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天津紀事」“大鍋飯”“大包乾”“合作社”……40年鉅變，這片土地有話說

壯闊東方潮 奮進新時代：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

天津北方網訊：

民以食為天，國以農為本，中國需要用地球7％的耕地養活世界22％的人口，農業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改革開放之後，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連續五年釋出以農業、農村和農民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檔案，顯示了農業改革的決心和魄力。特別是1982年，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肯定，讓津沽農村發生了鉅變，農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值此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津雲新聞記者將透過1982年前後的兩個故事，講述40年天津農業發展的改革歷程。

“一分公社”的蛻變

“改革開放之前，我們這兒實在是太窮了，改革開放真是讓農民們的生活大變樣。”回憶起年輕時經歷農村改革的點點滴滴，孫德玲的眼圈不禁紅了起來。當時，孫德玲帶領著嶽龍公社的鄉親們開始“試著”把地分了，這不僅改變了嶽龍貧窮落後的面貌，也成為了津沽大地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第一批試水者、受益者。

原嶽龍公社黨委書記孫德玲

嶽龍公社地處天津寧河區東北部，與河北省唐山市交界。1977年，全公社有21個大隊，56個生產隊，50025畝耕地；2743戶，11819人。

雖然土地不少、人口不少，但是嶽龍卻是遠近聞名的窮地方，當年嶽龍公社糧食總產829萬斤，平均畝產156斤；種棉花3667畝，平均畝產皮棉僅有15斤，全社欠國家貸款82萬元。公社裡的曾莊、西港、國士營等村最低的日工值不足1分錢，長期“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

孫德玲就是那時候被派到嶽龍公社擔任黨委書記和革委會主任的。

“那個時候，窮得棉褲都做不上，就把棉花縫在褲子外面。”孫德玲回憶說。

為了改變落後的面貌，公社黨委班子也想盡各種辦法，制定種植計劃、挖溝排鹼。

“我們並不清楚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在哪裡，反而認為勞動組織越大越好，把小隊核算改為大隊核算，結果，生產、收入還是上不去。”孫德玲說。

現在回想起來，孫德玲說，那時候，老百姓是沒心氣，“出工一窩蜂，幹活大幫轟”，反正記工分是一樣的、分配是拉平的，大家出工不出力。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發表後，給了全國人民很大的思想震撼，孫德玲也是其中之一，那時候，他認識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體制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

可是改革體制談何容易，孫德玲的心裡也是“打鼓”，但又覺得非改不可，於是，嶽龍公社黨委決定，在全公社推行生產責任制，劃小生產隊規模，把自留地退給個人經營。

這個決定一公佈，在幹部群眾引起了爭論：有反對的，也有擁護的，但更多人是觀望。

“於是我們以自願方式，哪個村的幹部群眾樂於接受，就先行一步。”孫德玲說，“到1978年年底，全公社有9個大隊實行了生產責任制，成立了18個作業組。1979年種春麥時，作業組顯示了優越性。實行作業組的隊，由於利益直接，全體社員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起早貪晚，自覺出工，只用二三天就完成了種麥任務，而那些仍在吃‘大鍋飯’的村，種麥時間用了六七天，與劃分作業組的村形成鮮明對比。”

一篇文章引風波

正當生產積極性向好的方向調轉的時候，1979年3月15日，發表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人民日報》的頭條文章《“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該穩定》給孫德玲潑了一盆冷水，文章指責搞作業組、包產到戶是倒退。

“當時，我正在縣裡（寧河區）開會。早起聽到廣播，心裡直犯嘀咕，弄不好作業組可能全部垮掉，剛調動起來的生產積極性，將會被壓抑下去。”孫德玲說。

可是，明明實際中包產到戶效果很好。於是，孫德玲找來當天的報紙反覆閱讀，結合公社的實際，分析了文章。認為，“搞作業組或包產到戶是退回到解放初期的互助組”的觀點是不切合實際的，互助組是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組織起來的，作業組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劃分的，只是改變了經營管理形式，調整了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矛盾，搞作業組是與中央75號檔案精神對得上號的。

考慮了這些，孫德玲的心裡坦然多了。當寧河區（縣）委書記邢國俊把孫德玲拉到辦公室，問他有什麼想法，孫德玲很坦率地告訴他“搞作業組絕不動搖。”

邢書記告訴孫德玲：“這篇文章會給你們公社帶來風波，一定要做好工作，穩定人心，切不可動搖。如果半途而廢，會給生產帶來更大損失，群眾的積極性也會一落千丈。”

孫德玲帶著領導的鼓勵，回到了公社，果不其然，整個公社好像炸了鍋一樣。一時間，責備、怨恨、擔憂、同情、鼓勵的話都貫入孫德玲的耳中。

於是孫德玲召開黨委會，表明了一定要搞下去態度，又召開了座談會，與作業組組長、大隊支委、黨小組成員面對面解決問題。

“那會上，百餘隻眼睛都注視著我，我也很激動。我說作業組我是幹定了，最後，我把帽子摘下來對大家說，我手託著‘烏紗帽’跟大家一起幹，有功勞記在大家的本子上，如果錯了追查責任，我個人承擔。”孫德玲把大家的情緒穩定了下來。

孫德玲的堅持，在秋後見了分曉。當初搞作業組的9個大隊（其中8個大隊堅持到年底），當年糧食總產量平均增長29．7％，而沒搞作業組的大隊，平均畝產僅增長9．8％。

“舉個麻坨大隊的例子，1978年種秋麥250畝，從秋分前幾天一直種到寒露後7天才完成；而1979年種330畝秋麥，在秋分時節的7天裡就種完了；1978年完成夏收打軋用了60天，而1979年只用了15天；1978年糧食總產31萬斤，單產350斤，1979年糧食總產40萬斤，單產467斤；1978年人均純收入96元，1979年純收入為140元。”孫德玲說，實行作業組推動了生產發展，社員得到了實惠。

“大包乾”大著膽子搞試點

雖然作業組效果不錯，但是時間一長，組裡還是會產生各種小矛盾，種什麼、怎麼種，各有各的說法。1980年，寧河區（縣）委農村部副部長姚殿傑介紹了四川廣漢縣和安徽省滁縣推行大包乾責任制的經驗。聽完之後，孫德玲問縣委領導：“人家的經驗不錯，咱們能不能學呀？”縣委領導說可以搞試點。

回到公社，孫德玲傳達了外地經驗和縣委意見，最後決定以各大隊的經濟作物為“試點”，實行全獎全賠管理辦法，絕大多數幹部群眾贊成這個辦法，曹道口大隊80畝棉花和嶽龍大隊的1500畝紅麻很快落實到戶。

但是有些人極力反對，還告到縣裡說岳龍公社“亂作為”，當時，縣裡有的領導曾一天打三次電話找孫德玲。眼看著公社黨委壓力巨大，曹道口大隊書記李潤堂站出來說：“我們80畝棉花已落實到戶，不能一時一變，再變我們跟群眾也不好交代。如果說這樣做是搞復辟，我就等著撤職、戴帽子，甚至蹲監獄。”

最後，公社黨委決定已經搞起來的大隊不變，全力支援。除了經濟作物實行全獎全賠外，21個大隊基本都實行糧食定產承包、工分核算、超產獎勵。試點收到了顯著效果，全公社種3930畝棉花，平均單產籽棉110斤，產量超過往年的2倍。

“一號檔案”一錘定音

在總結1980年單項生產責任制的基礎上，1981年全面推行各項生產責任制，但是，“試點”總歸是個懸而未決的事兒。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三農”問題的“一號檔案”，檔案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乾到戶或大包乾“都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這個檔案，給孫德玲吃了一顆“定心丸”。

有了國家政策的支援，嶽龍大隊的積極性更足了，他們總結了前幾年的經驗，制定了更為完善的責任制的方案和措施，再加上社會化服務的改善，產業結構的調整，大力發展鄉鎮企業，農村經濟發展的步伐大大加快。

曹道口村黨支部書記李潤堂採用新技術種植的1畝魯棉1號棉花，產皮棉320斤，一舉奪魁，成為全縣植棉“狀元”。嶽會大隊社員楊金壁參加全縣畝產糧食千斤以上的高產競賽，結果5畝雜交高粱平均畝產1100斤，在全縣名列榜首。曾莊村社員曾凡傑經營糧食作物21．7畝，經濟作物16．1畝（包括複種面積），同時餵養6頭豬和30只長毛兔，產糧食11400斤共獲經濟收入8105元，人均純收入1113元，成為全縣第一個糧超萬斤、人均純收入超千元的承包戶。

而嶽龍公社的人均純收入也達到了280元，比1978年增加177元。1982年年底，各村歸還農業貸款7．4萬元，到後來嶽龍公社還出了寧河區第一個“萬元戶”，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像芝麻開花節節高。

土地流轉適應農業新發展

1982年，寧河區（縣）委農村工作部在嶽龍公社召開現場會，嶽龍公社的變化讓大家看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效果，寧河區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迅速掀起，從而帶動了天津其他區縣的改革程序。

靜海區大邱莊鎮岳家莊村就是在那一年完成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岳家莊村黨委書記王福忠告訴記者，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前，岳家莊村窮得吃不飽，很多老人都到外面“要過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讓這個村子實現了吃飽穿暖的夢想。

如果岳家莊村的故事就這樣結束了，那樣未免顯得也太有些“單薄”了，而恰恰是1982年，岳家莊村的故事才剛剛開始。

吃飽穿暖的岳家莊村，調整產業結構，大力發展鄉鎮企業，農村剩餘勞動力也去外面打工，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各家各戶收入多了，土地又成了問題。

王福忠告訴記者：“幹農活累啊，一天干下來腰痠腿疼的，很多人吃不了苦。”

而種莊稼的收入也不如外出打工多、穩定，村子裡很多地慢慢地就荒廢了，有的人家將地租給了山東、河北的外地人耕種，一畝的租金二三十塊錢，趕上農產品價格低的時候，五塊錢一畝地都沒人租。

“租出去也有一個問題，比如種棉花，需要用地膜，收完了之後，塑膠薄膜在地裡，翻地的時候費勁，也汙染環境，那時候遇到風，塑膠薄膜真是滿天飛。”王福忠說。

看著被荒廢、被糟蹋的地，作為村子的帶頭人，王福忠心裡不是滋味，都說土地是財富，現在咋就成了“累贅”，富不能忘本，他決心讓土地煥發出新的活力。

於是，他把從外地考察來的經驗帶回了岳家莊村，在村子裡動員村民將土地交給村集體經營，在村子裡成立農業合作社、土地種植合作社，無論收成如何，每畝地給500－550元的補償。

很多村民一聽這挺好啊，租給誰不是租，這個給的補償要比市場高出很多，也有個別村民猶豫，流轉出去誰種啊，關鍵是沒人種才荒廢、轉租的，還有的村民打算自己種，種好種壞，收入都是自己的。

王福忠耐心地給村民做工作，告訴村民們，現在種田都是用機械裝置，一家一戶的地面積太小，最小的拖拉機都轉悠不開，把土地流轉給農業合作社，合作社把土體整合好，用上大型裝置，種田用不了多少人，也不再是力氣活。

經過耐心的解釋，2013年全村95％的土地流轉給了農業合作社，合作社購置了拖拉機等大型裝置，村兩委成員帶頭學習使用機械裝置，十幾個兩委成員，就把村子裡3000畝土地的活給幹了。

“就說翻地吧，用人翻地，一天最多也就翻一畝地；現在一個機器一天可以翻地100多畝，翻得深，還速度快。使用機器科學種田，產量也大不一樣，以前一家一戶，玉米畝產也就八九百斤，現在可以達到了1400斤。”王福忠說。

當年參與合作社的村民們，不僅收到了補償款，還收到了合作社出品的麵粉、小米、花生油、芝麻油、雞蛋等，農業合作社的機械化、規模化經營，讓農戶們看到了種地的希望。

“第二年，原本沒參加農業合作社5％的村民，爭著入股，不讓加入都不行。”王福忠笑著說。岳家莊村農產品加工

岳家莊村農產品加工

合作社家底日厚 農民走進新市鎮

當津雲新聞記者來到岳家莊村的時候，王福忠正穿著塑膠膠鞋在地裡澆地，如果不是主動和記者招呼，還真看不出這是一位書記、主任“一肩挑”的村裡一把手。

正在澆地的王福忠

王福忠興致勃勃地帶記者參觀了合作社的“車庫”，這裡大大小小的機械裝置近80臺，拖拉機、播種機、收割機……一應俱全，車庫裡還有配件區，一般的小故障，合作社的工作人員就是半個專家，自己就修理了。

“我們合作社白手起家，現在僅這些機械裝置就價值1400萬元呢，這也增加了合作社的固定資產。現在不僅村子裡用，周邊村子的地也是我們的機械在幫忙幹活，遠了還去臨近的鎮子幹活呢。”王福忠驕傲地說。

別看王福忠天天在地裡忙活，合作社的工資他一分不拿。“我就拿著我當書記的工資，其他的都是自己願意忙活的。”今年65歲的王福忠把幹活當成了“鍛鍊身體”，去年種地收穫的糧食賣了100多萬，都分給了村民。

他說：“我們趕上了好時候，改革開放讓我們富了起來，我很滿足。帶著大家一起富裕起來，我就挺高興的。”

由於王福忠幹活帶頭、不計得失，村裡人都挺尊敬他，從1988年當上了村子的一把手，每次改選他都是全票當選，村民心氣齊、幹勁足，未來的規劃發展，他們都提前想好了。

“國家鼓勵小城鎮建設，我們岳家莊村也快搬進新市鎮了，村民們每人都將得到45平方米的住房，以後村子裡空出來的宅基地，又可以擴大耕地面積了，我們的機械化優勢將更加明顯。”王福忠說。

村民們也計劃把空出來的村裡小學校變成農家餐廳，吸引採摘的遊客過來，搞搞農業生產的旅遊“副產品”，讓村民的腰包再鼓點。

改革開放40年 資料見證發展

從公社集體經營土地的“大鍋飯”到分田到戶的“大包乾”，再到土地流轉產生的“合作社”，“合、分、合”的過程，其實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

當年參與過土地承包責任制改革歷程的天津市農委離退休幹部石駿孺表示，改革開放之前進行的土地規模經營，當時的生產條件還沒有達到，可以說提的有些超前了。而後來土地流轉實行的土地規模經營，正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的體現。

石駿孺說，中國是農業大國，改革開放，是對中國幾千年農耕思維的轉變，是一種大的突破，是一場思維、心理的變革。

“當時，我們也在農村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進行宣講，老百姓心中的忐忑，我們其實特別理解，畢竟作為新生事物，大家也是摸著石頭過河。但是改革之後幹出來的效果，讓農民們的思想慢慢地進行了轉變，符合農民利益、符合農民意願，必然會取得改革的成功。”石駿孺說。

天津農學院經濟管理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副教授劉永勝表示，改革開放對我國農業的影響深遠，它使得中國的農業生產方式由自給為主轉變為以市場為主導；農村以封閉轉變為開放，由傳統轉變為現代；農民生活、意識由村談，轉變為國談或國際談；農業資源由固定轉變為可變。

劉永勝用一組資料直觀地展現了40年的變化成就：

糧食產量由1978年的30477萬噸，增加到2017年的61791萬噸，翻了一番多；

肉類產量由1978年的856萬噸增加到2017年的8431萬噸，增長了8．8倍；

水產品產量由1978年的465萬噸增加到2017年的6938萬噸，增長了近14倍；

奶製品產量由1978年的97萬噸增加到2017年的3545萬噸，增加了35．5倍。

一系列資料的變化，體現於農村居民來講，就是收入增長顯著：1978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33．6元， 2017年提高到13432元，提高了近100倍，家庭的恩格爾係數也從1978年的67．7％下降到39％左右。

農村農業的發展，讓天津城鄉收入差距逐步縮小，城鄉二元化收入分配格局逐漸消除。農民收入多元化機制逐步形成。農民的工資性收入佔比日益擴大，由1978年的9．8％提高到2016年的60％，經營性收入由1978年的86％下降到2016年的26％。農村資產集聚能力從1978年天津農村固定資產投資額僅0．75億元，2016年已經提高到290億元。目前，綠色化、集約化和功能化農業發展推動天津都市型現代農業水平的進一步提高，高階農業、精品農業及品牌化、電商化等新業態正在不斷湧現，天津的農業還在向供給側方向進行著更深入的改革。（津雲新聞記者 霍豔華 攝影 戴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