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史研讀：區域創新與網際網路發展有什麼關係？

引言

科技史研讀：區域創新與網際網路發展有什麼關係？總的來說，國內外學者已經從多個視角圍繞網際網路發展展開研究，與本文研究關聯最為緊密的一支文獻，集中於探討網際網路的擴散及其影響因素。

一、網際網路發展

二十世紀

以來，眾多研究證實，網際網路的擴散呈現

S

型特徵。

有學者

指出，由於新使用者數量少，網際網路發展初期的擴散速度較慢；伴隨著使用者存量的指數級攀升，網際網路的網路外部性特徵逐漸顯現，這將導致擴散速度加快，並最終達到峰值；最終，邊際成本的不斷上升使得擴散速度再次放緩。事實上，網際網路擴散過程還會受到一些邊際條件的影響，特別是數字鴻溝。

胡鞍鋼和周紹傑指出以網際網路為代表的資訊通訊技術在爆炸式普及中帶來了新的社會不平衡，這正是數字鴻溝的本質。徐宗玲認為這種差距既存在於群體與群體之間，也存在於地區與地區之間，甚至是國家與國家之間。

有學者

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地級市間、城鄉間存在較大的數字鴻溝，北京、天津、河北、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大都市的發展水平較高，而農村地區、貧困地區的發展水平較低。

隨著資訊通訊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學者們對於

“

數字鴻溝

”

的認識也呈現了不同指向。主要考察的是否擁有通訊裝置和是否連線網際網路。在隨後的發展中，基礎設施、使用設施以及網際網路有用性三方面的發展，逐漸縮小了可及性差異。與此同時，新的問題接踵而至，人們在網際網路上應用情況的差別逐漸顯現，即使用溝。透過分析、對比

“

數字鴻溝

”

的接入溝和使用溝，

有學者

指出使用溝上的差距在認知上更難發覺。

有學者

也認為使用溝的差距才是數字鴻溝的關鍵。

有學者

強調了網際網路的用途十分廣泛，正是這種多用性使得使用它的方式千差萬別，而這種多用性與數字服務的快速發展密切相關。在進一步的研究中，

有學者

指出人們往往對接入差異的效果想當然

，

因而從來沒有將其作為數字鴻溝研究的一部分。事實上在同等可及性條件下，人們可能在知識獲取上出現不平等，即知識溝。

韋路和張明新利用

“皮尤研究中心”

二〇〇四

年的一項政治傳播資料為樣本進行分析，結果表明在同等可及性條件下人們運用網際網路的方式大相徑庭，進而產生了獲取政治知識的差別。顯然是使用目的的不同導致了這種鴻溝，而這種不同主要來源於個體在教育水平和社會經濟地位上的差異，即數字素養。

有學者

將這種數字不平等，總結為跨越數字化的三個支柱，即數字基礎設施、數字服務和數字素養。除此之外，有學者研究發現經濟發展水平也是重要影響因素。

因此，網際網路發展水平的度量是一個複雜的、系統的工程。既有研究多采用網際網路普及率、網際網路網頁數、網站數等單一指標來表徵，單一指標的衡量標準不夠客觀、全面，難以涵蓋全部事實。可以說，多指標衡量方法是相對科學、真實的評價方法，但是目前仍未形成統一體系。

二、區域創新收斂性的研究方法

從理論角度，經濟學中收斂可分為三類：

σ

收斂、

β

收斂和俱樂部收斂。就創新收斂研究而言，

σ

收斂研究的是觀測單元創新能力水平的變化，反映橫截面上的離差。創新

β

收斂研究的是觀測單元創新能力增量的變化，這是與時間序列相關的假說。其中

β

收斂分析是最常使用的方法，分為絕對

β

收斂和條件

β

收斂。國內外眾多學者從多個角度為區域創新收斂的存在性提供經驗證據。

（

一

）區域創新

σ

收斂性分析。

有學者

基於經濟收斂和技術追趕的背景，利用

OECD

國家資料計算變異係數進行實證

σ

收斂分析，研究發現各國在創新產出方面實現了收斂

。

王澤宇和劉鳳朝基於變異係數、泰爾指數、集中化指數等指標進行實證

σ

收斂分析，研究發現我國沿海地區自主創新產出空間分異呈現波浪形上升趨勢。區域創新

σ

收斂性的判定結果與指標選擇有關，由於變異係數能夠反映出各區域創新產出收斂域中位值的情況，因此近幾年大多數

σ

收斂分析以變異係數為準。

（

二

）基於普通面板模型的區域創新

β

收斂分析。

有學者

基於美國專利商標局提供的專利資料實證檢驗了歐盟國家是否存在國家創新產出收斂性，結果顯示許多國家有條件地趨同或收斂到自己的增長路徑

。

有學者

採用

R&D

總投入佔

GDP

的比重衡量創新投入，採用每百萬人的專利申請數量衡量創新產出，並構建了

Barro

收斂模型檢驗歐盟地區創新投入與產出的絕對收斂，實證檢驗結果顯示研發投入和專利申請量均表現出條件收斂，且專利申請的收斂性更強。劉鳳朝和沈能以我國

一九八五

-

二〇〇三

年三類專利收斂性為研究物件，發現外觀設計專利和實用新型專利增長在區域間呈現收斂趨勢，而發明專利增長呈現發散趨勢。

（

三

）基於空間面板模型的區域創新

β

收斂分析。

二十世紀九十

年代以來，隨著空間計量方法的迅速發展，學者們紛紛將關注點轉向空間溢位視角。研究發現，由於創新活動在地域上存在較強的空間相關性，區域創新能力的提升不僅依靠區域自身的創新要素，還依賴於其他區域創新要素的流動。潘雄鋒和張維維採用專利申請量作為衡量創新水平的變數，運用空間計量方法對

一九九〇

—

二〇〇八

年中國的區域創新收斂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僅存在條件

β

收斂。

王慶喜和張朱益利用

一九九〇

—

二〇一〇

年的專利申請資料考察了

31

個省份的

α

及絕對

β

創新收斂性，研究發現在考慮空間因素前後我國省際專利創新活動的收斂性不顯著。周迪、程慧平基於

二〇〇一

—

二〇一一

年中國區域創新價值鏈中知識創新、科研創新和產品轉化創新資料，建立空間面板模型進行收斂檢驗，結果表明知識創新和知識轉化創新水平呈現顯著的絕對

β

收斂，科研創新水平不存在收斂。孫建研究發現我國

一九九七

—

二〇一三

年間，

省級

技術創新存在內生俱樂部收斂的特徵。

黃德森和楊朝峰建立區域創新能力指標體系評價了

二〇〇六

—

二〇一三

年我國

30

個省份的創新能力，研究結果表明區域創新能力存在顯著的空間溢位，考慮空間效應後我國區域創新能力總體趨於發散，但存在著創新能力先進省份叢集和創新能力落後省份叢集的兩大俱樂部收斂現象。葉靜怡和劉雯建立空間動態面板資料模型，運用

一九八八

—

二〇一五

年省際專利授權資料分析了中國創新活動的創新增長收斂性，發現全國和三大地區的創新活動均呈現收斂性。

有學者

基於

一九九八

年至

二〇一五

年的空間面板資料，分析了不同空間尺度下創新產出的

β

收斂性，指出創新收斂速度的變化顯示出我國現階段在區域創新協調發展上取得了較大成就，並建議政府應透過頂層設計和政策引導推動企業技術升級和高新技術產業化。可以看出，不同學者依據研究物件及考察時期的不同，所選擇的創新水平表徵指標存在差異。針對我國的資料可得性現狀，選擇範圍主要集中在專利申請資料和專利授權資料。