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發展·中國這十年丨中國生態文明可以檢驗和深化可持續性科學

中國生態文明實踐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可持續發展實驗室，不僅會對世界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也將檢驗和深化可持續性科學的理論思考。

文諸大建 同濟大學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

本文為《可持續發展經濟導刊》“可持續發展·中國這十年”特別策劃文章

十年前，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將其提升到了非常核心的戰略位置。同樣，也是在2012年，我現場參加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即“里約+20峰會”。參與有關綠色經濟的討論，發現各國政府、學者和非政府組織代表對綠色增長是不是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存在爭論，有關可持續發展的理論認知相差比較大。當時我就覺得需要把中國的生態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性理論問題進行勾連，要對三個問題進行系統思考。

第一，從研究可持續發展到研究可持續性科學。

國際上講的可持續發展，主要是戰略層面和體制層面的，具體表現為世界各國的發展政策和發展實踐。可持續性科學是學術導向的科學研究，是要研究可持續發展的學理基礎是什麼。實際上，這兩者是由兩個路徑提出的，可持續發展是由聯合國提出並聯同各國政府共同推動的，而可持續性科學則是由學術界提出並經歷了多年研究，國際上的生態經濟學和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被認為是最早的思想起源。未來搞可持續發展需要把兩者結合起來，例如美國科學院院刊（PNAS）從2001年起開設了專門的可持續性科學的研究專欄。也許可以說，沒有可持續性科學理論支撐的可持續發展是盲目的，沒有可持續發展實踐基礎的可持續性科學是空洞的。

第二、理論研究需要鑑別強可持續性和弱可持續性。

在可持續發展的學術研究中，對環境與發展的關係以及經濟、社會和環境三者的關係有強與弱兩種不同的看法，即強可持續性和弱可持續性兩種思想。新古典經濟學或傳統的增長主義通常是弱可持續性觀點，認為GDP增長沒有地球生態物理極限，經濟增長的物理規模可以無限擴張，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解是經濟、社會、環境三個系統相互獨立，發展成效是三者各自發展的簡單加和。強可持續性觀點認為人類發展需要經濟增長，但是經濟增長的物理規模不可能無限擴張，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解是三圈包含，即環境圈包含社會圈、社會圈包含經濟圈，發展成效是在生態環境的閾值之內實現經濟社會繁榮。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能不能檢驗這兩個不同的有關可持續發展的學理問題？

第三、中國的生態文明思想如何深化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思考。

2012年，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從之前的“四位一體”（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拓展為“五位一體”（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從1992年到2012年的20年間，假如說世界上第一波的可持續發展浪潮是在國外主要是在歐美國家興起，那麼在過去十年，中國的生態文明政策和實踐已經在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形成一場在世界上別的地方看不到的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可持續發展實驗室。我認為，在下一個十年，中國的生態文明不僅會對世界可持續發展實踐做出貢獻，也需要並且能夠在理論認識上做出重大貢獻。

過去十年來，圍繞上述思考，我和我們的研究團隊發了一些中英文論文。針對中國生態文明如何檢驗和深化可持續性科學，討論了五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中國生態文明檢驗可持續發展的強與弱。

可持續發展是沒有地球生態物理極限的經濟增長，還是地球生態物理極限之內的經濟社會繁榮？中國生態文明認為發展是有生態邊界的，提出要用三條紅線即生態功能基線、資源利用上線、環境質量底線，倒逼發展模式轉變和發展質量提升，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消耗的脫鉤。中國生態文明的上述特徵，放到學術界裡討論，會發現不可能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裡推匯出來，因為他們認為不存在資源環境的極限和邊界。

因此，用新古典經濟學解釋不了中國的生態文明。這就提出了一個與改革開放當初性質類似的問題——中國生態文明是用實踐在挑戰理論，而不是用理論倒過來判斷實踐。所以，針對是否承認經濟增長的物質規模存在極限這一非常重要的學理問題，中國的生態文明為檢驗強正規化與弱正規化的爭論提供了機會，有助於把可持續發展的理論研究提升到新版本。

第二、可持續發展要求從技術最佳化到系統創新。

綠色發展通常有兩條路線。一個是線性的技術最佳化和效率改進路線，不涉及科學技術和經濟社會的系統變革。另一條是非線性的顛覆性的系統創新路線，與傳統的路徑依賴的技術創新相比，其提高資源生產率的能力和水平要高得多。

在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生態環境紅線的背景下，中國生態文明的綠色創新需要更多地強調顛覆式的系統創新，而不是一般的技術最佳化。例如，在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受到越來越多的約束下，我們用線性擴張的、路徑依賴的技術創新，不可能實現中國3060的“雙碳”目標。實際上，中國現在的雙碳發展戰略就是非線性的系統創新路線，最終目標是用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中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個換跑道的艱難過程，雖然會經歷二三十年甚至更長的轉換時間，但是這是最終要走向的地方。

第三，可持續性轉型的B模式與C模式。

與傳統增長主義的A模式相區別，可持續發展導向的社會轉型，理論上需要區分兩種模式。一種是發達國家的先過增長後退回模式（歐洲國家稱之為減增長模式Degrowth），即發達國家的物質消耗足跡先是超過了地球行星邊界，然後在保持經濟社會福祉水平的前提下把它們降回到生態門檻之內，這是發達國家學者提出來的B模式；另一種是發展中國家的聰明增長模式（Smart growth），即發展中國家提高經濟社會福利水平需要消耗資源環境，但是物質消耗足跡不要越過生態承載能力，這是我做研究提出來的C模式。

總的來說，B模式是發達國家在保持它的經濟社會福利，降低生態環境的磨損。C模式是發展中國家不走西方國家老路，利用後發優勢走向可持續發展。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當前的主要任務是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可持續發展轉型是要大幅度提高人類發展水平，但是物質消耗足跡和二氧化碳足跡不超過生態閾值。

第四，文化建設需要獨立出來發揮作用。

中國“五位一體”現代化包括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四個支柱包括經濟、社會、環境和治理。對比可見，中國把文化建設單獨拿出來，而且中國的文化建設，不是僅僅討論具體的社會系統中的文化設施和文化服務，而是大文化的概念，是整合治理、經濟、社會、環境其他四個方面的軟實力。中國式現代化，要架構五位一體的以人類發展和共同富裕為目標的可持續發展的新的理論框架。文化建設在可持續發展中的軟實力，一方面起到整合物質資本、人力資本、自然資本三大發展資本的作用，另一方面起到協調政府機制、市場機制和社會機制三個治理主體的作用。

第五，可持續性科學是跨學科的整合性正規化。

可持續性科學不是各個學科的大雜燴，是不同的學科面對共同的問題，創造共同概念和方法的一種新的知識整合。可持續性科學超越多學科（multi-）和交叉學科（inter-）的研究，走向跨學科（trans-）的整合，是要發展一種共享的本體論、價值觀和方法論，形成元概念意義上的分析框架或整合性正規化，各個學科在這之下去研究可持續發展的具體問題。過去十年中，我們在分析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物件-主體-過程的可持續性科學分析框架，強調在物件維度要加強經濟、社會、環境的整合研究，在主體維度要加強政府、市場、社會的整合研究，在過程維度要加強事前（規劃）、事中（建設）、事後（執行）的整合研究。

編輯丨胡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