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先生散文用典的傾向與得失

用典是余光中進行散文革新、語言實驗的藝術手法。余光中對典故的特質及用法有清晰深刻的認識。他的用典傾向，在於透過活用，充分發揮典故引發想象的媒介作用，使讀者融合經驗、記憶、想象，獲得更豐富的審美體驗，具體則採用化用古詩文為典、密集用典、今昔對照等手段來實現。

他的用典方式，既是文學積澱的自然外放，又是有的放矢的巧妙策略。他的用典試驗，既有精彩的營構，鍛造出許多達到藝術預期的佳句；也存在文美意乖、貌合神離的瑕疵，破壞了整體的美感。傾心於語言藝術試煉的余光中，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藝術水平較高的散文用典途徑，他在文字煉丹過程中的疏漏，則值得我們引為鑑戒。

用典是中國文學的一大修辭手法，是民族心理、審美習慣的典型表達方式。詩人出身的余光中，深於修辭、老於文字，對用典手法有著自己獨到的體會，在散文創作中較為重視發揮其效用。他曾在《鳳·鴉·鶉》一文中細緻論述了用典的特性、意義，以及活用、死用的優劣，為寫作張綱明目、確立方向。可以說，用典手法是他汲取了中國文學傳統的經驗和西方文學特別是艾略特的詩學精髓，結合自身詩歌創作經驗，應用到散文創作中去的。

對於余光中散文用典的成績，論者褒貶不一。褒之者說他“用典之多，知識味道之濃，幾乎是空前的”，“中外古今，舉凡文學的，或與文學有關，種種事象典故，都給他熔鑄了”。批評者，如郭楓《繁華一季，盡得風騷———初論余光中的散文》一文，認為他“大量堆砌典故”，而“生吞活剝地驅策典故，適足以破壞文字的雅潔，也阻礙了散文韻味的凝聚和風格的成形。”

用典之多無疑是餘氏散文的顯著特點，但論其散文的用典藝術，若只看這點，是尚在表面，未搔到癢處。至於他如何驅策典故，即是否“生吞活剝”“堆砌”，何處如此，或者如何“熔鑄”，則需進行體驗式的評判，在理會作者文意的同時，結合作者的用典主張，根據相關文學規律來討論。

我們討論余光中散文的用典藝術，實際上以他20 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抒情散文”為主要物件，即收在《逍遙遊》《望鄉的牧神》《焚鶴人》《聽聽那冷雨》《青青邊愁》等文集中的“自傳性的抒情散文”。20世紀 80 年代以後，余光中的創作觀念有所變化，他在《記憶像鐵軌一樣長·自序》中寫道：“三十幾歲時，我確是相當以詩為文，甚至有點主張為文近詩。

現在，我的看法變了，做法也跟著變了。”他一方面更傾向於“追求清明的知性”的“本位散文”，文類上小品和遊記的數量增多； 一方面追求“富而不炫”的境界，文風趨於平淡，對寫作技巧的熱衷度降低，用典減少且個性不甚突出。而正值生命和創作盛年的六七十年代，一方面，是他進行文字煉丹、銳意革新的階段； 另一方面，是他“左手為文”，文風上“為文近詩”的階段。

余光中大量用典，正處於這一時期，與他當時的散文藝術追求與文風桴鼓相應，也是他的觀念實踐和風格形成的一部分。概而言手法，有特定的傾向和獨特的風貌。以下，我們對余光中散文用典的傾向以及具體的運作手段、相應的面貌作一概括和探討，並結合具體例子討論此種創作傾向和手段的得失。

余光中為文，追求彈性、密度、質料三重品性：“彈性”是對文章相容性的要求，“不妨容納一些文言的句法，使句法簡潔些，渾成些”； “密度”要求“在一定的篇幅中（ 或一定的字數內） 滿足讀者對於美感要求的分量”； “質料”是“構成全篇散文的個別的字或詞底品質”，決定著散文趣味及境界的高下。

用典恰好可以使文章在一定程度上達到這樣的期望： 典故詞語，特別是由古詩文詞句而來的典故詞，是本已精煉語言的再度錘鍛，具有豐富畫面與歷史內容，能夠給予讀者廣闊的想象空間，成為了凝聚記憶與想象、往昔經驗與目前經驗、集體經驗與個體經驗的綜合體。

借用余光中在詩集《隔水觀音》的後記中論詩的話來說，是“像古今互證的詩那樣利用聯想、影射、對比等等滾成一個大雪球”。文辭由此變得雅潔豐厚，正可帶來一種重重疊疊、深廣綿渺的密度，可以建構顧盼可見、連環高聳的文字樓閣，可以使若干語句達成三項要求。因而，在余光中反思五四以來白話文的得失，吸取中西古今文法精華，構建新型散文的過程中，用典自然成為了一個重要手段。

他認識到用典不僅僅是文學修辭，還有著心理學的意義，因而活用所圍繞的中心，仍在於對於想象的引發。可見，他的用典傾向，在於透過活用，充分發揮典故引發想象的媒介作用，由此使讀者融合經驗、記憶、想象，獲得更豐富的審美體驗，同時也鑄成美文。

這既是他的理論認識，也是創作中的著力方向。余光中在作於三十餘年後（1995年） 的討論詩歌藝術的《不信九閽叫不應》一文的註釋中，再度總結用典的功效，仍是對這一宗旨的申發： “用典的功效，是以民族的大記憶（ 歷史） 或集體想象（ 神話、傳說、名著） 來印證小我的經驗，俾引發同情、共鳴。”並且還頗為得意地在作為文集總序的《煉石補天蔚晚霞》一文中再加引用。可見注重用典的引發功效，是他一以貫之的追求。

余光中的散文富於詩意，往往被目為“以詩為文”，大量化用古詩文正是他散文的一大面貌。余光中酷愛熔鑄古詩文為文辭，具體形式為三種：擷取或濃縮為典故詞，演繹為文，以及直接引用為文。其中，直引或化用，只取文辭與基本語意而無深意，屬於廣義用典的詞句，如《聽聽那冷雨》中“無論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驟雨打荷葉”，“蛙聲沉了閣閣，秋天的蟲吟也減了唧唧”等句，可見學力。

而融入個人經驗，有所寄意的，取化用之形、行用典之神的詞句，可見匠心，最見功力。這一類是他的觀念實踐和語言試煉的成品，我們放在後文詳細討論。在實際寫作中，余光中較多地化用讀者較為熟悉的詩文，這樣既可避免生典僻典之弊，又容易喚起讀者廣泛的集體經驗。而他講究貫注個體、集體經驗的活用，又可避免典故的堆砌。這些倘若一一達成，則不失為一種圓融自足的理論與實踐。

可見，余光中用典，有時稍顯隨意，未加細究。或許是才子型的文章健筆所至，不免有所疏漏；或許是受艾略特的遵從心理邏輯的影響而有意為之，“艾略特認為……讀者應該聽任詩中的意象自行進入他那處於敏感狀態的記憶之中，不必考察那些意象用得是否得當，最終自然會收到很好的鑑賞效果。”不管原因如何，實際效果並不理想，也未能達到他的預期，反有他所不滿的“隔”的情況，成了“欣賞障”。

他在乎活用，不願膠柱鼓瑟，卻不免有所疏忽而未能切合文意； 他本反對把典故作為炫耀學問的工具，卻因急於喚起讀者的想象，使典故成為刻意的工具。不過慶幸的是，這些瑕疵，在余光中在之後的作品中，被爐火燒煉了。“余光中的用典經歷了凌亂到節制，從略做作到無鑿痕，意象簡約明晰。”這段對於余光中詩歌用典的評價文字，同樣可以拿來說他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