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兒童，“留守的力量”來自哪

【對話】

社會經濟轉型、城鄉二元結構背景下，農村勞動力大量地向城市轉移，導致農村留守家庭與隔代教養現象普遍存在。怎麼理性看待這個現象，事關國家和鄉村振興發展人力資源儲備質量，事關我們怎麼有效地做好留守兒童的教育培養工作。辯證地看待留守兒童現象，首先要釐清的是，父母缺場、親子分離必然帶來父母養育缺位、親子關係斷裂嗎？學者吳重涵等自2014年以來在兩個國家社科基金的支援下，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以農村留守兒童為主題進行調研和田野工作，發現他們的處境並不全然像人們印象中的是負面“受害者”，留守兒童在社會文化的薰陶、親子關係的感知、學校與社群重要他人的替代中，形成了基於自身視角的親代在位（指父母在孩子心裡的位置）的認知圖式，成為支援他們積極向上成長的力量。這一結論，對學校做好同留守兒童家庭的溝通與合作，理性選擇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的方法，具有啟示意義，為此記者對江西師範大學教授吳重涵進行了採訪。

1.留守兒童，並不全然是負面“受害者”

記者：在人們的印象中，留守兒童常年生活在不完整的家庭結構中，處於學習上缺人輔導、生活上缺人照應、親情上缺少溫暖、心理上缺少幫助、道德上缺少引導、行為上缺少自控、安全上缺少保障的狀態。對此，你們怎麼看？

吳重涵：

中國農村留守家庭的顯著特徵是，家庭成員分散居住生活於城市與農村多地。這對於中國傳統的農耕型社會來說，是亙古未有的新事物。但從世界範圍來看，家庭成員在生活上彼此分離（包括留守兒童家庭）是作為社會轉型中一定歷史時期的伴生物而出現的，是一種被吉登斯稱為現代“家庭時空延伸”的社會現象。相對而言，國內對留守兒童成長處境的擔憂，以及認定這些不良問題之所以出現，是由父母的外出而導致的親子關係割裂所致。這樣一種認識，一定意義上的確是對中國留守兒童的真實寫照，也有助於社會加深對留守兒童的關注並激發關愛關懷。

然而，過多地關注負面，也容易給兒童及其家庭帶來歧視知覺，無助於兒童與家庭的自立自強。有研究認為，留守兒童更加獨立自主、意志堅韌，並從積極心理學的視角出發關注留守兒童的心理彈性，認為有留守經歷的大學生身上散發出“留守的力量”。2014年5月，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組織實施“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調查”，發現留守兒童總體上形成了比較積極的價值觀，對未來充滿希望，嚮往城市生活，家庭關係良好，82。4%的留守兒童對未來充滿希望，77。7%的留守兒童希望以後在城市生活，90。2%的留守兒童與母親關係很好，89。4%的留守兒童與父親關係很好，大多數留守兒童仍將母親視為最重要的支援來源。

其實，對於大多數留守家庭來說，其離散化狀態並不必然帶來碎片化，農民工的離鄉外出，並不必然意味著與鄉村及家庭的疏離，他們往往透過一系列維持性行為，頑強維持家庭完整，使家庭功能包括養育子女功能得以發揮。同時，兒童的社會化也並非完全是由時空結構決定的。家庭與兒童都是能動者，他們在城鄉二元結構中存在，但並非被動地存在，同樣在歷史境況中創造歷史。因此，從更大的視角，我們有理由發問：中國留守兒童的問題，究竟是純粹的家庭結構時空延伸問題，還是家庭生活和知識貧困問題？還是兩者糾纏在一起的問題？留守兒童家庭是否仍然存在兒童成長必需的積極的親子關係結構？處於離散結構中的家庭透過怎樣的彌合機制以避免家庭造成災難性裂解？苦苦維繫家庭的動力及其機制又是什麼？揭示這些問題，將給留守兒童、農民工家庭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正能量，對於國家政策的制定，也將帶來更多的適切性，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更對留守兒童的成長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父母的努力，維護著留守兒童對完整家庭的信心

記者：透過田野調查，你們觀察到的當前留守兒童及其家庭狀況是什麼樣的？

吳重涵：

我們的觀察主要聚焦在留守兒童的家長與留守兒童的互動狀況，以及農村留守兒童如何看待和理解其父輩外出工作而將之留在家鄉的事實。

對於大部分農村留守兒童來說，父母雖然很少與他們共同地生活在一起，但在他們的意識中，“家庭的這個框架還是有的”，他們明白畢竟自己是有父母的人（不同於孤兒），而且父母也以一定的形式關心著自己的成長。家長在談到打工目的時，總是脫口而出“為了這個家”“為了孩子”，具體而言則是為了孩子以後的學習生活費用、上大學或建房成家費用等。留守兒童的父母往往透過匯款、禮物、電話、大事協商、假期往返式團聚等路徑彌補著距離鴻溝，努力維繫著家庭親密共同體狀態，從而保持著基本底線的親子交往。也正是父母的這種家庭維繫行動，維護著留守兒童對於完整家庭的信心。

留守家庭的電話溝通常選在每週的週末，通話內容除日常的噓寒問暖外，孩子的生活和學習情況是聊得最多的內容，其次就是叮囑孩子在家聽監護人的話，不要頑皮，注意身體、注意安全等。保持比較密切的電話聯絡和溝通就是一種情感表達，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分離的距離感。當週末留守兒童有不會做的作業時，會選擇求助父母，雖然這種求助常常因父母不能接電話而不成功。但只要接通了電話，父母即使不具備解答能力，也儘量想辦法。兒童也在電話中表達自己的訴求，如買學習用品、玩具等。有些兒童，尤其是女童會更加認真地學習，以不辜負外出父母的教育期望。外出父母返鄉時給孩子帶禮物的比例高於留守老人，這些禮物主要有學習用品、衣服、食品、書籍、玩具。生日對於兒童來說，應該是他們一年當中最喜歡、最期待的日子，對400名留守兒童的調查發現，在他們過生日時有55。3%的外出父母會打電話問候。

我們還觀察到父母婚姻質量對留守兒童親子關係的影響。對一所農村完小的學業成績觀察發現，父母關係和諧的留守兒童的學業成績與非留守的學生學業成績相比並不存在顯著性差別，甚至略強於後者。但是，如果父母在外出期間夫妻關係破裂離異且沒有做好對子女相應的安撫措施，則會給孩子造成“毀滅性”的打擊，他們在心理平衡和學業成績上都明顯下滑。

相對於不在場的責任父母，留守兒童更偏向在場的具象父母。可以觀察到一些進入初中階段的留守少年，在青春期故意調皮搗蛋，不認真學習以使自己的學業成績下滑，引起父母注意，好讓他們回來管管自己。如，一位14歲男生在電話中向父母訴說：“老師說我的學習成績又下降了，讓你們回來好好管管我。”也有的故意學習不認真，其主要動機是“讓父母早點覺得自己不是讀書的材料”，這樣就可以“早點出去打工”，就可以順勢達成“和父母團聚”的願望。留守兒童對父母共同生活片段的難忘記憶和感情依戀，構成他們的精神家園和生活動力。

3.留守兒童父母的缺場並不必然帶來親代缺位

記者：透過調查研究，你們對當前我國留守兒童的狀況有什麼新的看法？

吳重涵：

拆分型家庭模式已經在我國大規模地存在了30多年。“出門”，是農村留守家庭的大事。要不要“出門”，“出門”是為了什麼，誰“出門”誰“留守”，“出門”之後家庭事務如何安排，“出門”之後如何處理未成年人的成長與教育，這些是大多打工家庭在做出理性決策時必須考慮的問題。我們發現，父母的離家外出，並不必然意味著父輩在家庭結構中的消失。父輩外出期間，家庭中的成人對於拆分型家庭結構，也並非坐以待斃。

父輩外出打工後，很大一部分選擇將孩子交給祖輩照顧，流動兒童則在學齡期被送回農村交給祖輩。從整個家庭系統而言，祖輩對孫輩的隔代教養，其實是傳統家庭夫妻制的一個變種。傳統的家庭夫妻制中，“男主外女主內”，而在留守家庭中，外出的父輩臨時承擔著傳統家庭意義上“主外”的角色，祖輩則臨時承擔起了傳統家庭意義上“主內”的角色。在當前城鄉移民大潮中，這種新的三代家庭結構，實際上是兒童撫育的一種合作機制，是一種家庭協力機制。祖輩的參與讓留守家庭“不在一起的共同生活”成為可能。在隔代撫養中，“父輩對這個家庭的貢獻”“爸爸媽媽小時候的表現與你小時候的表現有什麼一樣和不一樣的地方”“父母在外的工作狀況”等話題，既能加深兒童對於父輩及家庭的認知與理解，更能增強其心理上的親代在位，對於兒童與父母之間的親子關係、兒童立場的親代在位的建構，都起著重要作用。

可以說，父母外出這一行為改變了家庭代際結構，讓主幹家庭取代了核心家庭。但以全球化資訊科技為載體，外出成員與留守成員實現了適時互通，經濟與情感往來彌補著不在場交往的侷限，可將對於家的思念與養育責任帶回家庭。留守兒童的父母缺場並不必然帶來親代缺位，大多數留守兒童就是在這樣一種“張開”的家庭中生活與成長。“張開”的家庭也給兒童內心帶來親代在位的真實存在。而親代在位，作為留守兒童在心理意義上的認知圖式，不易被外界覺察與觀測，卻是兒童社會化過程中的積極產物，是家庭視角給予兒童的成長支援。

4.留守兒童親代在位，給學校教育帶來什麼啟發

記者：當前，家校合作愈發受到重視，而學校對留守兒童的影響也可謂重大。你們的研究結果對此有什麼啟發？

吳重涵：

學校可以從親代在位解釋模型中得出一些有意義的啟發，糾正我們在與留守兒童家庭溝通合作實踐中的一些模糊認識，增強教育工作的有效性。

一是學校找誰溝通？不少的學校和老師，對於留守兒童出現問題應該找誰溝通一直模糊不定，多數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與在家照看孫輩的祖輩或者負有臨時監管職責的親戚的溝通上。親代在位的解釋框架提示，最重要的溝通物件，不是這些在家照看孫輩的祖輩或者負有臨時監管職責的親戚，而是與留守兒童“不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外地打工父母。父母才是留守兒童的精神家園和支柱。學校如何建立與外地打工父母的溝通聯絡，是留守兒童家校協同溝通的必解難題。這樣一個溝通的思路，目前是沒有得到足夠重視的。

二是溝通什麼？學校與留守兒童父母的溝通，不僅是兒童學業和成長方面的溝通，更重要的是要增進兒童與遠在外地父母的情感聯絡，強化父母的文化符號形象，激發親子之間的情感體驗，動態增進親子感情。父母外出打工而養育“缺席”，但親子感情仍然可以成為維繫留守兒童成長的動力。由於留守兒童的親代在位具有脆弱和易變的特點，所以學校注重搭建留守兒童親子之間的感情紐帶，對維繫兒童成長的心理動力具有重要意義。在實踐中，學校這樣做是有可能的，也有這方面的一些成功實驗案例。如江西省弋陽縣一些學校與遠在外地打工的留守兒童父母建立聯絡，甚至將家長會開到留守兒童父母打工集中地義烏市，家長會中不是生硬地介紹孩子的學習情況，而是事先錄製一段兒童在校生活、對爸爸媽媽表達思念和祝福的影片，深深喚起父母深埋於心的親子感情和養育責任擔當；同時將部分父母在艱苦環境下做工生活的一天拍成影片，帶回學校給孩子播放，深深喚起子女對父母養育之恩的情緒體驗。親代在位的感受，由此同時在留守兒童及其父母心裡得到強化，並轉化成父母養育責任感和兒童積極成長的強大動力。異地家長會後，父母對子女的關心普遍明顯增強，回鄉探望子女的現象增多了，甚至有些父母或者放棄在外省打工，回來就近做工照顧子女，或者將子女帶在身邊外出。

三是觀察留守兒童的變化，特別是突然的消極變化，如學業的大幅退步或者消極孤僻，往往可以從外地打工父母的離異導致家庭解體中找到原因。

四是引導留守兒童的祖輩。農村留守兒童以隔代撫養為主，祖輩在養育過程中，如何處理孫輩和其父輩的關係，變得很重要。祖輩如果正面增進孫輩對其父母的情感體驗，則祖輩在位和親代在位可以共同促進兒童的成長；反之，祖輩的養育有可能事倍而功半。那些對留守兒童祖輩進行了父輩替代性養育教育的江西省家校合作專案學校，留守兒童和祖輩、父輩的關係更為健康，整體家庭成長環境更好。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