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個案例寫入最高檢報告，深刻反思“紙面服刑”等“大案”

3月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新華社記者 劉彬/圖）

2020年3月8日，人民大會堂內，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向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作工作報告。

1。2萬字的工作報告提到了28個具體案例。孫小果案、郭文思違規減刑案，“紙面服刑”案之類“大要案”自然是“重頭戲”，令人意外的是，不少群眾身邊的“小案”，如搬家公司敲詐勒索案、取快遞女子被造謠出軌案，也被寫進了報告。

“檢察機關力求用典型案例反映司法理念”。最高檢工作報告起草組一負責人說，案例是最好的法治宣傳，作用顯而易見，自2018年底釋出“崑山反殺案”指導性案例後，2019年和2020年，因正當防衛不捕不訴八百餘人，是前兩年的2。8倍。

一年起訴涉嫌職務犯罪15346人

豫港（集團）公司原董事長程三昌，涉嫌利用職務便利貪汙公款308萬餘元，2001年2月逃往境外，2002年，國際刑警組織釋出了紅色通緝令，但至今仍未歸案。

類似的貪官外逃是腐敗治理的一大難題。最高檢工作報告起草組負責人、辦公廳副主任馬騏向包括南方週末在內的多家媒體介紹，以往，對於外逃的貪官，只能在將其遣返、引渡回國後，才能對其進行審判。

2018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後，缺席審判制度寫進法律，意味著貪汙賄賂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便在境外，也可能被檢察院依法提起公訴。

據此，2020年，最高檢便指導河南檢察機關，對潛逃境外19年的貪汙犯罪嫌疑人程三昌提起公訴，目前正在審理中。

馬騏覺得，法律制定出來後，關鍵要實施、要落地。報告著重介紹適用缺席審判程式辦理的第一起職務犯罪案件，便是彰顯檢察機關踐行法律規制、捍衛法律尊嚴的一種形式。

2020年是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收官之年。報告指出，2018年以來，檢察機關共起訴涉黑惡犯罪23萬人，其中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5。4萬人，是前三年的11。9倍。起訴“保護傘”2987人。

2020年，檢察機關還受理了各級監委移送的涉嫌職務犯罪19760人，已起訴15346人，其中包括趙正永等12名原省部級幹部。除了“趙正永案”，寫進最高檢報告的影響性案件還有“賴小民案”。值得注意的是，這兩起案件同樣被寫進了最高法報告。

而對於社會廣泛關注的“孫小果案”“郭文思案”，及巴圖孟和“紙面服刑”案，張軍表示，在這些案件中，檢察監督流於形式，應深刻反思。

輕罪不是無罪

一搬家公司低價攬活，約定好收費260元，東西搬到目的地，卻坐地起價要收五千多元，不給錢就威脅、鬧事，透過這樣的方式敲詐勒索31起。對此，檢察機關追訴了19人。

在馬騏看來，單論數額，敲詐一次幾千塊錢，案值並不大，算不上“大案”，但搬家遇到敲詐勒索，肯定影響喬遷新居的幸福感。案值不大亦須堅決懲治。

職務犯罪等大案要案要抓緊，群眾身邊的“小案”也要辦好。張軍在報告中提到，司法案件絕大多數發生在群眾身邊，件件連著民心，都是“天大的事”。

就像被報告點名的“取快遞女子被造謠出軌案”。犯罪嫌疑人郎某偷拍谷某取快遞影片，並夥同何某捏造谷某出軌快遞員微信聊天記錄，一併傳送到微信群，後被他人轉發擴散，引發大量低俗評論。谷某因此無法正常上班被公司勸退，後被醫院診斷為抑鬱狀態。

最高檢關注到這起案件的網路輿情後認為，這起造謠事件在網路上持續傳播，不僅損害了被害人的人格權，也嚴重擾亂了網路社會公共秩序，已達到公訴案件立案標準。進而指導浙江檢察機關發出檢察建議，公安機關以涉嫌誹謗罪立案偵查，自訴轉公訴。

報告指出，輕罪不是無罪，更不是無害，可依法輕處但決不放縱。在這個“小案”中，轉的只是“訴”的方式，更是給了受害者依法維權的勇氣。

南方週末記者發現，報告中還提到了一起首次適用民法典的民事公益訴訟案。

某化工公司將危險廢液違法交由個人處置，跨省傾倒至江西省浮樑縣，造成嚴重汙染。2020年11月，江西檢察機關對直接責任人依法提起公訴，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鑑於汙染危害後果持續至今年，2021年1月，最高檢直接指導，首次適用民法典變更訴訟請求，要求該公司同時還應承擔懲罰性賠償金，得到裁判支援。

如何理解“小案”？在馬騏看來，從來就沒有“小案”，如何處理這些在群眾身邊發生、在大量民間糾紛中產生的案件，最能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司法是不是公平正義。

南方週末記者 杜茂林 南方週末實習生 李福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