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新刊 | 長安：說太宰，話《惜別》

原創 長安 讀書雜誌

編者按

作為日本文學界頹廢無賴派的代表人物，除了《人間失格》，太宰治還寫了魯迅傳記《惜別》。這部作品廣受爭議。本來喜歡他的竹內好氣憤他為了迎合日本當時內閣情報局的需要，敗壞了魯迅形象；劇作家井上廈卻認為這是他最愛的太宰作品，太宰把魯迅寫成這樣，是因為“非常喜歡魯迅”。不管爭議如何，作者認為這部作品顯然超出了御用文學的範疇，帶進了太宰治對東亞文化、文學、宗教的思考，尤其是對魯迅棄醫從文、魯迅與基督教的關係做出了自己的解釋。

說太宰，話《惜別》

文 | 長安

（《讀書》2020年1期新刊）

貝特魯奇不懂中文，《末代皇帝》裡除了幾句應景的漢語，從皇上到太監都講英語，說荒誕也荒誕。李安的奧斯卡獲獎影片《臥虎藏龍》倒講漢語，南腔共北調，華夷口音加中州正韻，燉得一鍋五湖四海什錦漢語，未必就比《末代皇帝》講英語更不荒誕。貝特魯奇戴著鐐銬跳舞，跳得還有滋有味。每次講到現代文學的背景，挑來揀去，往往還是選《末代皇帝》做影視教材。

《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美國海報，導演貝納爾多·貝特魯奇（來源：douban。com）

話說回來，太宰治也不懂中文。這位短命文豪活著的話今年就一百一十歲了。作於一九四四年的《津輕》寫亂世裡重回故鄉，絕望與希望交錯，溫馨熱鬧亦以孤獨虛無做底子，雋永幽微，以至佐藤春夫斷定“有了這本書他就是不朽的”（《稀有之文才》）。從《津輕》裡總能品出那麼一點兒魯迅味兒、《故鄉》味兒。或許因為寫《津輕》那會兒太宰正研讀魯迅、為創作《惜別》做準備？魯迅足跡遍及紹興、南京、東京、仙台、杭州、北京、廈門、廣州、香港、上海等中日兩國城市，《惜別》講到的仙台時代只有一年半，卻是留學生周樹人最終決定棄醫從文的人生轉折期。一部《惜別》，中國人讀它多半因為寫的是魯迅，日本人讀它多半因為是太宰治寫的。太宰寫魯迅，文豪寫文豪，“無賴派”寫“民族魂”，不是傳記，不是評論，而是長篇小說，似應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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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作品早期（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晚期（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風格相近，逞才使性，多寫一己的頹敗苦難沒落毀滅。創作《惜別》的中期（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適值中日戰爭，太宰告別從前的頹靡生活，邁入第二次婚姻，銳意靠一支筆開啟生路，幾年裡家庭生活及創作風格皆趨平穩，佳作不斷。不少研究者認為中期乃太宰的巔峰期。

太宰治（Osamu Dazai，1909-1948，來源：goodreads。com）

一九四〇年發表的短篇小說《鷗》中名叫太宰的主人公自述：“感覺像被塞進一輛高速列車，沒人告訴我開往何方。列車轟轟隆隆，過山地、過海濱、過鐵橋……呆看飛來飛去的風景，手指在車窗畫側臉兒，畫了又擦。……枕下，車輪疾駛，聲聲悽愴。”小說中兩次提到的“過山地、過海濱、過鐵橋”乃童謠《火車》中的歌詞，太宰於列車粗暴的轟鳴中聽出哀切的女童合唱，勾勒出一幅荒涼幽暗的戰時心像風景。戰後，太宰在《十五年間》一文中回顧道：“真是個混賬年代。那段日子無論在愛情上還是在信仰和藝術上，我行我素都難上加難。”

太宰因體檢不合格而免於兵役，不必如武田泰淳般因從戎經歷終生糾結。不過守在日本日子也不好過，一九四二年發表於《文藝》雜誌十月號的短篇小說《花火》便因不合時宜被當局命令全文刪除。太宰於是韜光養晦，由耽寫自我轉向借用歷史人物、民間傳說，以一股“鄉下人的死擰勁兒”（《十五年間》）頑強地寫將下去。一九四二年出版《正義與微笑》，一九四三年出版《右大臣實朝》，一九四四年出版《津輕》，一九四五年出版《新釋諸國故事》《御伽草紙》《惜別》，獨自撐起文壇半壁江山。相馬正一認為“中期諸作除一本失敗，其餘皆作者藝術精神之圓滿結晶”（《太宰治評傳》）。這一本說的應該就是《惜別》。恰如《赤地之戀》在張愛玲研究界尚無定論，《惜別》在太宰研究中亦是棘手課題。

《惜別》，［日］太宰治著，楊曉鍾、吳震、戚礄婉琛譯，陝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來源：douban。com）

棘手，是因為《惜別》乃是為日本內閣情報局與文學報國會而作的、將“大東亞共同宣言”小說化的嘗試，曾被歸為國策文學、御用文學。相關史料不贅述，只引一段執筆希望者說明會的場景：“按時趕到會場，已聚了好多作家。‘伊藤，這兒空著哪！’在講習桌上託著腮，不耐煩地坐在講習椅上的太宰治用異乎尋常的大聲招呼我，並向我招手。……川端先生來得最晚，先生掃了眼眾人，略帶笑意，找個位子坐下。那天出席的五十多個作家都提交了提綱。”（伊藤佐喜雄：《日本浪漫派》）。小說類有六人中選，太宰攤上的主題是“獨立親和”，其他還有“共存共榮”“文化昂揚”“經濟繁榮”之類。最後只有太宰一人交差。《惜別》由於出身不好，在太宰作品中有些像二等公民。時過境遷，出身問題不再被揪著不放，但出身的烙印還在，小說主人公周樹人誠懇地讚譽日本“國體的實力”“國體的精華”，如今讀來也觸目。

棘手，還因為《惜別》被中國文學專家竹內好等人批為既歪曲了魯迅形象又迷失了太宰風格，一句話，《惜別》搞得魯迅不像魯迅、太宰不像太宰。竹內好比太宰小一歲，原是太宰的忠實讀者，著迷於太宰的“藝術的抵抗的姿態”（《關於太宰治》），一九四三年應召出征大陸前收集了幾乎所有太宰作品，自言“前輩作家不說，同代作家中讓我感到如此親近的前看後看只有太宰一人”（《筆記二則》）。出征前竹內借鑑李長之的《魯迅批判》與西田幾多郎的哲學思想，寫出了帶有強烈個人色彩的《魯迅》（一九四四年出版）一書。該書追究文學家魯迅如何形成，探討魯迅身上文學與政治的悖反，影響深遠。然而竹內畢竟是個不喜美文的思想家，研究魯迅亦偏於思想，對魯迅文章的藝術性，尤其是抒情韻味幾乎視而不見，對《藥》《傷逝》等名篇亦不看好。竹內自中國戰場回國後讀到《惜別》即大失所望，憤然寫道：“《惜別》糟透了。曾相信只有太宰不會搭戰爭便車，《惜別》背叛了我的期待。太宰治，汝亦如此！立時討厭太宰了。”（《關於太宰治》）竹內認為太宰“肆意無視魯迅文章，僅憑主觀想象捏造出魯迅形象—毋寧說是作者自畫像”（《花鳥風月》），批起太宰來也像當初評魯迅一樣清堅決絕、不留情面。在竹內眼裡，魯迅是啟蒙者，太宰是頹文人，涇渭分明。竹內無法接受太宰對魯迅的認同，更無法接受周樹人形象與太宰自畫像之間的相似相通。尾崎秀樹也把小說當傳記讀，看法接近竹內，認為太宰歪曲了魯迅，像“（東京人）愛國心過於天真”這類話“魯迅就是歪著嘴說也說不出來”。尾崎亦難以認同一個“享受東洋孤獨、秉持文人趣味”的魯迅，認為“太宰寫的魯迅與我想象的魯迅全不相通，亦可證明太宰與魯迅不相通”（《〈惜別〉前後》），邏輯夠霸道。

竹內好（Takeuchi Yoshimi，1908-1977，來源：wikipedia。org）

戰後，性情中人竹內好很快即不滿自己的魯迅研究，一九四九年說“從前都是亂寫的，對不起讀者”，“關於魯迅，我只寫出了自己什麼都不知道，只寫出了自己不知道卻又想知道，以為只要努力總會知道。對我的魯迅論最不滿意的就是我自己”（《一個挑戰》）。一九五三年又說太宰塑造的魯迅為“東洋虛無主義者”，還承認魯迅作品“虛無色彩濃厚”（《寫於魯迅忌日》）。儘管如此，竹內當初給《惜別》定的調子依然影響深遠。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太宰研究及魯迅研究的進展，對《惜別》的評價亦有變化，藤井省三就認為《惜別》是“日本魯迅接受史上紀念碑式的作品”（《〈魯迅與日本文學〉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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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別〉後記》中太宰說：“《惜別》的確是應內閣情報局與文學報國會委託而作，不過就算沒這番委託我也會寫。一直在收集材料，且已構思良久。”這番表白往往被認為此地無銀，不過誠如佐藤春夫所言，“誠實是他文學的核心”（《太宰的文學》），不妨將這番話讀作太宰的真心話。深愛太宰的劇作家井上廈說：“反覆閱讀，真正喜歡的還是中期作品。最愛寫仙台醫專時代魯迅的《惜別》。此作在太宰作品中顯得粗糙，直接挪用魯迅《〈吶喊〉自序》，借用部分太多，但到最後顯露的還是太宰本色，讓人欣慰。再讀《惜別》，還是感動，就寫了以魯迅為主人公的劇本（《上海之月》）。”井上還說：“直覺告訴我，太宰非常喜歡魯迅。”（《在“人間失格”與“人間合格”之間》）解釋了太宰寫《惜別》的動機。

電影《人間失格》海報，導演：荒戶源次郎，本片根據日本文豪太宰治的同名原著改編，系太宰治誕辰一百週年的紀念作品（來源：douban。com）

太宰沒去過中國，在日本也幾乎沒離開過東北和關東。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太宰在寫給弟子堤重久的明信片中說：“‘魯迅’快開工了。現正試做支那怪談。”所謂“支那怪談”即《竹青》。除了慎重的熱身寫作，同年十二月下旬太宰還前往仙台訪故地、查舊報，做實地調查。《惜別》一九四五年初動筆，二月下旬完工。

太宰的小說多寫他自己，《惜別》裡三個日本學生田中卓、津田憲治和矢島身上也都多少有些太宰的影子，後二者的姓名亦彷彿來自太宰的原名津島修治。太宰意在“描寫一位純情多感的年輕清國留學生‘周君’”（《〈惜別〉之意圖》），而這周君所思所想亦與太宰有所契合。太宰治的《惜別》與竹內好的《魯迅》一樣個人色彩濃厚。平凡社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仙台魯迅記錄》（簡稱《記錄》）包羅魯迅仙台留學時期各種資料，長達四百三十三頁，簡直鉅細靡遺。《記錄》與《惜別》參差對照，青澀周樹人便呼之欲出。

魯迅青年時期（來源：osu。edu）

當時仙台醫專學生每月生活費一般十日元左右，有二十日元算富裕，周樹人據說領有三十日元（山田野理夫：《仙台時代魯迅的師友》）。青澀周樹人也有愜意時分。他去劇場森德座看歌舞伎，與其他學生一樣，在站席看。醫專附近有家點心店晚翠軒，裡面還有報紙可看。“常見周樹人坐在那兒，見到熟人就笑一笑。”《記錄》裡的這些記錄都與《惜別》氣氛相似，而《記錄》裡特意提到太宰治沒有訪問過魯迅當年同窗，可見太宰想象魯迅功夫了得。

魯迅初到仙台時曾在致友人蔣抑卮信（即《仙台書簡》，寫於農歷一九〇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中雲：“日本同學來訪者頗不寡，此阿利安人亦疏懶與酬對……惟社交活潑，則彼輩為長。”頗在意彼我之別。《記錄》與《惜別》中都有為周樹人送別的內容。《記錄》中有一張五人合拍的送別紀念照，周樹人當年所在班班長、教室裡座位就在魯迅後面的鈴木逸夫在接受採訪時說，照片上的幾個人都是一般同學，周樹人沒什麼朋友，當天大家照了相吃了點心就匆匆散去，什麼都沒喝。鈴木還說：“周樹人與為他送別的幾個人都沒打招呼，可能跟班上的任何人也都沒打招呼，大概也沒向醫專辦事處提交退學通知或退學申請就離開了仙台。”看來懶於應酬的魯迅直到離開仙台好像也沒交什麼朋友。《惜別》裡則是在田中的住處開了餞別會，眾人高唱《仰望師恩》，津田率先哭倒在地，大家依依不捨，充滿青春的傷感。周樹人平淡孤寂的留學生活被太宰點染得竟有些溫情脈脈了。

藤野嚴九郎紀念館前的雕塑（來源：jalan。net）

仙台醫專考試嚴格，《記錄》說“一學年有近一半留級，這些人裡又有近一半離開學校”。周樹人第一學年的平均成績中最高分為倫理學，八十三點零，乙等；德語六十點零、化學六十點三、生理學六十三點三、組織學七十二點七，均為丙等；最低分為解剖學，五十九點三，丁等。沒有戊等且丁等不超過兩門就可升級，所以周樹人得以升入二年級，而與周樹人一起拍照留影的幾位都是留級生，有的還留了不止一年。關於魯迅《藤野先生》裡提到的漏題事件，《記錄》記載：“解剖學由敷波、藤野兩教授擔任，周樹人的成績是‘丁’，可見周樹人得以晉級乃藤野先生做了手腳的謠傳根本站不住腳。造謠者顯然是因為嫉妒藤野先生對周樹人的熱心指導。”而“周樹人面對流言蜚語並未採取什麼行動，在鈴木看來他平靜如常”。談到藤野先生，班長鈴木說，“別的老師倒沒什麼，藤野先生常出問題”，“從沒見過藤野笑”，認為漏題事件是留級生的惡作劇，因為大多數學生都對嚴厲執拗的藤野先生心懷不滿。《惜別》裡藤野先生嚴格又正義，一本正經地教誨學生：“東亞本來的道義像一股潛流暗自流淌，我們東洋人根本上都是相接相連的，揹負同樣的命運。”此亦藤野，彼亦藤野，倒也未必矛盾。至於魯迅《藤野先生》與《〈吶喊〉自序》都提到的幻燈事件，《惜別》的處理是按圖索驥，從《藤野先生》中撿出“拍掌歡呼”這一情節，又寫周樹人“開啟教室側門悄悄溜到走廊”，田中尾隨而去，二人就在校園裡的山櫻樹下聊天，仍近乎溫情脈脈。鈴木則強調看幻燈時安安靜靜，沒人喊萬歲。那麼事情就有些羅生門味道了。竹內好當年要是讀到這些回憶，不知該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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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關懷東亞、書寫友情，《惜別》對周樹人棄醫從文的理解、對周樹人與基督教關係的思考亦可稱道。在太宰式魯迅想象中，迷惘徘徊的青春時代，文學與宗教乃“支那最初的文明病患者”周樹人的兩大關心所在。

太宰“精神上乃芥川之子，漱石之孫”，是骨子裡的文人。讀太宰亦會想到波德萊爾、契訶夫、卡夫卡、塞林格以及郁達夫和魯迅。太宰口無遮攔的自我告白像極郁達夫，孤獨絕望暗淡頹敗的終末色調則近魯迅。魯迅自小喜文字、好美術、影寫畫譜、買書抄書，自得文人之樂。走異路逃異地學科學習醫術，仍不改初心，亦是骨子裡的文人。《仙台書簡》中說“校中功課大忙，日不得息”，“日必暗記，腦力頓疲”，而收到友人所寄《黑奴籲天錄》後“乃大歡喜，窮日讀之，竟畢”。一年下來周樹人雖未留級，成績卻不夠理想。彼時同盟會在東京成立，翌年章炳麟出獄東渡、主筆《民報》，激進思想與豪傑人物盡在東洋帝都，東京於是成為清國留學生思考東亞文化與想象華夏未來的園地。藤井省三在評傳《魯迅》中亦指出大都會對文人的刺激與加持：“魯迅在醫專期間三赴東京，最後退學回到東京，難道不是因為忘不了傳媒都會的快感昂奮嗎？”周樹人追尋“心聲”，告別仙台與醫學，迴歸一介文人，在東京讀書作文辦雜誌，如魚得水。這裡的文人固然是作為啟蒙者的文人，更是作為生活者與書寫者的文人，我寫故我在的文人，有“無用之用”的文人。《惜別》裡田中卓說：“他絕不是看了幻燈才突然開始弄文藝，一句話，他本來就喜歡文藝。……我只能這麼想。那條道兒，若非喜歡是走不下去的。”說出了周樹人的心聲。棄醫從文是一個“國民覺醒故事”（董炳月：《“仙台魯迅”與國民國家想象》），也是一個文人復歸的故事。

《魯迅形影》收錄文章16篇，上編10篇為魯迅研究論文；下編6篇為對魯迅研究的評論。《“仙台魯迅”與國民國家想象》被收錄其中（董炳月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來源：douban。com）

太宰與魯迅皆出生於地主家庭，都曾接近或參與左翼，亦皆深諳虛無與絕望，又都以書寫逃避虛無、抗拒絕望。太宰曾在作品中將自身與耶穌同化，而魯迅所云“自己揹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裡面似乎亦藏著耶穌的影子。在情緒相對平穩的中期以及疾風怒濤般的晚期，太宰以自己的方式接近基督教，“不信神的愛，只信神的罰”（《人間失格》）。魯迅則一直關注基督教文化，留日時期尤為關注，作於東京的《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皆涉及基督教。基督教對太宰和魯迅來說文學性似乎都勝過宗教性。

太宰說：“基督，我只想著他的苦惱。”（《苦惱年鑑》）又說：“苦惱時定會想到實朝。”（《鐵面皮》）耶穌、實朝乃太宰心中的理想形象，《右大臣實朝》敘寫有耶穌味道的藝術家實朝挨不過亂世而走向毀滅，演繹太宰的失敗美學與滅亡美學。《惜別》中的周樹人則是徘徊於十字架下的青春形象，質疑現代文明亦質疑啟蒙，他關於摩西的大段道白即道出了啟蒙者的彷徨與絕望。《惜別》裡周樹人還說：“我敬佩基督教‘愛鄰如愛己’的思想，甚至想過信教，但教會誇張的姿態阻礙了我。”這段話往往被理解成太宰治的夫子自道，但考慮到魯迅尊重宗教卻厭惡虛偽的教徒、不否定儒家思想卻鄙視“聖人之徒”及“偽士”，這段話好像也未必就不會從周樹人嘴裡說出來。太宰對周樹人的理解直觀且獨到，早早意識到了魯迅與基督教的關聯。日本學界除竹內好在《魯迅》中提到過魯迅的“贖罪意識”外，最早的相關論文應該是高田淳發表於一九六七年的《關於魯迅的“復仇”——〈野草〉“復仇”論兼論魯迅基督教觀》。

《魯迅：光明意識與幽暗意識》一書沿著基督教文化這一獨特的座標和方向對魯迅的思想和精神進行了系統整理和細緻解讀，提出魯迅最深的精神資源不是中國的文化傳統，不是啟蒙思想的人道主義，而是“希伯來精神”影響下的“個”的精神和“幽暗意識”這一重要觀點，是國內研究魯迅與基督教關係的代表性專著（齊宏偉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來源：doub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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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是日本現代文學的象徵性人物，相馬正一稱他為“語言鍊金術師”，佐藤春夫稱其文章“看似浮薄實則誠實，看似華麗實則沉鬱”（《太宰的文學》）。話說《惜別》，有些地方也的確別緻，比如拿烏鴉喻人：“一隻烏鴉獨立枯枝，羽翼漆黑閃亮，自成風景，幾十只烏鴉扎堆兒嚷嚷便不成體統”，“數百隻湊一塊兒則顯得猥雜，烏鴉們誰看誰都彆扭”。又如松島風籟乍起，周樹人說：“正覺得缺點兒什麼呢，加上風過鬆枝的聲音，松島一景才算完滿。”都有太宰味道。不過看完《津輕》再看《惜別》，卻有些像看完《紅樓夢》前八十回再看後四十回。《惜別》不到十萬字，周樹人在松島的旅館對田中卓講述自家身世與自國現狀時就口若懸河、一氣說出一萬七千來字，且幾乎沒分段。周樹人雪夜訪田中時又一氣說出三千多字，然後問：“幾點了？太晚了吧？”意猶未盡，接著口若懸河。原本文字機巧的太宰好像又回到了學生時代，昏頭昏腦地連夜趕寫關於魯迅的讀書報告，自是不免粗糙，也難怪這些地方日後會為眾多評者詬病。太宰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寫給山下良三的明信片中說：“鬧空襲，鑽出防空壕寫上半頁紙，高射炮響得厲害了就又鑽回去，《惜別》就是這麼寫成的。文氣容或有些不暢，唉，精神可嘉啊！”很難說太宰心裡沒有遺憾。

《太宰治的人生筆記》，［日］太宰治著，王淑儀譯，麥田出版社2014年版（來源：douban。com）

戰後，國之衰敗、價值系統之崩潰已令太宰頹靡，農地改革後津島家痛失土地、風光不再，更令太宰失落。耽讀契訶夫的太宰於是創作了東洋版《櫻桃園》——《斜陽》，為故家的沒落也為日本的舊時代唱輓歌。《斜陽》之外，短短兩年裡太宰還完成了《維庸之妻》《人間失格》等佳作，作為暢銷作家紅得發紫，同時又在幾個女人之間疲於奔命，踉踉蹌蹌。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九日寫給弟子小山清的最後一張明信片上太宰說：“如今生著病，跟女人也糾纏不清，真個是半生不死。”周樹人三十六歲成為魯迅，以《狂人日記》正式登場；太宰治三十八歲入水身亡，留下未完的《再見》。太宰若有機會修改《惜別》，將那些讀書報告化為小說的有機成分，《惜別》這部“跨越國境的友愛故事”、這本別樣的“魯迅前傳”或許會更可讀。

在《鷗》裡太宰治還說：“我現在不是人，是一種叫作藝術家的奇妙動物。”漢學家皓首窮經，到頭來也許仍不免物我兩隔；藝術家偶一路過，或者就是個心有靈犀、心明眼亮。太宰治的《惜別》常會讓我想起貝特魯奇的《末代皇帝》。

《惜別》，［日］太宰治著，日文原版，新潮文庫出版社1973年版（來源：kongfz。com）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於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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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讀書》新刊 | 長安：說太宰，話《惜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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