1950—1970年兩個時期。

對這一發展趨勢的普遍解釋是，假設所有或大部分創新都是熊彼特式的，那麼TFP 的增速變慢就是可商用的科學發現枯竭的結果，即標準理論中驅動經濟增長的外生“技術進步率”下降。然而這種推論顯然是有問題的：假如TFP的增長放緩是科學發現衰落從而熊彼特式創新減慢的結果，那麼前者的減速就應與後者幾乎同時發生且降低幾乎相當的水平，可事實是1970年TFP在幾乎所有國家同時開始減速時，這些國家已經從戰爭中恢復，因而不存在這一意義上的減速。但是未來也許有人能證明某種作用力的存在阻礙了兩者減速的同時和對等發生，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也不能完全排除熊彼特式創新發揮了主要作用的論點。

我們撰寫此書的主要動機就在於理解這種減速。當然，不是所有的統計學結果都為其提供了直接的解釋，這也不是在對自主創新的一般均衡時間序列模型進行估計，但是我們可以從這些零散的結果中獲得某些貌似合理甚至令人信服的結論。我們要探尋的問題可分為四個層次。如果這些西方國家在近幾十年內普遍深受 TFP減速之苦，這種減速是否可以解釋為創新的結構性蕭條，而不僅僅是一連串的不利干擾因素？

如果這些國家確實陷入了創新系統性衰退的困境，這種衰退是否在某些或大部分經濟中是由自主創新造成的，而不是熊彼特式創新？

如果自主創新遭受了重創，無論熊彼特式創新是否同樣受創，這些自主創新的損失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是活力受損的結果，而不僅僅是勇敢而富有活力的潛在創新者接連的壞運氣使然？

如果活力嚴重受損，是否有證據表明現代價值觀（《大繁榮》中認為是活力水平的根本決定因素）失去了優勢地位，而與之對立的價值觀獲得了更多支援？（如果我們能指出活力下降的致命根源，這將比直接把衰退歸因於活力下降更有助於我們的理解。）

儘管我們的命題有些複雜，還是可以先大膽地提出幾個初步的推論。我們有理由認為，除了所有國家都較容易實現的平均水平的熊彼特式創新之外，那些還高度參與了自主創新的國家會擁有更高的生產率增長，而在自主創新水平較低時生產率增速放慢。

因此，我們似乎矛盾地看到，美國、英國和法國這些通常來說創新水平最高的國家，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有大片地區“被去工業化洗劫”，用法國總統馬克龍的話說：美國的“鏽帶”從阿巴拉契亞山脈一直延伸到美國中西部、英國的西米德蘭茲和法國的洛林地區。在這些地區的舊工業中，創新似乎大面積消失了——其消失的幅度如此巨大，以至加上新的高科技行業驚人的創新成果也沒能挽回總體的衰落趨勢。但是一個發達的經濟體往往有著複雜的結構。我們可以想象，這些地區投資和就業的下降是由創新結構的變化引起的，而不是創新的衰落導致的。

美國“鐵鏽地帶”範圍示意圖。

一旦“活力帶來創新以及創新帶來美好生活”這一命題得到了實證支援，我們就會看到西方經濟中很多社會成員的強烈不滿。當然，經濟活力的下降為工資的劇烈減少提供了一個解釋。在一些評論者看來，工資的減少令很多美國工人深感不安，因為他們正是伴隨著這樣的信念成長起來的，即工資的不斷上升將最終使他們過上比他們父母更好的生活。

這一命題也可能對工作場所的不滿症狀有所啟示。在那些經濟中，工作的非物質回報也許大大降低了，而這種回報可能比物質回報更能令人滿足。家戶調查資料顯示，在過去幾十年中，這些創新領域曾經的模範國家報告的工作滿意度幾乎都出現了顯著的下滑，而且粗略來看，工作滿意度的國家間差異解釋了90%的生活滿意度差異。

最後，安格斯·迪頓發現，有一系列病態行為在美國都有著極高的水平：自殺、阿片成癮、抑鬱和肥胖。我們有理由認為，這些症狀在所研究的國家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活力下降造成的，而活力下降則源自推動活力上升的價值觀遭到普遍削弱。被廣泛討論的工作性質的變化——自主意識、有所成就的體驗以及駛入未知世界的感受，這些體驗的消失使得很多人的工作意義也隨之枯竭了。

經濟活力大幅下降的可能解釋是什麼呢？有觀察家將我們的目光帶向了早自20世紀70年代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價值觀的變化。美國社會學家克里斯托弗·拉什曾指出美國年輕人中的自戀情緒會讓他們走向自我放縱。白宮助手帕特里克·卡德爾這樣寫道：人們 “不再以做了什麼來定義，而是以擁有什麼來定義”。 80年代的英國首相瑪格麗特· 撒切爾說過：“生活曾經就是嘗試去做一些事情。”而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在他著名的“令人感到不適的演講”中，曾呼籲“重建美國價值觀”和“復興美國精神”。可以公平地說，卡特總統和他的繼任者們沒有喚起使經濟活力得以成長的精神，因為他們缺乏關於這種精神根源的理論。《大繁榮》中對激發自主創新的經濟活力背後的一系列價值觀基礎進行了闡述。

從這個理論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很自然地假設經濟活力的消失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現代價值觀的衰落導致的，而正是現代價值觀最初點燃了這種活力的火花。這一假設透過一個明顯的檢驗得到證實： 那些自主創新損失最多的國家，包括損失比率最高的國家，似乎都曾是創新最強的國家。但是隻從這些國家的一個斷面來看價值觀和活力不能為本書的理論提供充分的檢驗。在進行經濟計量學檢驗之前，我們必須有足夠的信心，認為導論中提出的這個理論對於理解西方國家自主創新的興衰具有重要價值。

如果所有這些觀察和解釋足夠真實，就能引申出這樣一種推斷： 這些遭受了自主創新衰落和從領先經濟中複製的創新減少的西方國家，正苦於活力的不足和由此帶來的創新的衰退。條件已經清楚了，困難也已經造成了，但看不到其他的解釋在哪兒。

撰文｜埃德蒙·費爾普斯

摘編｜李永博

導語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