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樸民：儒家思想方法論無可置疑地富有永恆的魅力

北京日報客戶端 | 作者 黃樸民

儒家思想以切合人事、具體實用的風貌主導中華民族獨特文明體系的構建，反映出濃厚的實用理性與入世旨趣，可謂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最溫馨、最可親的組成部分，在很大的程度上體現了中華古典文明的本質特徵與價值取向，所謂“於道最為高”“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儒家思想的核心內涵與顯著價值，古往今來人們已有非常充分的概括總結。我這裡僅僅想就儒家的思想方法論談點自己粗淺的看法。

濃厚的樸素辯證認識論精神

儒家在觀察問題、分析問題上，一個十分顯著的特徵，就是善於“雜於利害”，見利思害，見害思利，講求“適度”，不走極端，體現出濃厚的樸素辯證認識論精神。

有句名言：“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意思是事物之間具有普遍聯絡的特徵，即使是同一事物的內部，也存在著不同傾向相互對立、互為滲透的屬性，都是矛盾的對立統一體。

儒家也善於以普遍聯絡、相互依存的觀點、立場和方法來全面認識和宏觀把握治國安邦問題。

在他們看來，其理論的基本範疇，如“德刑”、“禮法”、“治亂”、“寬嚴”、“義利”、“王霸”等等，無不以相互依存、互為關係的形式而存在，一方不存在，對方也就不存在。

這正如老子哲學中的“美醜、難易、長短、高下、前後、有無、損益、剛柔、強弱、禍福、榮辱、智愚、巧拙、大小、生死、勝敗、靜躁、輕重”一樣，彼此間都是對立的統一和普遍的聯絡。不僅是對立的事物具有聯絡統一性，就是同一事物內部也存在著不同傾向之間相互對立、互為滲透的屬性，都包含有“利”與“害”的兩種傾向。

天下萬事萬物，沒有無害之利，也沒有無利之害，兩者如影隨形、相生相成，勝利和失敗僅僅是一線之隔，勝利中往往隱藏著危機，而失敗裡也常常包含著致勝的因素。因此要求人們善於保持清醒的頭腦，儘可能做到全面辯證地觀察問題，正確地對待事物的利害得失，趨利避害，防患於未然，制勝於久遠。

為此，儒家才堅定地提倡“適度”原則。

儒家普遍認為，凡事都必須堅守大經大法，做到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具體做法便是“執其兩端而叩之”，從中找到和掌握合適的度，辯證看待問題，凡事不走極端。這種思維方法早在其開創者孔子的重要思想命題上皆有反映：如天人關係方面，既不否定鬼神、天意的存在，又著重強調人事的作用；政治秩序方面，既肯定君臣尊卑、父子上下關係的天然合理性，又主張“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義”；文質關係方面，既注重內容，又注重形式，“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理想追求方面，既追求大同，“祖述堯舜”，又憧憬小康，“憲章文武”。總之，一切要“允執其中”。

“允執其中”，就是要避免“過猶不及”極端情況的發生。

譬如，“禮”“樂”皆為治國安邦的基石與鵠的，發揮著各自不可替代的功能，但是，一旦過“度”，則必然走向反面，背離其初衷：“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

所以，反映在治國問題上，管理思維的選擇與管理藝術的運用，必須做到文武並用，剛柔相濟。而管理目標的確立與管理境界的追求，必須做到謙益節制，相容幷蓄。既然事物發展到極端，就會發生性質的變化，走向自己的反面。

這就給統治者以重要的啟示，在治國上不能急功近利，急於求成，而應該尊重現成的秩序與成規，保持事物的相對穩定性，必要時需安於現狀，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

一句話，目前是什麼狀況，就安於什麼狀況，不羨慕分外的東西，同時要善於相容幷蓄，博採所長，使品德各異、能力有差的各類人在治國中都能發揮自己的不同作用。

不斷強調的“憂患”意識

儒家樸素辯證的思想方法論邏輯展開，使得它的文化精神中，合乎自然地蘊涵了一個常為人們所忽略，但卻十分重要的內容，這就是強烈的

“憂患”意識

。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歷史上那些真正的儒家，都有一種非常可貴的傳統，即朝乾夕惕，憂患繫心。孟子嘗言：“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又說“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歐陽修也強調指出：“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

儒家所倡導的這種憂患意識，是值得今天的人們倍加珍視、積極弘揚的寶貴遺產。

《禮記·曲禮上》有言，“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它提醒人們最大的危險，來自於志滿意得，放鬆警惕，沾沾自喜，無所用心，讓勝利衝昏頭腦，讓太平消磨鬥志。一句話，一個人，一個團體，乃至一個國家，所面臨的危險，通常不是在身處逆境之時，而往往是在高歌猛進、所向披靡的順境之中。

北宋大儒周敦頤《愛蓮說》中有兩句名言：“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這實際上是儒家憂患意識的簡潔表述，說的是人們在不同環境下如何做人、怎樣處世的深刻含義。其中“出淤泥而不染”所表達的是，一個人不屈服於惡劣的環境，自尊自強，從逆境中奮起，從挫折中進取。而“濯清漣而不妖”，則是喻指人在順境中始終保持頭腦的冷靜和清醒，不忘乎所以，腳踏實地繼續前進。

由此可見，一個人在逆境中奮鬥、自強固屬不易，而在順境中善始善終、戒驕戒躁、自重進取其實更難。而只有具有強烈憂患意識的人，才能夠始終秉持“滿招損，謙受益”的古訓，“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最終跨越這個巨大的陷阱，實現人生的昇華。

儒家思想方法論的積極意義和不朽價值，正是集中體現在它所強調的“憂患”意識之中！

積極堅持的“更化”立場

儒家的樸素辯證思想方法論，也反映在其把握“經”“權”關係上。所謂“經”“權”關係問題，其實質性的內涵，便是體現為如何正確地處理政治上的原則性與靈活性之間的關係。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一方面要強調原則性：“執中”、“執一”、“守經”；另一方面又必須注意適當的靈活性：“便宜從事”、“行權”、“通權達變”。“經”“權”說集中體現了儒家的政治大智慧，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理性精神的具體反映。它的宗旨在於為解決理想與現實（或者說原則與實踐）之間的矛盾或衝突創造必要的契機，提供適當的手段。

儒家的“經”“權”觀對於儒家思想的形成、發展與貫徹落實，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第一，受“經”“權”觀原則的指導與規範，儒家在治國方面確定了一系列基本宗旨

，如等級尊卑的有序管理模式、德治教化的價值取向原則、正己及人的管理示範形態、仁義禮樂的人本管理精神、用中適時的管理操作方法，等等，這些都屬於“經”的範疇，都是必須堅持、不可動搖的大經大法。與此同時，儒家也不排斥“權”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如以動用刑罰來補充單純講究德治的不足，以承認合理利益來完善單純提倡仁義的欠缺，以天下一家、諸生平等來克服單純講究等級名分的矛盾等等。

第二，受“經”“權”理論的指導與規範，儒家遂有了使自己與時推遷、不斷更化的理據和動力。

既然從事任何事情都應該在堅持根本原則的前提下，根據形勢的變化而有所變通，有所調整，有所改進，那麼，上至治國，下及修身，也同樣可以依照這個一般規律，不斷豐富其原理，充實其手段，而不應墨守成規，固步自封。因此，董仲舒可以在面對雄才大略又剛愎自用的漢武帝策問時，有勇氣直斥當時漢朝政治之失，危言聳聽地形容漢朝的統治秩序為“糞土朽牆”，隨時面臨著崩潰的危險，而不遺餘力地鼓吹“更化”，主張改弦更張，另起爐灶。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理念作堅實的支撐，儒家思想在其總體精神不作重大改變條件下，其具體細節、具體方法總是處於生生不息的調整與充實之中，以最大限度地滿足特定時期的各種需要，即所謂“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

從這個意義上說，建立在樸素辯證思想方法論基礎之上的儒家“經”“權”理論，的確是儒家思想能夠與時俱進、更化嬗變的不竭生機與強大動力。

儒家以樸素辯證法為核心與精髓的思想方法論，則是值得我們在這個傳統優秀文化的當代轉型過程中，加以高度重視並充分發掘的一份遺產，它彌足珍貴，足資啟迪，無可置疑地富有永恆的魅力。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