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弗裡·巴瓦的適應性轉變

作者：

魏前程，北京建築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碩士研究生；

金秋野（通訊作者），北京建築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

常濤，北京建築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摘自《以現代結構迴應本土：傑弗裡·巴瓦早期設計實踐的適應性轉變》，原文刊登於《建築師》雜誌2022年6月刊，總第217期P4-12。微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註釋、圖片來源、參考文獻等資訊，正式版本以原文為準。

以傑弗裡·巴瓦早期作品中的結構設計為切入點，發掘其深層次的歷史資訊與現代特徵，透過梳理結構設計的演化線索，釐清巴瓦與烏爾裡克·普萊斯納的合作關係，並辨析二人結構策略的異同；進一步探討他們如何使用現代結構來回應本土，從中歸納出其結構設計的4點特徵，充實巴瓦從“西方”語境轉變到“本土”語境創作的具體內容。

目錄概覽

一、實踐開端及意識初現

二、現代結構意識與實踐

三、以現代結構迴應本土

四、結構特徵和持續影響

五、結語

在傑弗裡·巴瓦（Geoffrey Bawa，1919—2003）建築生涯的不同時期，結構設計的策略與表現一直在演化。相比中後期的成熟作品，其早期作品較少被探討，而其中蘊含了他最初的設計理想，且其一生的實踐歷程無法被割裂看待。另外，作為巴瓦的早期搭檔，烏爾裡克·普萊斯納（Ulrik Plesner，1930—2016）的作用有待釐清。他究竟在巴瓦建築生涯起步階段有何影響？二人在實踐中又是如何使用現代結構迴應本土問題的？基於此，文章以巴瓦早期作品中的結構設計為切入點，進一步發掘二人所作出的適應性轉變，以期更好地理解巴瓦的建築及設計思想。

▲巴瓦建築生涯前十年建成作品

一、實踐開端及意識初現

德拉尼亞加拉住宅（Deraniyagala House，1951—1959年，Colombo）是巴瓦的首個設計作品。該住宅採用混凝土框架結構，框架開間大面積使用玻璃窗；住宅採用風車狀平面，結構隨之線性展開，並改變平面的進深方向，框架亦是界定出建築形體的邊框。實際上，框架結構易透過X軸和Y軸的不斷重複，創造出結構層次和空間體驗的深度，而此處，巴瓦卻採用了單調的線性佈局。巴瓦還在客廳設計了一部塑性的螺旋樓梯，但它被兩邊的牆夾住，缺乏觀賞角度，也未成為限定空間的“裝置”，與後期多義的樓梯相比，他最初的設計是對“現代”形式的追隨。專案完工之際，巴瓦和業主對該住宅都不太滿意，因為業主希望住宅不僅要現代，還要能夠呼應錫蘭被殖民之前的傳統。巴瓦顯然對傳統這個宏大命題無所適從，不僅沒能實現“呼應傳統”，他對當地環境也未能作出適度的迴應。1959年7月，科倫坡舉辦了一次“理想住宅展覽”（Ideal Home Exhibition），巴瓦設計並參展的方案是一個72㎡的標準兩居室住宅，其採用預製混凝土結構做支撐體系；屋頂由木椽、木望板及半圓形瓦片構成，山牆上部鏤空，以利通風；牆壁為木骨架標準板。這個作為原型展覽的住宅採取了英國正規化，單一方向的預製結構，區分出主朝向和山牆面，並形成簷下空間，增加了空間深度。這個設計緊隨德拉尼亞加拉住宅之後，初見巴瓦有意識地利用結構的空間潛力。

▲ 德拉尼亞加拉住宅的結構和空間層次

▲ 德拉尼亞加拉住宅的螺旋樓梯

▲ “理想住宅”設計圖及結構示意

普萊斯納的到來加速了這一程序，這名丹麥建築師的重要性易被忽視，而他卻“是巴瓦唯一視為平等的同事與摯友”。普萊斯納於1958年12月加入愛德華茲、裡德和貝格事務所（Edwards，Reidand Begg；E。 R。 & B。），隨即與巴瓦展開了長達8年的合作。普萊斯納認為“建築第一是技術，第二是藝術，第三是理論，技術是指綜合了結構、材料、氣候、構造等要素的”。普萊斯納曾於1957年參加了主題為“佛陀涅槃2500週年紀念館”（Buddha Memorial Competition）的國際設計競賽，並獲得三等獎。該方案的結構簡潔且具表現性，巨大的抽象結構體直接塑造建築形態，而空間層次不是他關注的重點。

▲ 普萊斯納與巴瓦在工作中

▲ “佛陀涅槃2500週年紀念館”國際競賽中普萊斯納提交的方案

巴瓦的參展方案和普萊斯納的競賽方案，反映了二人早期不同的職業理想。巴瓦探索框架結構本身所形成的空間分化、體驗深度和本地化問題；普萊斯納則重視技術特徵，如單一體量的結構表現。但無論如何，二人的探索都比事務所在1950年代中期主打的義大利古典風格超前，他們傾向於使用現代結構體系。

此外，普萊斯納之前在米內特·德·席爾瓦（Minettede Silva，1918—1998）的影響下，熱衷於探索錫蘭的歷史建築和遺蹟，這一愛好延續到與巴瓦合作期間。以此為契機，巴瓦也開始結合島國的文化環境再次自我教育，學習島國的建築結構體系與空間佈局特徵，設計理念與當地風土開始逐步融合，巴瓦的本土意識初現端倪。

▲ 巴瓦自攝的馬杜維拉寺廟（Maduwela Temple是巴瓦設計的西馬馬拉卡寺廟和議會大廈的原型）

二、現代結構意識與實踐

巴瓦與普萊斯納合作的一系列“框架”住宅，如賈亞瓦德納住宅（The N。 U。 Jayawardena House，1959—1960年，Colombo）、卡南加拉住宅（Kanangara House，1959—1961年，Colombo）等，結構形式已與德拉尼亞加拉住宅有所區別。雖依然使用混凝土框架作為主體結構，但採用了覆土平屋頂，並以粗壯的結構梁外挑，兼顧遮陽和防雨；同時樑柱、板分離，在平屋頂與框架之間形成通風空隙，這些舉措都是對錫蘭熱帶氣候的適應。時值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和簡·德魯（Jane Drew，1911—1996）等人在鄰國印度進行現代建築的實踐，深出簷和遮陽板都成了常見的設計語言，巴瓦和普萊斯納的實踐也呼應了這一潮流。

▲ “框架”住宅：賈亞瓦德納住宅

之後，他們合作的學校建築，如聖托馬斯預科學校（St。 Thomas’ s Preparatory School，1957—1964年，Colombo），該學校建築分為兩個矩形體量，採用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結構柱退出立面，形成自由立面，一個體量實現了“呼吸牆”系統，另一個體量採用了混凝土飾板。此時，他們還處於使用混凝土框架結構的初始階段，忽視了海邊空氣對鋼筋的腐蝕能力，建築外表的混凝土飾板不久便脫落了。在結構表現上，兩個體量的簷口梁都挑出並做擴大化處理，遮陽避雨的同時還突出了水平感。同期，二人還為主教學院（Bishop’ s College，1960—1963年，Colombo）設計了一棟三層高的教學樓，該建築採用框架結構，底層架空，作為開放活動區；二、三層作為教室，其樓板與結構柱齊平。梁向外懸挑露出端頭，懸挑梁支撐混凝土格柵“呼吸牆”。與同期住宅設計類似，每塊格柵之間空出梁寬的縫隙，柱、梁、板縱向脫開，明確區分了結構元素與非結構元素。主教學院教學樓標誌著“巴瓦建築中立面秩序的誕生”。巴瓦對各向同性的框架結構進行了方向劃分，制定了一個長向的主導面和一個短向的輔助面（山牆）；在長向進行段落處理，並形成長邊挑簷和廊下空間，增加了空間深度；對柱跨進行進一步的細分，在結構與形式之間建立了梯度呼應。

▲ 聖托馬斯預科學校的現代特徵（1964年攝）

▲ 主教學院外觀

▲ 主教學院教學樓首層平面圖（上）、二層平面圖（中）、剖面圖（下）

▲ 主教學院教學樓剖面體現的結構和空間劃分

以上可見，二人早期的學校建築和“框架”住宅等專案體現了強烈的“現代”特徵，如簡明的體塊、底層架空、自由平面等。他們基於框架結構的設計，也體現了對“多米諾體系”（Dom-ino System）這一空間設計思想的追隨。在更深層次的文化方面，反映了二人早期傾向於從歐洲學來的“現代主義”（Modernism），因而，西方建築評論界認為這是“現代主義”在熱帶地區的實踐，並將其納入“熱帶現代主義”（Tropical Modernism）的實踐範疇。在這樣的前提下，他們的建築實踐本土化程度較低，對氣候、場所、建造傳統的迴應也不夠充分。

三、以現代結構迴應本土

二人在早期還設計了一系列工業建築，並使用現代主義的結構語言，但並不適合錫蘭溼熱的季風氣候，淪為“不堪一擊的潔白”。出於對現代主義的認同，巴瓦於1966年在《建築評論》（

Architectural Review

）上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介紹了早期的7個建築，文章裡的建築圖片主要由普萊斯納拍攝，“他們選取的圖片更多強調現代主義特徵，弱化本土地域特徵”。其實從蒙臺梭利學校專案開始，已可看到巴瓦和普萊斯納在尋求轉變，他們開始更多地關注風土環境與歷史傳統，尋找一種適合本土的營造方式。他們之後合作的幾個作品，如善導者修道院禮拜堂（The Nazareth Chapel of the Good Shepherd

Convent，1961—1962年，Bandarawela）、A。 S。 H。 德·席爾瓦住宅（A。 S。 H。 de Silva House，1959—1960年，Galle）、埃娜·德·席爾瓦住宅（Ena de Silva House，1960—1962年，Colombo）等專案，更進一步見證了巴瓦結構語言迴歸本土的探索。

善導者修道院禮拜堂表明他們開始更多地關注場所。結構由粗石壘砌澆築混凝土的承重牆和樑柱框架共同支撐木屋架。南牆外砌粗石、內灌混凝土，壘造南牆外壁和內壁的粗石都產自當地。北側的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被塑造成十字架的形式，結構成為宗教內涵的有力展現。南牆雙層，內外間隔15cm，壘砌半高牆形成內層，之間留下通縫，可以讓光從底部反射進來，同時作為進氣口來使用。北側十字架巢狀玻璃窗讓動態面光充滿整個教堂，同時打開了面向山丘的大片景觀視野，窗戶也作為排氣口來使用。禮拜堂的混合結構體系既滿足荷載還整合了氣流與自然光效。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教堂在建造過程中，巴瓦只來過一次現場，主要設計工作是由普萊斯納完成的。十字架結構柱等部分體現了普萊斯納早年一貫的設計策略，其整體佈局線性展開，缺乏空間層次，南側雙層牆也未形成廊下空間，依然是“單一體量的結構表現”。

▲ 善導者修道院禮拜堂外觀

▲ 善導者修道院禮拜堂立面圖（上）、剖面圖（中）、平面圖（下）

▲ 善導者修道院禮拜堂南牆施工中，前排中立者為普萊斯納

▲ 善導者修道院禮拜堂內部

▲ 善導者修道院禮拜堂南牆空隙

同樣是出於對風土環境的考慮，A。S。 H。 德·席爾瓦住宅則採用了框架結構搭接連續坡頂的全域性策略，而不只是材料和砌築方法的本地化。住宅平面是不規則的棋盤式佈局，結構要素分離使得平面自由流動，但結構又統一在屋頂之下，利用高差、恰當的分割槽和合理的遮蔽強化了內部的空間層次和體驗深度。之後，二人最重要的設計作品——埃娜·德·席爾瓦住宅，已經開始呈現出明確的本土化特徵，對本土的歷史淵源和氣候特徵都有呼應。首先是框架結構自身的分段表現，框架結構與磚石牆體共同承重，不同區域柱徑和柱跨都有不同，形成主次有別的空間領域。圍繞內院圈出低垂的廊下空間，塑造出強烈的內向特徵。此處，結構與建築自身的形象都退居其次，柱子採用了傳統帶收殺的做法，是遙遠歷史的記憶載體；而流動空間的處理、動態對稱的軸線和整體佈局的體驗又顯然是現代的。最重要的是，巴瓦透過這一系列操作實現了空間體驗的深度，他讓房間、洞口、庭院彼此穿插、層疊，並調整廊下空間的向背與對位，使深遠的內部一層層滲透出來，無論置身何處，都能感到有更深遠的所在。這是之前所未曾實現的，所以學者認為：“埃娜·德·席爾瓦住宅的設計表徵巴瓦的思想在1960到1962年之間發生了轉變。”

▲ A。S。H。德·席爾瓦住宅結構平面示意

▲ 埃娜·德·席爾瓦住宅剖透視

二人接下來設計的蒙臺梭利學校教學樓（St。 bridget’s montessori school，1963—1964年，Colombo），再次使用了框架結構。混凝土框架支撐木屋架，形成坡屋頂，屋簷出挑深遠，遮光避雨。內圈柱為連體雙柱，首層柱頭擴大成蘑菇狀來支撐樓板，蘑菇狀拱腹不斷重複，營造洞穴般的感受。首層外圈結構柱下帶有半高牆，在錫蘭傳統建築中的半高牆壁是支撐柱子的基礎壁，既可抵禦白蟻，又能防止雨水滲入。此處，雖與之形似但功能卻不盡相同，因為這裡的柱子是埋在地下的掘立柱，半高牆沒有加固作用。但借鑑這種形式，既可以避免雨水侵入，又能增加一層內外視線的空間層次。教學樓二層的外圈簷柱，是一套附加結構體系，在建築主體外形成一圈迴廊，這與現代建築的勻質框架不同，卻與傳統木構的做法相通。南亞與東亞的木構體系雖不同，但出於共同的空間意圖：託舉簷口、形成廊下；使得巴瓦的簷柱做法頗似《營造法式》中的“副階周匝”，空間意圖的一致，使得傳統在現代中彰顯。教學樓二層出挑的樓板帶有圓形倒角，其在建造初始的模具上加上土，再澆築混凝土，拆除模具之後將土剷掉，於是帶有弧度的天花板就像塗滿了土一樣，這也是意圖追摹僧伽羅建築，重現傳統的“抹灰籬笆牆”式鄉村學校。

▲ 蒙臺梭利學校的結構體系

▲ 蒙臺梭利學校教學樓早期照片

▲ 普萊斯納手繪的蒙臺梭利學校教學樓結構節點做法

▲ 康提地區18世紀佛教建築坦皮塔維哈雷（Medawala Tampita Vihare）的架空與迴廊

同期的原巴塞洛繆斯醫生住宅（Bartholomeusz House，1961—1963年，Colombo）、拉斐爾住宅（The Raffel House，Colombo，1962—1964年，Colombo），也都是他們從“熱帶現代主義”向本土轉變的標誌性專案。它們繼承了僧伽羅“梅達米杜拉”（medamidula，僧伽羅語，意為：院子），“借鑑了中世紀莊園住宅、荷蘭庭院住宅以及穆斯林排屋的傳統，為高密度的熱帶城市提供了一種新的居住理念”。在巴塞洛繆斯醫生住宅中，巴瓦首次使用水泥波紋瓦屋頂和拋光的椰子樹幹作結構柱，並在柱頭和柱礎放置花崗岩，以防白蟻侵蝕。在拉斐爾住宅中，也體現了巴瓦早期的結構語言：圓形黏土瓦屋頂、花崗岩基座和拋光樹柱；最有特色的是主臥室的結構，屋頂扇椽支撐在一箇中央椰樹杆上，巴瓦再次將異質結構雜糅在勻質結構之中。這些住宅都有著豐富的空間層次，同時透過結構部件的異質處理，來喚起人們對現代之前的遙遠想象。

▲ 巴塞洛繆斯醫生住宅坡屋面及牆身典型做法

▲ 拉斐爾住宅主臥

巴瓦和普萊斯納最富於想象力的作品，當屬波隆塔拉瓦莊園住宅（Polontalawa Estate Bungalow，1963—1965年，Nikarawetiya）。“當他們第一次探訪場地時，普萊斯納便提出將建築建造在巨石之上”，順著山岩架起的結構梁生成了建築主體空間，內部巨石代替了牆體來分隔空間，創造出一個類似於原始穴居、樸素舒適的生活空間。主屋的巨大混凝土梁橫亙在三塊巨石之上，使得屋頂成為一個飄浮的自主元素，這個建築迴應了斯基里亞（Sigiriya）的洞穴與石窟寺，這些古代建築的空間模式就是使建築飄浮在景觀之上。儘管如此，此住宅整體佈局依舊為線性分佈，實際體驗是突破探險式的，而不強調空間深度的層層滲透。單體建築結構簡單，最具震撼性的主屋巨梁與佛陀紀念館的拋物線梁類似，屬於“單一體量的結構表現”。不出所料，這座建築在兩人分道揚鑣之後歸於普萊斯納名下。

▲ 波隆塔拉瓦莊園住宅結構梁與原石柱（營造原始的穴居感）

▲ 波隆塔拉瓦莊園住宅平面圖

▲ 波隆塔拉瓦莊園住宅屋頂

▲ 吉里寺（Giri Monastery）平面圖

四、結構特徵和持續影響

1967年，巴瓦和普萊斯納分道揚鑣。之後他們對作品署名權進行了劃分，善導者修道院禮拜堂和波隆塔拉瓦住宅署名普萊斯納，兩個德·席爾瓦住宅則署名巴瓦。署名權的劃分，為討論兩人結構策略和空間意圖的異同提供了一個有趣的切入點，主要區別有4點：1）普萊斯納署名的作品強調清晰、單一的結構體系，巴瓦署名的作品結構體系則更含混。2）普萊斯納傾向於讓傳統空間與現代結構強烈碰撞，巴瓦則將二者深度融合；3）普萊斯納的空間意識更西方、更現代，重視單一體量的結構表現，巴瓦則對東方式的內向院落和微妙的深度感知有所偏愛；4）二人都重視錫蘭的地方性和傳統建築，撇開氣候適應性等客觀因素，在普萊斯納眼中，傳統更像形式上的外在表徵、文化符號；對於巴瓦來說，傳統則是一種方法和空間模式，能夠“為我所用”，融入到現代結構和材料的語境中。

毋庸置疑，普萊斯納幫助巴瓦在建築這條道路上站穩了腳跟，他離開之時距巴瓦正式加入愛德華茲、裡德和貝格事務所剛好十年，巴瓦也在建築生涯的第一個十年初步形成了一套個人結構語言，並可提煉如下特徵：1）混合結構體系及材料的混搭；2）結構層挑；3）輕質屋架及“飄浮”屋頂；4）框架結構體系的非勻質化處理。

所謂混合結構體系，主要是指框架支撐體系與屋架覆蓋體系的混合，也包括主體結構與附加結構的混合。與經典“多米諾系統”不同，巴瓦採用了帶有傳統意向的坡屋頂，屋架使用輕鋼結構或木結構，而支撐屋架的樑柱仍為混凝土框架結構。巴瓦在之後的許多建築中延續了這一做法，如綜合教育學院（The Institute for Integral Education，1978—1981年，Pilyandala）、魯胡努大學（The Ruhunu University，1980—1988年，Matara）等。此舉自然帶來了材料的混搭，從材性來看，下部支撐框架體系荷載大，使用混凝土、石材等，材性厚重；上部覆蓋的屋架只需承託屋頂，荷載小，使用木材、金屬等，材性輕柔；材性體現了“輕”和“重”的對比，上輕下重強化了建築的穩定感。此中巴瓦是一位結構理性主義者，他在多層建築中還會逐層減少柱徑，或在頂層使用木柱。除了支撐結構與覆蓋結構的混合，還有主體結構與附加結構的混合，如在埃娜·德·席爾瓦住宅中，主屋為框架結構，附加簷廊則採用木結構，相比人工澆築的混凝土，簷廊的椰木柱在材性上更柔和，在感知層面也更近於自然，利於實現室內外交融，巴瓦並未拘泥於框架結構本身的表現方式。

▲ 綜合教育學院的會議廳

▲ 埃娜·德·席爾瓦住宅主屋的附廊

另外，在早期的學校建築、本託塔海濱酒店（Bentota Beach Hotel，1967—1969年，Bentota）及鋼鐵公司辦公樓（Steel Corporation Offices and Housing，1966—1969年，Oruwela）等作品中，結構層挑特徵不斷重現。鋼鐵公司辦公樓的主結構採用鋼筋混凝土框架，在二層使用斜撐構件，支撐第三層巨大的出挑。巴瓦使勻質框架結構在豎向體現差異，消解了“標準層”與環境之間的孤立感。結構層挑作為一種原型語言，後來又出現在魯胡努大學和碧水酒店（Blue Water Hotel，1996—1998年，Wadduwa）等建築中。結構層挑在錫蘭鄉土建築中亦常見，顯然，這個做法符合傳統，但對巴瓦來說，這首先是對氣候的迴應：“如果把多層建築看作單層，那麼每一層的上面的所有，即可視為這一層的‘屋頂’，因而，只需要每層向外懸挑，即可擁有像單層建築一樣的保護效果了。”可見，對於巴瓦來說，傳統是一種建立在經驗系統上的設計資源庫。

▲ 鋼鐵公司辦公大樓

▲ 魯胡努大學

▲阿庫拉納（Akurana）地區鄉土建築的出挑結構

除了結構出挑，巴瓦還探索使用輕質屋架。由於支撐體系與覆蓋體系的脫離，使屋頂產生了“飄浮”效應。在對屋頂結構的處理上，巴瓦強調分層，樑柱和屋架是分開處理的，他甚至採用不同的材料、色彩，去強調支撐、覆蓋結構的獨立性。普萊斯納給巴瓦展示了梁、柱、板的拆解，讓這種分層具備了現代意義上的結構合理性。在早期，巴瓦使用水泥波紋瓦取代傳統的椽檁體系，這是現代結構對傳統瓦屋面的創造性繼承，此舉除了使屋頂具備良好的隔熱效能，還節省了木材、減輕了屋頂自重，利於屋架結構採取更“輕”的做法。巴瓦中後期設計的許多建築，如巴圖英巴建築群（Batujimbar Pavilions，1972—1975年，Bali）5號地塊的博物館和議會大廈（New Parliament Complex，1979—1982年，Kotte）等，也都讓屋頂“飄浮”起來。出於氣候考慮，屋頂大且深遠，與下部結構脫開，所以，這是一種適應性的結構。“飄浮”的屋頂持續至巴瓦最後的建成作品“赤壁之家”（Pradeep Jawardene House，1997—1998年，Mirissa），其結構更加現代簡潔，巴瓦採用了鋼柱支撐電鍍鋼板平屋面的做法，輕而舒展的懸挑大屋面“飄浮”在海邊崖峭，彷彿就要脫離大地，他在外圈柱上附加斜杆將屋面“輕輕”拉住。巴瓦認為“屋頂是一個永遠不變的元素，保護性的、顯著的且是最重要的，在任何時期、任何地點都掌管著美。一座建築往往不過是一個屋頂、一些柱子和地面，而屋頂佔據著主要地位，遮陽避雨，給整個建築帶來舒適感。”

▲ 巴圖英巴建築群5號地塊博物館

▲赤壁之家

巴瓦結構語言中最顯著的個人特徵，莫過框架結構體系的非勻質化處理。框架結構作為一種勻質體系、整體性強，而巴瓦則讓它發生分化。根據空間的內外、主次和功能，巴瓦將樑柱等結構要素用不同的材質、色彩及形狀大小來區分，使得整體的框架結構體系“要素化”。結構各要素雖協調起來共同受力，但樑柱等結構要素在空間表現上，又似乎要脫離整體，成為獨立的元素，結構體系變得曖昧不清。另外在空間系統上，巴瓦借鑑傳統木建築的結構體系來建立核心與外圍的區別，並讓結構在不同的區域有不同的尺度；如綜合教育學院會議廳的附加結構不再是“附屬”，而是空間和功能的關鍵區分。

五、結語

以結構為切入點，可將巴瓦早年的實踐概括為：對現代主義的追隨和對本土（建造傳統和風土環境）的迴歸。首先，需理性看待普萊斯納與巴瓦早年的合作，他們長達8年的合作，為巴瓦日後的許多結構策略埋下了伏筆。普萊斯納主導的設計作品，更清晰地表達結構的邏輯，建築結構往往直接參與空間塑造，具備視覺表現力；而巴瓦主導設計的建築，結構則更含混、更多地體現了“非現代”的特質。其次，建築作品中結構的使用演化，表明巴瓦建築思想的逐步轉變，歐洲和本土的建築知識開始在他的腦海裡雜糅，巴瓦開始以新的、成熟和自信的心態進行創作，需意識到巴瓦使用現代結構對本土的迴應並非靈光乍現，而是有一個漸進的過程，這是巴瓦在島國文化滋養下的迴歸，也是建築師的主動選擇，更是文化環境影響下個體潛意識的表達。

最終，巴瓦使用現代結構迴應了歷史傳統與風土環境，並進一步使得結構內化於建築功能和空間體驗之中。在建築生涯的第一個十年，巴瓦初步建立了一套個人結構語言，並完成了一次關鍵的建築思想轉變，這為巴瓦之後的建築設計實踐打開了一個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